當政治動物缺乏理性品德...
蘇復興／大學教師（高雄市）（路透資料照）

去年底我在高雄參加一場座談，一名哲學界前輩應邀致詞，提到亞里斯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的觀點。他檢視當下台灣政局，感觸良多地說，政治領域是人類最高成就的一項領域，「政治可以給人帶來最好的幸福和快樂」，「人如果要幸福，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品德。」

選後，這位前輩的話語一直在我耳畔嗡嗡作響，於是我決定重讀年輕時代涉獵的哲學書籍，一探究竟。我找到《西洋哲學史話》，作者威爾杜蘭對希臘哲人的思想提供了巧妙的詮釋。

杜蘭提到蘇格拉底對於雅典政治現狀的失望。他描述說，蘇氏看似「…絲毫不為政治的騷擾所拘束，閒逸地走過廣場，獵取對象長談…」，但對政情紊亂卻了然於胸，也深信有智之士才能把城邦治理得更好。可惜眼前事實是「單憑人數多即能獲得明智，此種迷信豈不是幼稚之至？人在群眾裡，總比單獨分離時愚蠢、凶暴而殘酷，這豈不是極其明顯的事？」當戰爭需要大家守口如瓶時，這位哲人終究因抱持貴族主義的思想，遭執政的民主派人士迫害。

至於柏拉圖，他所擔憂的無非就是愚民政治凌駕一切，以致獨裁政治應運而生。作者把這項顧慮描述得很生動，書中說道：「我們若把國家喻為一艘船，那麼，愚民政治便是妨礙其航行的一片荒海。」柏拉圖深切體認即便是民主政體，也難免會因為過分民主而瓦解，因而提出由哲王治理邦國的構想。他鄙視那些最狡猾最恣肆的諂媚者，因為他們自稱「人民的保護者」，藉此攫取最高權力。

反觀亞里斯多德，他反對柏拉圖式的理想主義，也不贊成民主政治拿錯誤的平等觀念做立論基礎。他批評：「民主政治的後果常常是有能之士為民眾所犧牲，而民眾則為詭計多端的人所操縱」。因此，他講求中庸之道，對於過激主義或政治上的「瘋狂戲碼」一概敬謝不敏。另外，亞氏強調人類生為政治動物，其獨特優點無非是具思考力。人類幸福的主要狀態應是一種立基於理性的生活，而良好德行也是不可或缺。

對於希臘三哲在二千六百年前所提的政治思想，杜蘭把它歸類為「民主式的貴族政治」，即是一種交由知識淵博、才幹非凡的少數人治理的政治體制。身處廿一世紀，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認真看待這類主張，而不斥之為明日黃花。

不過，三位哲人堅持管理國家者永遠必須具備發自於最高超的知識、理性，而且毫不受限的思想；他們領悟到若政治不是交由最賢慧者掌握，社會便無從得救，國家便無從強盛；另外，他們主張在合理社會制度下，只要大眾具清晰的洞察力，便可望確保社會的安寧、秩序及親善。在我看來，這些概念並非全是烏托邦式夢囈，而是確保良善政治的原理、通則。平心而論，不失為當下台灣政壇一劑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