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學棍一路走一路屌，是歪智之禍，亦長期包庇者之亂】

蘇哲安黎明何式擬鍾一諾之亂，是左翼在王座上的最後掙扎；不客氣地說，這個革命工程，從我N年前向梁文道開炮已經不能逆轉，到今日梁遭本地輿論界打從心底鄙視驅逐，只能在微信寫些甚麼武漢櫻花軟骨輕話歌功頌德、交心馬屁拍得春水過無痕，何況蘇黎何之流。

事情大概包括：

先有黎明去光榮冰室「放蛇」，以種族語言歧視之大罪、善意之矯飾，逼迫店主承認中國人、打擾左右為難的打工阿姐；

其夫鍾一諾則去《刺針》發文點名批評「光榮冰室」防疫政策涉及差別歧視；

後有白左教員抽秤袁國勇批評中國人野味習俗之幾句，宗文化相對主義，無限上綱演譯為「種族歧視」，還發公開信要求港大成立「自肅委員會」，表為要求調查，實為助豢「批鬥袁國勇，要其撤職」之激進建制派議程。

何式凝則多次上國際媒體抹黑，稱「反送中運動父權」、「運動只歌頌勇武派」；蘇哲安各種帖文，何式凝亦每必點讚，惺惺相惜；在公論批判之下，仆出一條新街，圍出一個新爐。

先要說明，如果學者抱持反西殖、教條反歧視、文化相對主義等價值觀，可說是學術旨趣或者玄談，在言論思想自由之前題理應包容。正如精神病人康復與否，社會亦應有善待空間；弱智人士亦有庇護工場，亦不妨視學院最深層為何黎之流庇護所；

然而上述數人，是付諸行動，配合北京自身洗白政策，將追究罪責和各地生死防疫之事，轉移為「歧視與否」，此是為不義；

袁國勇說幾句真話即遭圍剿，此等學院中人，卻助長批鬥學院學者之風，是為不忠；

團伙在「光榮」鬧事挑戰政策，卻搞著侍應阿姐要她們陪演真人騷，是為不仁；

黎明在公共輿論敗陣，又「屌住走」自稱「有所不為的反叛者」，落力演出不受庸眾理解、挑戰主流諤諤一士，又暗指香港人是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人，明明是自己先打壓香港人，得不到甜頭就扮弱者，是為不實；

不義不忠不仁不實都有，就是沒有廉恥。

黎明這種心高氣傲的學界綠茶，當然只有反駁，沒有反省。黎明將劣勢諸訴「社會學就是反叛，就是對主流作出異議」，社會學也成為作惡通行證。現代盤據在學院的左翼自由派，其實就是為反叛而反叛，而且也是深知紅線何處的反叛。此所謂反叛，只會向弱者抽刃，只會批判香港人「種族歧視」中國人、卻絕少踩中國紅線、向舉目可見的現象放一個屁；西藏維吾爾集中營、帶路沿線剝削、中國人歧視黑人，他們一個屁都不敢放，只會含糊說兩句「民族主義」之害，卻又要拉上「中國香港都一樣」，其實是對大惡視而不見，是變種惡性臭蟲論。

反送中之後，北京借故批鬥香港公民社會之風日盛，從醫療界、學者、傳媒、良心公務員等等，逐一掃蕩，黎明不會不知道，但還是和光同塵，跟北京議程前後腳會合。黎明等人確實反叛，但只敢在中國紅線之外反叛，甚至是順隨天朝在世界劃出的政治正確空間，才敢施展一下反叛。就好像技安猛打大雄，就以為自己很勇武，自吹自擂，自我感覺良好，小家子氣都不得了。

為反叛而反叛，不會帶來良性革新，只會變成「世人食飯醫肚，我就食屎，係咪好有型」，此乃經濟大革命不可行，文化馬克思走到末流之必然。

劉曉波曾經用過不少篇幅去批評白人左派，例如：

「西方左派帶有強烈青春騷動期的盲目性，對叛逆和標新立異懷有近於病態的偏好，常常僅僅是為反叛而反叛、為標新而立異，離家出走、四處流浪、校園造反、先鋒藝術、搖滾樂、同性戀、毒品、群居、亂交、不刮腋毛、列寧毛澤東格瓦拉的像章等……是他們藉助於對反叛的炫耀和對立異的招搖，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中吸引輿論註意力的標志，很容易在理論上陷於絕對相對主義，在行動上走向極端主義，在道德上淪為現實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偽善者，起碼是不自覺的偽善者。」

「他們想扮演預言新制度的先知、落後國家的代言人和國際正義的主持者，卻往往在實際上變成理論巫師、抒情觀光客和邪惡同謀，最典型的經驗例證，莫過於左派們主動介入國際政治而表現出的貧乏、弱智和不誠實。當他們為蘇聯的紅色帝國辯護和遮醜之時，當他們把毛澤東格瓦拉作為偶像崇拜之時，當他們贊美農業集體化和文化大革命之時，當他們為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而歡呼雀躍之時，特別當他們為恐怖主義做道義辯護之時，他們的姿態、吶喊、理論和價值觀必然被獨裁制度所利用，為野蠻的獨裁製度攻擊文明的自由制度，提供了保護弱者和提倡文化多元的藉口。」

為何黎鍾何等人相繼踩到鐵板，而聲援者日少？因為香港自一零年代始，西方新自由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雙重剝削之禍，在香港已經完全暴露血骨，社會全方位失陷，中國成為禍港根源人皆可見。優皮中產學院菁英的親中反美白左意識形態，已經越來越騙不到人，就如梁文道最終就如此。

過了反送中，香港左翼自由派、歐美現代墮落理想之宗徒，都要選擇自身。要不就成為一個具香港認同的自由派，要不就成為蘇哲安何式凝黎明。後者對所有事物，都是「去處境」形式處理，永遠說高話、說普遍理論，說得好聽就是「從未進入問題」，說得不好聽就是永續配合北京，以理殺人，謀自己反叛身姿和學院地位。

反送中為香港帶來一個遲來的思想整頓，單獨現實更顯突出，普遍幻覺退潮，甚至我們發現西人都不是同心同德，陷入中國滲透統戰舊秩序不能自拔；中美上世紀媾和輸出的思想秩序已經到盡頭，這些學院中人其實是面臨世變而不能適應，失去社運政治指導地位，跌落地拿返咋沙，唯有擺出一個武林高手隱居深山模樣，其實無料就是無料。

黎明聲聲言要避免「參與者拜物教」，其實就像某些邊緣政團，為解釋自己在反送中並無身位，唯有發展一套「我不參與抗爭所以我更明智更高尚」的「反中計論」，因為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美國政府某些形勢，港人做事反而是「送頭」，安坐家中才是顧全大顧；忍得住，反而高尚。真是笑死人。

黎明團伙以反歧視、反叛之名不斷批鬥他人，興風作浪，自己就十足十地陷入「不斷行動」魔咒，尾刀又插人「民粹狂熱分子」。整個香港都在避你們，但你們沒收手，論狂熱怎麼夠你們厲害？

反送中之後，其實左翼和自由派再不喜歡，都要選擇是不是要一往無前變成黎明何式凝。整個思想界固然左傾，他們由此陷入思想失範狀態和存在危機，但他們又「不想同任何人同路」，就變成無膽選擇之腦侏儒。有些人不能直斥其非，內心卻跟他們親近，就變和事佬、做延伸性閱讀，用各種方法來為他們說項，顯現出來卻是自身的不安和混迷。

有人用「學者就是講普遍理論，講終極理想」來為此等學界流氓辯護。學者身份不是擋箭牌，不是說學者歪言就無罪。陳云根也德國博士，然後你們也會批評「不戴口罩論」、「銀離子殺毒論」毫無科學根據，危害公共衛生，云粉是否也可以推說老師不是病毒專家，但本著一顆好心「韃鞭現實」，鼓勵大家反思？

如果說公共討論沒有資格論、唯理是尚，大學者硬說「太陽由西邊升起」也是等待被圍剿。說「社會樹立了學者作為批鬥對象」，都是去脈絡護短；我們鬧了警隊九個月，是因為我們「樹立了警察作為批鬥對象」嗎？是他們所作之事罪惡滿天，不是嗎？鬧林鄭，林鄭不如又說「社會沉迷批鬥官員，是反菁英民粹」，講得通？不是民粹，不是反菁英，而是你赤膊上陣欺壓弱勢，自作自受。不是學棍言論「不合時宜」，因為批鬥學者、以理殺弱、親中仇港吃裡扒外，放甚麼時候都是錯。不要假裝自己是「走得太前」，你們是走得太錯，形成公害還自鳴得意。

學者身份不是擋箭牌，有學者頭銜還胡言亂語，曲學阿世，不是比一般喱民更罪加一等？至於談甚麼「公共資格論」、或者「討論分寸說」，其實都是不敢直視黎明何式凝的邪惡。當代左翼不好談「是非黑白」，而愛談伸延閱讀、多角度反思、同情地理解……所以自由派這個知識集體，對現實世界之歪風與邪惡，完全沒有辨別能力，更遑論批判和抵抗。真正的法西斯中國現身，他們還顧著檢討香港人很歧視、很排外。這固然是智性問題，但最終還是道德問題。

文化道德相對主義去到最後，邪惡並不存在，只有各具特色的滿天神佛充斥宇宙。而當代白左及其東亞世界學舌者，都是「現代思想」的幽冥子孫。思想習氣游談無根所致，這個群體在過去十年所作，盡是陷害忠良，即合理發展。

梁天琦和其他很多人，即為此種是非不分之學風所埋葬。更妙是這些人又好倡普世道德，非見自己眼中樑木。然後他們見有批判，又暗自內心不滿，面不改容維持上流面孔，背後又好流言蜚語，留待將來有機會刺異見者一刀。

矯揉造作，鄙夷是非，以私非公，遭拆穿即顧左右而言他，說句「這個在報章批判我的是誰？」就當精神勝利。有人以屈穎妍比擬黎明何式凝之流。怎麼能比？屈婦開炮批鬥，都是堂堂正正，罷明車馬，可不會被反擊之後又扮弱者，滑不溜手兼彈出彈入，屈婦比她們還有integrity——至少對所服務者，屈婦盡了忠；「浪女」則無忠可言，還自視逾越了世界，是一大成就。

「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短短十二字常識，恐怕是現代知道份子一生參不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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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白左教員抽秤袁國勇批評中國人野味習俗之幾句，宗文化相對主義，無限上綱演譯為「種族歧視」，還發公開信要求港大成立「自肅委員會」，表為要求調查，實為助豢「批鬥袁國勇，要其撤職」之激進建制派議程。

何式凝則多次上國際媒體抹黑，稱「反送中運動父權」、「運動只歌頌勇武派」；蘇哲安各種帖文，何式凝亦每必點讚，惺惺相惜；在公論批判之下，仆出一條新街，圍出一個新爐。

先要說明，如果學者抱持反西殖、教條反歧視、文化相對主義等價值觀，可說是學術旨趣或者玄談，在言論思想自由之前題理應包容。正如精神病人康復與否，社會亦應有善待空間；弱智人士亦有庇護工場，亦不妨視學院最深層為何黎之流庇護所；

然而上述數人，是付諸行動，配合北京自身洗白政策，將追究罪責和各地生死防疫之事，轉移為「歧視與否」，此是為不義；

袁國勇說幾句真話即遭圍剿，此等學院中人，卻助長批鬥學院學者之風，是為不忠；

團伙在「光榮」鬧事挑戰政策，卻搞著侍應阿姐要她們陪演真人騷，是為不仁；

黎明在公共輿論敗陣，又「屌住走」自稱「有所不為的反叛者」，落力演出不受庸眾理解、挑戰主流諤諤一士，又暗指香港人是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人，明明是自己先打壓香港人，得不到甜頭就扮弱者，是為不實；

不義不忠不仁不實都有，就是沒有廉恥。

黎明這種心高氣傲的學界綠茶，當然只有反駁，沒有反省。黎明將劣勢諸訴「社會學就是反叛，就是對主流作出異議」，社會學也成為作惡通行證。現代盤據在學院的左翼自由派，其實就是為反叛而反叛，而且也是深知紅線何處的反叛。此所謂反叛，只會向弱者抽刃，只會批判香港人「種族歧視」中國人、卻絕少踩中國紅線、向舉目可見的現象放一個屁；西藏維吾爾集中營、帶路沿線剝削、中國人歧視黑人，他們一個屁都不敢放，只會含糊說兩句「民族主義」之害，卻又要拉上「中國香港都一樣」，其實是對大惡視而不見，是變種惡性臭蟲論。

反送中之後，北京借故批鬥香港公民社會之風日盛，從醫療界、學者、傳媒、良心公務員等等，逐一掃蕩，黎明不會不知道，但還是和光同塵，跟北京議程前後腳會合。黎明等人確實反叛，但只敢在中國紅線之外反叛，甚至是順隨天朝在世界劃出的政治正確空間，才敢施展一下反叛。就好像技安猛打大雄，就以為自己很勇武，自吹自擂，自我感覺良好，小家子氣都不得了。

為反叛而反叛，不會帶來良性革新，只會變成「世人食飯醫肚，我就食屎，係咪好有型」，此乃經濟大革命不可行，文化馬克思走到末流之必然。

劉曉波曾經用過不少篇幅去批評白人左派，例如：

「西方左派帶有強烈青春騷動期的盲目性，對叛逆和標新立異懷有近於病態的偏好，常常僅僅是為反叛而反叛、為標新而立異，離家出走、四處流浪、校園造反、先鋒藝術、搖滾樂、同性戀、毒品、群居、亂交、不刮腋毛、列寧毛澤東格瓦拉的像章等……是他們藉助於對反叛的炫耀和對立異的招搖，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中吸引輿論註意力的標志，很容易在理論上陷於絕對相對主義，在行動上走向極端主義，在道德上淪為現實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偽善者，起碼是不自覺的偽善者。」

「他們想扮演預言新制度的先知、落後國家的代言人和國際正義的主持者，卻往往在實際上變成理論巫師、抒情觀光客和邪惡同謀，最典型的經驗例證，莫過於左派們主動介入國際政治而表現出的貧乏、弱智和不誠實。當他們為蘇聯的紅色帝國辯護和遮醜之時，當他們把毛澤東格瓦拉作為偶像崇拜之時，當他們贊美農業集體化和文化大革命之時，當他們為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而歡呼雀躍之時，特別當他們為恐怖主義做道義辯護之時，他們的姿態、吶喊、理論和價值觀必然被獨裁制度所利用，為野蠻的獨裁製度攻擊文明的自由制度，提供了保護弱者和提倡文化多元的藉口。」

為何黎鍾何等人相繼踩到鐵板，而聲援者日少？因為香港自一零年代始，西方新自由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雙重剝削之禍，在香港已經完全暴露血骨，社會全方位失陷，中國成為禍港根源人皆可見。優皮中產學院菁英的親中反美白左意識形態，已經越來越騙不到人，就如梁文道最終就如此。

過了反送中，香港左翼自由派、歐美現代墮落理想之宗徒，都要選擇自身。要不就成為一個具香港認同的自由派，要不就成為蘇哲安何式凝黎明。後者對所有事物，都是「去處境」形式處理，永遠說高話、說普遍理論，說得好聽就是「從未進入問題」，說得不好聽就是永續配合北京，以理殺人，謀自己反叛身姿和學院地位。

反送中為香港帶來一個遲來的思想整頓，單獨現實更顯突出，普遍幻覺退潮，甚至我們發現西人都不是同心同德，陷入中國滲透統戰舊秩序不能自拔；中美上世紀媾和輸出的思想秩序已經到盡頭，這些學院中人其實是面臨世變而不能適應，失去社運政治指導地位，跌落地拿返咋沙，唯有擺出一個武林高手隱居深山模樣，其實無料就是無料。

黎明聲聲言要避免「參與者拜物教」，其實就像某些邊緣政團，為解釋自己在反送中並無身位，唯有發展一套「我不參與抗爭所以我更明智更高尚」的「反中計論」，因為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美國政府某些形勢，港人做事反而是「送頭」，安坐家中才是顧全大顧；忍得住，反而高尚。真是笑死人。

黎明團伙以反歧視、反叛之名不斷批鬥他人，興風作浪，自己就十足十地陷入「不斷行動」魔咒，尾刀又插人「民粹狂熱分子」。整個香港都在避你們，但你們沒收手，論狂熱怎麼夠你們厲害？

反送中之後，其實左翼和自由派再不喜歡，都要選擇是不是要一往無前變成黎明何式凝。整個思想界固然左傾，他們由此陷入思想失範狀態和存在危機，但他們又「不想同任何人同路」，就變成無膽選擇之腦侏儒。有些人不能直斥其非，內心卻跟他們親近，就變和事佬、做延伸性閱讀，用各種方法來為他們說項，顯現出來卻是自身的不安和混迷。

有人用「學者就是講普遍理論，講終極理想」來為此等學界流氓辯護。學者身份不是擋箭牌，不是說學者歪言就無罪。陳云根也德國博士，然後你們也會批評「不戴口罩論」、「銀離子殺毒論」毫無科學根據，危害公共衛生，云粉是否也可以推說老師不是病毒專家，但本著一顆好心「韃鞭現實」，鼓勵大家反思？

如果說公共討論沒有資格論、唯理是尚，大學者硬說「太陽由西邊升起」也是等待被圍剿。說「社會樹立了學者作為批鬥對象」，都是去脈絡護短；我們鬧了警隊九個月，是因為我們「樹立了警察作為批鬥對象」嗎？是他們所作之事罪惡滿天，不是嗎？鬧林鄭，林鄭不如又說「社會沉迷批鬥官員，是反菁英民粹」，講得通？不是民粹，不是反菁英，而是你赤膊上陣欺壓弱勢，自作自受。不是學棍言論「不合時宜」，因為批鬥學者、以理殺弱、親中仇港吃裡扒外，放甚麼時候都是錯。不要假裝自己是「走得太前」，你們是走得太錯，形成公害還自鳴得意。

學者身份不是擋箭牌，有學者頭銜還胡言亂語，曲學阿世，不是比一般喱民更罪加一等？至於談甚麼「公共資格論」、或者「討論分寸說」，其實都是不敢直視黎明何式凝的邪惡。當代左翼不好談「是非黑白」，而愛談伸延閱讀、多角度反思、同情地理解……所以自由派這個知識集體，對現實世界之歪風與邪惡，完全沒有辨別能力，更遑論批判和抵抗。真正的法西斯中國現身，他們還顧著檢討香港人很歧視、很排外。這固然是智性問題，但最終還是道德問題。

文化道德相對主義去到最後，邪惡並不存在，只有各具特色的滿天神佛充斥宇宙。而當代白左及其東亞世界學舌者，都是「現代思想」的幽冥子孫。思想習氣游談無根所致，這個群體在過去十年所作，盡是陷害忠良，即合理發展。

梁天琦和其他很多人，即為此種是非不分之學風所埋葬。更妙是這些人又好倡普世道德，非見自己眼中樑木。然後他們見有批判，又暗自內心不滿，面不改容維持上流面孔，背後又好流言蜚語，留待將來有機會刺異見者一刀。

矯揉造作，鄙夷是非，以私非公，遭拆穿即顧左右而言他，說句「這個在報章批判我的是誰？」就當精神勝利。有人以屈穎妍比擬黎明何式凝之流。怎麼能比？屈婦開炮批鬥，都是堂堂正正，罷明車馬，可不會被反擊之後又扮弱者，滑不溜手兼彈出彈入，屈婦比她們還有integrity——至少對所服務者，屈婦盡了忠；「浪女」則無忠可言，還自視逾越了世界，是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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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裡，幾乎不可能一日無音樂，音樂出現在各種用途，或怡情養性，或抒發心情．
　　在近乎太平盛世的台灣，總有人高喊：「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然而在人類音樂史上，將音樂用在砥礪人心、凝聚意識進而抵抗暴政的歷史由來已久，以宣揚政治理念為意圖的「抗議歌曲」，遠比想像中頻仍．近來最受矚目的，自然是香港運動的《願榮光歸香港》，這些宣揚自由、平等、人權與勇敢不屈的抗議歌曲，往往比單純娛樂的音樂，更能流傳後世．
　　在十九世紀的摩洛哥，曾有一位女子，以音樂嘲諷暴政，凝聚族人意識，群起抗暴，並為此獻出生命．
　　
標題：《Kharboucha，以庶民音樂抗暴的奇女子》
　
　　十九世紀時，在摩洛哥的Doukkala-Abda平原上，出現一位以民謠音樂作為抵抗暴政的奇女子，Kharboucha，在歌詞中譴責法國殖民者與地方首領Ai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並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一、〈貧困出身的歌者〉
　　
　　Kharboucha是農民起義的象徵，對抗殖民與地方政府的暴政，而她的武器就是她的歌聲與文字．
　
　　Kharboucha生平不詳，約出生於1895年，本名Hadda Al Ghaîtia，據信應無姣好面容，由於臉上有天花疤痕或雀斑，而被稱為Hwida 或Kharboucha（被刮傷的人），有時也稱為 Zerouala（藍眼睛的女孩），因頭髮非常捲曲，也被稱為Krida。
　　Kharboucha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Abda區最貧困的Oulad Zayd部落，一生在極度貧困中渡過，因其天生的音樂與民間詩歌（zajal）才華而備受矚目，迅速成為純音樂傳統Aïta的象徵人物．
　　
　　Kharboucha性格堅強勇敢，有才智與奉獻精神，雖不識字，卻將每一曲牢記在心裡，在混亂的無政府時代（稱為 ssiba），以歌聲讓人民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苦難與不公平對待，激勵人民起身抗暴，反抗壓迫和一切形式的不公不義，她的歌成為庶民音樂與農村進行政治抵抗的代表之一．
　　
　　
二、〈極權暴政下的反叛歌聲〉
　
　　若要了解Kharboucha的故事，必得先說說她所生存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摩洛哥被劃分為兩個大區，一是服從中央政權的Bled Makhzen，但僅限於主要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另一個是由龐大的反叛領土組成的Bled Siba，這些擁有軍事力量的部落首領往往依據自身利益，選擇對抗或服從Makhzen的權力，歷來蘇丹忙於征討或綏靖這些部落首領．
　　蘇丹Moulay Hassan Ier (1873 – 1894)駕崩，Abda區開始動盪不安，地方caids欺瞞拐騙部族平民，Doukkala和R'hamna等幾個部落開始反抗這些有勢力的caids。
　　Abda區域遼闊，從Safi一直延展到Marrakech，南到El Jadida，北到Casablanca，由幾個重要部落佔據，在這些首領裡，權力最大的Caïd，名叫Aïssa Ben Omar，出生於1841年，與Makhzen關係親密，是個出色的騎士，精通武器並訓練獵鷹，非常富有，後來擔任法國殖民政府的大臣，與殖民者合作．
　　Aïssa Ben Omar生性殘暴嗜血，他的兄長Mohamed ben Omar於1879年逝世，他繼承了Caïd頭銜，剛開始只是Caïd des Bhatra，爾後經由襲擊並搶劫其他部落，大大拓展權力範圍．
　　為了與Makhzen和睦相處，Aïssa Ben Omar按時繳稅給Makhzen，卻向人民徵收雙倍以上的稅收以中飽私囊，迅速累積大量個人財富，搞得民不聊生．隨著對權力與財富的胃口愈來愈大，Aïssa Ben Omar將所有最好的牧場權全保留給自己，辦了一個小型蘇丹式法院．由於他的妻子Fatna是已故蘇丹的後裔，讓他與Makhzen有姻親關係，更強化他的威望與權勢．
　　
　　民不聊生中，1895年， Ouled Zaid部族起義，反抗Aïssa Ben Omar濫權與徵收過多稅收，幾場戰役後，即使Makhzen 派兵增援，Aïssa Ben Omar仍損失過多兵馬，由於Safi是當時極為重要的貿易港口，眾人擔心會落入反叛軍手裡．
　　Ouled Zaid的戰鬥精神讓人吃驚，Aïssa Ben Omar派人去打探，得知部落軍隊由一位名叫Kharboucha的婦女領導，她創作Aïta詩歌，在節日與露天市集歌唱，頌揚Ouled Zaid的榮耀，譴責Aïssa Ben Omar的專制殘暴，表達她的仇恨與憤怒，以富有詩意的言語，充滿力道地嘲諷他，毫不畏懼地向他挑戰，甚至在歌曲裡，稱呼他為：「吃腐肉的人，害我兄弟喪命的殺手．」
　　
　　Kharboucha在部族的每一場慶典聚會裡吟唱，激發部族與暴政對抗的勇氣與決心，Aïssa Ben Omar完全無法忍受被一個女人嘲笑，決定使用詭計，邀請鄰近部落的名人士紳與叛軍在薩菲進行調解會議， Ouled Zaid同意了，他決定在城內一個中立地帶進行調解會議，由於雙方對彼此不信任，會議在一個大型棚子裡進行，該棚子屬於一個名叫Jorge的西班牙商人，棚裡空間寬敞，可以容納眾多戰士．
　　1895年11月，雙方代表團依約前來，經過漫長談判，開始起草合約，停止敵對狀態．
　　忽然，Caïd Aïssa Ben Omar走了進來，一語不發，以堅定腳步與平靜態度，穿越整個空間，停在部落首領Ould Charfa面前，突然舉起大軍刀，將他的頭切成兩半．Caïd Aïssa Ben Omar的人馬隨之響應，興高采烈地血洗這群被背叛的Ouled Zaid部族勇士．Aïssa Ben Omar下令把城門關上，防止任何活口逃逸．
　　Safi居民原本滿心期待談判結束，眾人可回歸平靜生活，不料卻被突如其來的屠殺哭聲給嚇傻了還以為是總督Benhima死了，所有人都將被屠殺，是而驚慌失措地想逃出城外，不料卻發現城門已經關上，現場一片混亂，發生踩死人的不幸，數百人受傷，卻得不到必要的協助．僥倖逃出城的Ouled Zaid勇士想躲到marabout du Saint Bou Mohamed Saleh，然而卻因Aïssa Ben Omar爪牙的追捕而在陵寢裡迷路，最後無人逃過大屠殺．
　　在悲傷的1895年，Marrakech、Tetouan、Rabat、Essaouira 以及Aïssa Ben Omar實質掌管的Berdouz 監獄裡，共囚禁了八百多名倖存的Ouled Zaid戰士，待Aïssa死於1924年，他的古堡被掠奪並在一段時間後被徹底摧毀。
　　
　　在陷害Ouled Zaid戰士後，Aissa Ben Omar趕盡殺絕，沒收Oulad Zayid部族的土地、馬匹與武器，洗劫村莊，殘忍地殺害許多族人．這場血腥鎮壓幾乎殺光Kharboucha所有家人與族人，部落領導人被處決．
　　
　　當下，Kharboucha成功逃跑，但很快被Aissa Ben Omar的爪牙逮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Aissa Ben Omar認為Kharboucha每一首歌都有顛覆性，為了報仇與羞辱她，Aissa Ben Omar要求她在他籌辦的每一場慶典裡，吟唱她為族人演唱的每一首曲子．
　　
　　晚會裡，Kharboucha再度以音樂挑戰Aissa Ben Omar，以歌聲宣告她永遠不會屈服於暴政，將永遠捍衛自己的人民與故鄉，指責他焚燒祖先的土地，殺害她的兄弟．在一些曲子裡，她描述自己如何承受Aissa Ben Omar的殘忍酷刑．
　　Aissa Ben Omar被徹底激怒了，將她關在閣樓裡，一把火燒了．
　　
　　然而藝術不死，Kharboucha啟發了後世aïta音樂創作，這些音樂家從她遺留下來的作品裡，汲取靈感，豐富aïta音樂．
　　Kharboucha生前有些知名詞曲為後來的摩洛哥音樂家所沿用，如：「你來自何方？我來自何方？」這些詞句是她用來提醒Aissa Ben Omar，Doukkala-Abda是同一塊也是唯一的土地，所有人難道不是從相同的地方來的嗎？到了最後，什麼都不會留下．
　　
　　另一種說法是，雖然Kharboucha痛恨Aissa Ben Omar這個暴君，永遠不會屈服在暴政之下，亦不受其財富誘惑，然而她卻與他的兒子陷入情網，並以嘲諷的方式承認這一點．
　　
　　Kharboucha傳奇的一生與悲慘結局，隨著時光流逝，漸化作一則神話，成為許多摩洛哥創作者的靈感來源。
　　
　　
三、〈Aïta，痛苦與希望並存的自由歌聲〉
　　
　　Aïta一詞為複數，同時具有呼喚、哭泣、眼淚、歌聲與承諾等含意，歌曲用來召喚他人一同分享幸福或痛苦時光，抑或團結以對抗社會不公，對生活多變與人類命運多舛的哀嘆與反思．
　
　　Kharboucha非常擅長使用zajal這個極富詩意的語言，被視為是aïta音樂藝術創始人之一，有些史學家認為是Kharboucha創造了這種特殊的音樂形式，該音樂的特殊性在於號召並動員人民，通常是由女性來吟唱，或者是由裝扮成女性的男性來吟唱．
　　
　　Aïta音樂的口述文字相當豐富，包含婚禮歌曲、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的故事，或是婦女的家庭生活，以及反殖民抗爭、對國家獨立的渴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等較政治性且嚴肅的議題．
　　「自由」是aïta另一個特色，歌者可放任自己的語調自由，將激盪情感化作具體樂音，以個人化方式，表現人們的苦難與希望．
　　
　　每一曲aïta都是由神秘性的爆炸開始，召喚阿拉與聖徒，哭喊逐漸轉變成歌謠，證實痛苦的存在並要求從中自我超越，既體現了痛苦與承諾，又體現了情感的深度，表達了同情在歡樂與痛苦中不變的號召，最重要的是圍繞cause進行交流。在Kharboucha一首作品中，她甚至以一種動人的方式，期待自己的死亡．
　
　　Aïta藝術源於東方的Beni Hilal阿拉伯人與當地的柏柏爾人口之間的歷史及文化交流，於大西洋平原上發展，不同地區的aïta有所不同，累積成豐富的口頭音樂遺產，例如卡薩布蘭卡、Chaouia和Doukkala地區的Marsaouia，Abda和Safi的Hasbaouia，Rabat和Zaër的Zaerya，以及Haouzia、Errhamna和Marrakech的鄉村民謠等．
　　長期以來，aïta被貶低為下里巴人的音樂，屬於典型的鄉村、部落與田園歌謠，遲至廿世紀中葉，才被引入城市音樂裡，得到更新．
　
　
四、〈阿任個人小感觸〉
　　
　　Aïta音樂對我們的閱聽習慣來說，頗為遙遠陌生，旋律與節奏上的變化不大，變化與趣味處更多是在歌詞，以極為自由的形式，讓歌者吟唱在地的庶民故事，抒發內心情感，也因此，若不諳該語言，確實難以進入音樂情境中．
　　仍可從那滄桑、粗糙且帶著顆粒的樸實嗓音，感受到真摯原初的情感，那是一種從貧瘠土地深處湧現的樂音，強烈赤裸的生命能量，無論歡喜悲傷，強烈直接，未經雕琢．
　　在我想像裡，那是某種形式的吟遊詩人吧，走唱人間，描繪底層故事，傾瀉庶民心聲，是個人詩歌創作，觸動著社群集體．
　　現代台灣，總有人高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我總想，講這種話的人，不過是希望大家通通閉嘴，不要吵他賺大錢，不要打擾到他個人清幽寧靜生活裡的小確幸．
　　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北非部落，有一位勇敢的奇女子，以音樂歌聲為武器，奮不顧身抵抗壓迫者，鼓勵族人為生命、為尊嚴而戰！
　　
　　是音樂，也是庶民故事，是歷史，也是抗暴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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