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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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流程：
由申請人自行選擇的醫療院所，透過申請人指定的醫師進行鑑定與評估。

2.併同辦理流程：
由衛福部公告的醫療院所，在指定的門診時間與診次進行鑑定與評估，不可指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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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並非醫療專業，不過這篇劉潤謙醫師撰寫的文章涉及 #偏鄉資源議題，該文作者與我都曾在澎湖服務也有密切的合作，看完這篇後，深感所言不虛。
所以要推薦給各位閱讀這篇〈十年公費，十年醫奴？延長下鄉年限不是偏鄉缺醫的解方〉：https://bit.ly/2KMywyT

題外話，來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過去在司法精神醫學領域的合作經驗：
這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精神科公費生，於澎湖下鄉服務，還完公費後又自願留任兩年才調回高雄凱旋。而我司法官學院結訓分發到澎湖地檢服務一年後也可調回本島，但也是多留一年，後來是因為要回到台大博士班上課，所以才調回新北。

劉醫師與我都曾經在澎湖服務，雖然我們分別在司法與醫療體系看似截然不同的領域，但是我們在司法精神醫學方面有密切的合作，關於偏鄉資源問題也有很多類似的感慨，雖然懷抱熱忱，但一己之力有限，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是在澎湖地檢署服務的第二年認識劉醫師，當時我注意到澎湖的精神疾患與酒癮犯罪議題亟需解決，而劉醫師當時擔任澎湖醫院身心科（精神科）主任，他對於司法精神領域議題不但有專長也有熱情，因此我們一起努力促成了地檢署與該醫院的一些合作契約，也推動了好幾個個案在司法與醫療合作的社會復歸。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能夠在澎檢推動 #偵查中司法精神鑑定（特別是羈押被告於案發後的即時鑑定）、 #刑前保安處分的無縫接軌、 #偵查中輕症轉介門診醫療 等措施，劉醫師其實也是幕後的推手，如果沒有他力排萬難的跨領域協助，我是不可能辦到這些「高難度任務」的。
除了精神疾患被告／受刑人的執行模式，在酒癮家暴被告、施用毒品被告等處遇領域，也都建立合作關係。

那段歲月面臨的困難、挑戰重重，每天都覺得很累，也常常在左支右絀下感到失望，但如今回憶那段努力點亮社會陰暗角落日子，覺得非常溫暖。

而以上的這些工作，在我到新北，所謂的「大都會」後，反而做不到。

許多檢察官、律師也常常問我「澎湖經驗」，很好奇為什麼我國偵查體系做不到的事情，反而在偏鄉離島能夠執行。
我們當時各自的團隊（醫院的醫護人員／地檢署的行政人員）也有合作與溝通熱誠，例如住院被告／受刑人突發狀況的即時聯繫、司法精神鑑定過程中醫院與地檢署的即時溝通，這也是促成合作的關鍵因素。
在那段期間，我也唸了許多司法精神醫學的文獻（包含手冊）、劉醫師也跟我討論了不少與法律有關的議題，彼此都從各自的領域跨出一步。

所以關鍵不是只有在人數、設備、財力，體系中人的熱誠與跨領域合作也很重要。
或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不只是在醫界，在司法（偵查）體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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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澎湖地檢期間司法精神領域有關的故事：
吳忻穎觀點：一封來自醫院的信─他們的犯罪人生不是沒有原因 https://bit.ly/39rJBQm
吳忻穎觀點：無彩青春離島版─一個智能障礙、思覺失調患者的人生故事 https://bit.ly/3fSED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