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爭光還是選手跑光？】​ ​ 因疫情延後一年的 2020 東奧，即將今天晚間七點揭開序幕，各國的運動員也陸續抵達東京進行賽事前的準備。 然而在開幕前卻有件小插曲攻佔了新聞版面，一名來自 🇺🇬 烏干達的年輕舉重選手，在接受例行篩檢前突然失蹤，包含教練、隊友等人都不清楚他的下落。 值得注意的是，這名選手離開時在飯店留下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想在日本工作，而不是回到生活困苦的國家」引發各界熱議。 這已經不是烏干達的選手首次在大型賽會期間「脫離」母國，部分日本民眾也擔憂失聯運動員可能會造成肺炎傳播的疑慮，一度造成恐慌。​ ​ 其實，中華民國體育史上也曾經發生過運動員「叛逃」的事件嗎？ 巧合的是，臺灣的叛逃事件同樣是發生在「東京」，只不過是 1964 年的東京奧運。 當時以 TAIWAN（中華民國）名義參賽的代表團，隊內其中一位射擊選手馬晴山，卻在比賽完突然失蹤……​ ​ 數日後他被日本警察扣留，他表示希望能向日方申請政治庇護，讓他返回「祖國」。 在當時的民主浪潮之下，由「自由世界」投奔「共產集團」的案例顯得突兀。 據他自己所說，他希望能「回故鄉與父母團聚」，不過政府自然不會採信這樣的說詞，認為一定是「受共黨煽動所致」。​ ​ 無論如何，馬晴山還是回到了另一個中國，並加入了中國的射擊代表隊，最終以公務員的身份退休並淡出群眾視野。 而經過這次事件，政府對於運動員可能藉出國比賽叛逃愈加提防，當然以現實考量，不可能禁止運動員參與任何賽事。 但政府也針對運動員的「忠誠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審查，直到 1989 年為止，在〈體育團體人員申請出國辦法〉中仍然可以看到「申請出國之體育團體暨體育人員以思想純正，無不良紀錄者為限。」這樣的字樣。 換句話說，被認定不愛國的體育選手就不能出國比賽了。除此之外，當年奧運也因為種種的陰影，間接使得運動員成績不佳，也促使政府針對運動員培訓做出重大改革。​ ​ 我們今日所熟悉的各種「體協」，也是因應這波改革而陸續成立，時至今日，臺灣依然是世界少數由政府來主導體育發展的國家（包含中國和北韓，而古巴的棒球項目也是政府主導）。 而在根深蒂固的制度影響下，不管站在圈內與圈外，這些從小栽培、出國比賽的運動員，是選擇「個人成績」還是「為國爭光」，可能也從來沒有選擇吧。 更多關於臺灣體育、體協、資源分配與選手佈滿荊棘的養成之路，請至網站閱讀【#林欣楷：為國爭光的背後：運動選手養成路仍未解嚴，我們只能不斷等待下一位「個案」明星神救援】

今天是7月1號，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從八零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讓經濟復甦，在各國協助之下，從第三世界走了出來，現在變成世界強權。 人民變得有錢，但是政治更加極權，在國際政治中更加的蠻橫，對於台灣更是朝思暮想的想要併吞，不只如此，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組織，中共都扮演著間接介入的角色，改變的遊戲規則。 甚至用一代一路將觸角，逐漸地伸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有如放高利貸的一般，讓這些國家的經濟基礎發展建設，左手換右手，完全被中共掌控。 從毛澤東時代的紅衛兵鬥爭、鄧小平時代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到江澤民時代藏獨的崛起，到今天為止習近平集合了這些人的特質，對於西藏、新疆、香港用非人權的對待，造成許多人無故被監禁、也造成許多人無故被姦殺（被自殺）、更有優勢的軍警情報系統，進行所謂的監控與集中營。 在在地破壞了許多家庭原有的生活，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就是在違反人權價值的環境之下慶祝，呼籲社會與國際必須更加關注相關人權議題。 國際社會原本希望用經濟力量讓人民覺醒，但是中國官員內部的貪腐，更加讓他們貪婪，繼續用極權的手段控制的人民，但是這些事情已經形成了國際社會高度的關心，台灣你要記住一句話「台灣的唯一敵人是中國；而中國的敵人是全世界」。 台灣要穩定的站在民主國家的立場，追尋自己走向正常化國家的路徑，更要關心中國人權問題，中國共產黨沒有管理過台灣任何一天，台灣依舊保持著民主制度的政治，必須與世界聯手，共同為人民福祉、區域安全努力。 #中共建黨百年 #習近平 #台灣 #人權 #紅衛兵 #六四 #藏獨 #新疆 #香港 #反送中 #民主 #人權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禍不單行？#疫情與政治極化〕   上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公布了 COVID-19 網路調查資料報告，結果顯示在疫情嚴峻的當下，似乎更突顯了極化政治下的防疫認知。  以當前討論度相當高的疫苗議題為例，泛藍和泛綠選民呈現相當兩極的調查結果。  今天政經八百要來跟壯士們聊聊的就是「極化的防疫認知」。   ▌極化的調查結果  當問到「滿不滿意政府採購疫苗的努力」時，僅有 1.9% 的泛藍民眾表示滿意，不滿意程度高達 98.2%；相較之下，泛綠有六成四民眾表示滿意。  而問到「願不願意打中國代理的歐美疫苗」時，泛藍民眾近九成表示願意，而泛綠民眾則有七成七不願意。  進一步比較受訪者在各項議題的立場，也能看出相較於獨立選民，具有政黨傾向的受訪者們呈現高度的極化。  以「相信陳時中」以及「地方可買疫苗」兩題為例，獨立選民相信和支持的比例分別是 58.5% 及 51.8%，相對趨中；  但泛藍民眾只有一成五信任陳時中、近九成支持地方自購疫苗；  反之，超過九成泛綠民眾相信陳時中，但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地方自購疫苗，立場呈現相當懸殊。（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   ▌全球化的極化現象  事實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年初針對美英法德四國的調查，對於「是否滿意政府的防疫作為」，僅有德國不分左右派民眾對政府防疫有相似的看法，差距僅約 11%；  反觀極化最嚴重的美國，左右派民眾認知差距達到驚人的 54%、英國也有四成的鴻溝在。   ▌疫情與極化的美國  以近年政治極化程度相當嚴重的美國為例，去年我們也寫過美選專文 #美國的政治極化 來探討這個現象的前因後果。  過去這一年來，美國的政治極化不僅因為大選而加溫，也被疫情所加劇，甚至反映在民眾的防疫認知和政府的防疫政策上，許多學者也對此進行大量的研究和調查。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三月的調查顯示，有 83% 的共和黨人滿意川普總統對 COVID-19 的因應，但同時僅有 18% 的民主黨人持同樣的觀點。  中研院歐美所博士後黃芳誼分析同期的資料後發現，美國民眾的個人防疫行為及政策偏好深受政黨極化影響。  共和黨民眾基於對川普的信任，因此較不願採取居家避疫，也較不支持政府嚴格的封鎖措施。  南加大資工系團隊利用 Twitter 標籤的數據分析，觀察到民主黨佔優勢的藍州用戶推文對於聯邦政府具有壓倒性的批評；而傾向共和黨的紅州用戶則在推文中使用更多支持川普的標籤。  ▌極化加劇的原因  加劇這樣極化現象的原因是什麼？黃芳誼的研究進一步提出解釋的原因。  她認為政黨認同不僅會影響民眾的個人防疫行為及政策偏好，也會進一步引導民眾選擇黨派化的資訊來源。  而黨派化的資訊來源也會發揮中介效果，同樣地影響民眾的個人防疫行為及政策偏好。  事實上在 2009 年 H1N1 流行期間，就有研究發現共和黨民眾在選擇黨派化的資訊來源後，更容易認為主流媒體誇大疫情，也就較不會去接種疫苗。  到了 2020 年 COVID-19 流行之際，選擇福斯新聞作為主要資訊來源的共和黨民眾們，依舊認為疫情被誇大了，也因而缺乏對病毒的正確知識。  密西根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的共同研究也得出同樣結論，媒體對於疫情的報導呈現高度政治化和兩極分化，並間接導致了美國的政治極化。   ▌極化對防疫政策的影響  這樣的極化造成更迫切的影響，便是在防疫政策上。  儘管配戴口罩是爭議最少的一項防疫措施，美國政治的極化依舊嚴重阻礙了大眾配合的程度。  數據顯示，共和黨人配合戴口罩的比例為 56%，遠低於民主黨的 74%。  芝加哥大學學者 Maria Milosh 透過多項研究設計發現，即使在強制戴口罩的禁令下，相較於民主黨人，川普支持者較不願意配合。  但當川普首次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後，其支持者對口罩持積極態度的推文數跟著激增，顯見民眾的防疫判斷被高度政治化了。  除了民眾配合防疫措施的程度有異，州政府的防疫態度也會因政黨而異。  土耳其柯克大學研究發現，民主黨執政州多遵循高於全國平均的嚴格政策來控制疫情，反觀共和黨州普遍遵循不太嚴格的政策。  ▌極化對接種疫苗的影響  到了今年，更具體的影響則反映在接種疫苗的態度上。（詳見圖8，資料來源：CIVIQS 2021.6）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臺灣，近期臺大政治系研究團隊調查發現，許多民眾將政黨傾向投射於各自政黨擁護的疫苗廠牌，導致民眾對疫苗廠牌的喜好呈現「藍-BNT／綠-莫德納」的分野，這對推廣疫苗普及不是件好事。  ▌結語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政治極化對於防疫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不僅會影響民眾配合防疫政策的意願，甚至會形成推廣疫苗的阻礙。  那有解方可以減少政治極化嗎？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研究以德國為例，認為如果跨黨派間在面對疫情時，能夠達成共識，或許能減少支持者的情感對立，提供一個減少政治極化的起點。  不過這說起簡單，要實踐還是相當有難度的，尤其在像我們一樣社會本就呈現高度分歧的國家，恐怕還是難以達成。  只能呼籲大家，盡可能理性判斷資訊，並落實防疫指示，相信我們能夠戰勝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