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在線：Netherlands On Line》4/18

* 【阿姆斯特丹"花車"街景的背後——美國男子愛妻之心】

裝飾著花朵、蝴蝶和鐘錶的色彩斑斕的自行車，已成為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獨特景色。

這些亮麗自行車的背後是一位被人們稱作「花車人」（Flower Bike Man）的美國男子Warren Gregory。

他的妻子患有癲癇，常常記不住停放自行車的位置，尤其是在「自行車王國」的荷蘭，尋找自行車變得更加困難。

Warren為了幫助妻子，用鮮花裝飾了她的自行車。他還裝飾了一堆廢棄的自行車，擺放在通往回家的路上，以免妻子迷路。

每一輛花車都有不同的設計裝飾，代表了愛與幸福。這些花車受到了各方的讚美，帶給街道活力，這也使Warren得到更多的動力裝飾自行車，把它們散置到整個阿姆斯特丹。

在荷蘭這個自行車文化盛行的國家，Warren的花車作品得到了廣大阿姆斯特丹市民們的喜愛與支持。

儘管這些花車曾被盜竊和故意破壞，但Warren並沒有放棄他的自行車裝飾創作。他希望他的花車能帶給人們微笑，帶來積極的能量。（圖片1-5）

* 【Nendo設計工作室推出「hyouri」燈籠系列正在《Life in Vogue》展出中】

日本設計界第一網紅工作室Nendo將在2021年《Life in Vogue》電子版雜誌展示最新的「hyouri」燈籠系列。

羅馬音「hyouri」，日語寫作「表裏」，意為「外部與內部」。設計靈感來自於從江戶時代中期（1603-1868年）成立的小嶋商店手工製作的「京都紙燈籠」的這一傳統工藝，還有日本寺廟和神社建築木材的使用。

傳統標準的京都燈籠以環形竹框充當燈籠的骨架，覆蓋上石棉紙。「hyouri」 則採用了高度透明的絲綢布料，設計成了一種輕巧的多層燈籠。「hyouri」系列作品共設計了10款。

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Life in Vogue》特別推出了虛擬空間展示設計。在柔光下的虛擬空間里，Nendo懸掛了這些結合傳統日本木材工藝和新式現代設計的燈籠。

「hyouri」系列在《Life in Vogue》網頁上展出到4月18日。

https://m.youtube.com/watch?v=s3M5Wf6_zto

* 【阿姆斯特丹新一件針對風力渦輪機的抗議活動】

阿姆斯特丹及其周圍市政當局安裝風力渦輪機的計劃再次遭到當地居民抗議，接下來的幾星期的每週六都將舉行一次抗議活動。抗議活動將在Zunderdorp城鎮開始。

據調查，該城鎮有97%的居民都讚成開發風能，但是整體反對風力渦輪機的安裝地點在距離城鎮350米的地方。

調查機構OIS建議將風力渦輪機放置在離城鎮600米以外，而市政當局隨後將距離減少至350米。

尚不清楚近距離的風力渦輪機對城鎮生活和周圍自然保護區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也是當地居民組織抗議活動的原因。

* 【將荷蘭水塔再利用改造成兩個獨特的住宅】

2020年荷蘭水塔獎頒給了由RV Architecture設計改造的的荷蘭水塔住宅，該獎項每年頒發給最佳改造水塔的設計者，目標鼓勵廢棄水塔的再利用。

改造的水塔建於1915年，位於荷蘭新萊克蘭鄉村的一個堤防旁。水塔由兩位堂兄弟於2013年共同購買，他們將周圍的土地改造，將水塔重新規劃設計。

建築師RV Architecture成功地將水塔建成了兩個設計獨特的住宅，滿足了家庭住宅需求。

RV Architecture把原先塔內的三層設計重新裝修成六層，包括了一個兩層高的花園房，以及兩套兩層的住宅。保持水塔原始六邊形的結構，以旋轉式佈局立面窗戶，一戶俯瞰萊克河，一戶觀賞鄉村風車景觀。

改造後的水塔住宅既保留了原本建築特徵，將古舊的水塔再利用，增添了嶄新的住宅功能，當然實現了可持續性住宅建設理念。這也是此此設計獲得荷蘭水塔獎的理由。（圖片6-10）

* 【荷蘭回收公司因可能用再利用土壤造成環境污染正被刑事調查中】

荷蘭回收公司Afvalstoffen Terminal Moerdijk未按照規定使用清潔土壤和瀝青，造成荷蘭各地至少十個項目環境被再利用的土壤污染。

這些項目應使用符合規範的加熱清潔的土壤。這種土壤與含焦油的瀝青混合，高溫作用下有害物質將被分解。清潔後的混合物可以當工業用地。

儘管ATM發表聲明稱其再利用的土壤符合標準規範，檢察機關懷疑該公司存在違規操作，使得仍存在有害物質的土壤污染了當地的地下水和地表水。

目前ATM正在接受刑事調查，該公司已經清理了使用再利用土壤的地面。

* 【荷蘭林地中帶有中央庭院的細長型石制別墅】

荷蘭知名建築公司Powerhouse Company在荷蘭南部的廣闊林地裡花費兩年時間打造了細長型石制住宅「別墅JM」。

別墅JM的設計宣傳標語是「長而迷人」。由天然石材和木材建成的單層別墅，整體呈細長的矩形，留一個大開口，可以看到內部的中央庭院。

別墅的外表由筆直的石牆與彎曲的玻璃牆組成，沈重的石牆代表著樸實和寧靜，曲線的玻璃牆又帶一種輕盈感，兩者相結合，使建築別具一格，為住戶提供了最佳的自然景觀，相對封閉的空間則保障了住戶的隱私。（圖片11-17）

現代都市香港為何如此迷信 - Matthew Keegan

在香港一個炎熱潮濕的日子裏，當地金融工作者李薇來到這座城市最繁忙的黃大仙廟，來使用一種名為「九神」的算命方法。

流行的做法是搖動裝有從1到100計數的「福簽」的竹管，直到其中一根掉到地上。每根木棒都有一個對應的故事，當寺廟裏的算命師給與一番解釋，就有機會看到你的未來。

李薇跪在寺廟主祭壇前的一個祈禱墊上，閉上眼睛，開始搖晃發財棒，專注於她想回答的問題。幾分鐘後，編號24的棍子掉在地上。她來到寺廟的算命長廊，這是一個有161個攤位的兩層樓。她在這裏遇到了擁有20年算命經驗的約瑟夫（Joseph）大師，根據李薇所尋求的職業指導來解釋她的算命棒。

在這個展位裏，約瑟夫大師坐在李薇對面，告訴她今年不要期望有任何晉升，她在工作方面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他說，總體來說，她的運氣一般。

李薇過去曾多次參觀過這座寺廟，她認為這一解讀是凖確的。「黃大仙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她說。「每當我對自己的未來有疑問或踟躕不定時，我都會來這裏。我覺得它是凖確的；那是過去的事了。」

李薇不信教，但就像每天進出寺廟的1萬名遊客一樣，她對當地的迷信習俗持開放態度。「說實話，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在某些方面都很迷信。這裏的大多數人會做一些事情來增加運氣或避免厄運。」

李薇說，是迷信讓她最近沒能租下一套新公寓。她說：「管理人員給了1404號房間。」「我不會把公寓看成是廣東話裏的『壓死凍死』。儘管他們給我的租金有很大折扣，我也不想冒險住在那裏。」

李薇並不是唯一一個積極避免或害怕任何與數字4有關的人，這種情況被稱為「四足症」。在廣東話中，四的發音與「死」相似。14和24被認為更不吉利，因為14聽起來像「壓死」，而24聽起來像「易死」。城市裏的公寓樓、酒店、辦公室甚至醫院經常跳過有這些號碼的樓層。

「這是一種迷信，」在香港做了10多年的風水師蔡偉雄（John Choi）師傅說。「即便在我的公寓大樓裏，40到49層也不存在。到39層就結束了，然後再從50層開始。而且沒有4樓、14樓、24樓和54樓。」

除了缺少樓層之外，在整個城市的建築和住宅外，另一個常見的景象是土地宮神社。這些小神龕通常位於建築物的正門外，用來供奉中國的土地之神土地公。人們認為，土地之神可以驅除負能量或鬼魂，並為居住在土地上的人們祈福。

蔡偉雄說：「這裏有許多人相信，神和神靈有巨大的力量來改變一個人的運氣或命運。」「你會發現很多商店的正門旁邊都有一個土地宮。它就像一個辦公室管理員，防止入侵者進入商店。」

蔡偉雄說，這個城市高度競爭的本質促使許多人相信迷信，以此增加運氣和機會。

「在一個競爭如此激烈的地方，你怎麼能超越別人？」蔡偉雄說。「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風水來提升運氣。」

「風水」，字面意思是「風和水」，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實踐，利用能量使個人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從而帶來更好的財富和健康。風水（安排或擺放建築物的做法）如今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因為違背了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信仰。

「當中國第一次禁止風水時，很多風水大師都逃到了香港，」蔡偉雄說。「一些人去了台灣，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如今，風水在香港仍然很受歡迎，蔡偉雄說，約有40%的開發商仍在徵詢風水大師的意見，為項目的最吉祥的設計方式出主意。諮詢價格一般從普通的8港元/平方英尺到高端的30港元/平方英尺不等。如果是新建築項目，每個項目的成本從100萬港元到幾百萬港元不等。

位於香港中央商務區的大部分摩天大樓都被認為是符合風水的建築。事實上，它們的許多設計特點都深受古代習俗的影響。

專家表示，市中心甚至發生了風水之爭。據說，這座中國銀行的摩天大樓像一把刀片，用它那被稱為「殺氣」的不吉利能量來切割周圍建築的財富。據稱，鄰近的匯豐銀行大樓在其屋頂上增加了兩個類似炮彈的物體作為防禦。

1989年，中國銀行大廈落成後不久，匯豐股價便跌至歷史低點。據稱，為了轉移這種負能量，匯豐將其像炮彈一樣的物體對凖了中國銀行。聯想控股稱，自那以後，匯豐的業績有所改善。

經過與風水專家長時間的磋商，匯豐銀行還在大門正前方擺放了兩座青銅獅子。在風水裏，獅子是保衛、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象徵。考慮到匯豐是世界第六大銀行，一些當地人喜歡撫摸獅子的鼻子和爪子，希望能從獅子身上沾到好運。

蔡偉雄說：「我們相信，觸摸一些風水寶器可以給自己帶來好運。」他說，這就像和幸運的人出去玩一樣，你會發現自己接觸到更多的好機會，但沒有任何保證。「中國有句古話，要想成功，70%靠努力，30%靠運氣。」

蔡偉雄大部分時間都在諮詢室內空間的設計，以確保客戶獲得最好的風水。如果一個建築是最近才建起來的，他會進入單位，計算門的位置，以帶來最佳運氣。「對任何單位來說，門都是至關重要的，」他說。門意味著帶來好運和繁榮。我們可以把門對凖一個非常吉利的角度，然後在一個吉祥的時候用風水羅盤來計算。他還為客戶提供最佳風水方面的建議，利用生日來確定事物的最佳方向。

根據蔡偉雄的說法，風水並不需要很昂貴。最經濟的方法是在某些地方擺放風水飾品。大多數時候你會看到「賜福之人」。這些小物品通常由黃銅製成，形狀像葫蘆，可以專門用來吸收負面能量，並將疾病和厄運的影響降到最低。

在香港，迷信也延伸到了死者身上。在祭拜先人的節日期間，包括4月份舉行的清明節，悼念者會焚燒紙錢、紙衣服、紙房子，甚至是紙做的智能手機和電視等最新產品。人們相信這些祭品會讓死者擁有幸福、富足的來世。

蔡偉雄說：「我們相信，如果你照顧祖先，他們會回報你祝福。」「我父親死的時候很窮。所以我們為他燒了很多東西，這樣以來他在來世就可以發財了。連我都這麼做了。這畢竟是個迷信的社會。」

香港迷信現象如此之多，其原因難以查明。英國此前在香港殖民已有150多年歷史，吸收了東西方的信仰，如今許多居民相信來自兩種文化的流行迷信。例如，香港人會避免從梯子下走過（在西方被認為是不吉利的），也會避免送鐘錶作為禮物（在中文裏，鐘錶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因為」鐘「這個詞聽起來和參加葬禮、表達敬意時的」送終「很像）。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張燕（Yan Zhang，音譯）撰寫過有關迷信儀式在驅趕厄運方面作用的研究。他說，人們相信迷信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獲得一種對周遭環境的控制力。

「迷信的行為讓人們有一種控制感，這讓他們感到不那麼焦慮或緊張，」張燕說。「宗教、科學和迷信都能幫助人們產生控制感和舒適感。香港不是一個特別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所以要想感覺好一點，你需要依靠科學或迷信。」

但無論原因是什麼，這座城市的迷信信仰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張燕說：「隨著時間過去，當人們更了解某些事物的運作方式時，迷信觀念可能會不斷更新。」「但我並不認為迷信會完全消失。考慮到人們永遠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有關迷信的信念會一直存在，只要我們能想象到。」

原文：BBC中文網

#社會

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原址即今日的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的東方大樓。魚夫繪。

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取名新高，係因日人新發現今天我們說的玉山比日本富士山還要高，因此呼之為：「新高」山。

這家書店位於榮町通與本町通（即今之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一段路口）的交會處，這十字路的四個角落各有一座仿巴洛克式的華麗大樓，也是臺北最繁華街廓的地標， 而新高堂的本來位置就是今日重慶南路一段121號的東方大樓。

1895年日人入臺，當時有位26歲的年輕人叫村崎長昶（1870-1950），時任陸軍省雇員，見證了基隆的臺灣授受式以及盛大的6月17日始政紀念式，那一年他決定展開人生的冒險生涯。他先是開設了一家事務所，承攬拓荒和交通運輸工程等，又經營土家買賣與融資業務而逐漸累積資本，1898年在「石坊街」（約今重慶南路以東的衡陽路）創立新高堂書店，起初是販售文具、書籍、運動用品、樂器與手工藝品的小店家，後來城外的杉田書店、文明堂書店等也搬遷進到城內來。到了1915年，為配合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的市區改正計畫，村崎拆了原建築，改築三層煉瓦量體，規模變成占地270坪的大書店，一樓擺放雜誌，二樓為圖書，三樓作大型集會之用。但從老照片看，書籍堆積如山，都頂到天花板去了，且初期還有臺灣瓦斯會社的贊助，使用瓦斯照明，整座自下而上燈火通明，在那個時代裡算是「燈光造景」之最了。

照片中右側的東方大樓為日治時期的新高堂書店。魚夫攝。

隨著移民的日本內地人逐漸增多以及殖民地教育的推展，且因與統治高層關係良好，新高堂竟長期壟斷公小學校的教科府與總督府的圖書採購。那時代「秀才中的秀才」臺北高校的學生要買教科書與充實最新知識，都得經常到這裡來選購，尤其到了每年4月開學期間，更是萬頭攢動，而一般外文書籍也是從日本迂迴來台，售價再叠上個一成五，加貼紫色標籤註明不二價，至於日本本土作家卻打折求售；其次也因離新公園近，因此也兼售露天音樂會的門票，順勢賣起了山葉出廠的鋼琴、風琴等，又因擁有大空間，所以也能開辦英語學習教室等。

日本時代書店也兼營出版業務，大抵以辭典、教科書、參考書和配合政令的出版品最多，譬如《算數受驗準備書》、《國語受驗準備書》、《小公學校兒童準備書》。新高堂最早的出版品有諸如1905年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十年史》、《臺灣巡撫トシテノ劉銘傳》。

1922年廢市街名，實施町制，新高堂書店一帶由榮町、本町等交織而成鬧熱滾滾的街廓，這裡四個角落裡除新高堂外，還分別矗立著賣攝影器材的西尾商店（今金石堂書店）、辻利茶舖（今星巴克咖啡店）和做營造建設的大倉本店（今正中大樓），華麗的歐式風格建築，經常成為明信片裡臺灣文明的表徵，其中有張照片顯示在重慶南路與新高堂緊鄰的一側還有出羽商店與佐藤時計，即為販售鐘錶，當時的日本政府提倡西方計時作息，在各大公共場合懸掛大鐘提醒，1921年臺北推出守時的「時間節」由各大時計店配合宣傳，後來成為固定的節日。

重慶南路成為街書店街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才形成的，戰後民生淍蔽、出版業式微，上述榮町、本町的榮景不再，本來人車分離的騎樓設計，開始堆滿雜貨、小販，日本人只能攜一千圓生活費離開台灣，所有資產都得留下，這新高堂書店則由當時出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找來林呈祿、范壽康等人共同創辦東方出版社。游彌堅是台灣人赴中投靠國民黨政府，戰後返台接收的大員，即所謂的「半山」，林呈祿是板橋林本源家族中人，日治時期積極從事民族自治與文化活動，而范壽康則為留日的中國人，戰後參加陳儀的團隊來台接收總督府圖書館，改名台灣省圖書館並任館長，不過他在1946年4月29日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公開指責台灣人「完全奴化」、反對「台人治台」等，引起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質詢，認為這是對台灣同胞的侮辱。

東方出版社成立之初，先是蒐羅日人留下的圖書，由於日本人引揚返日之前不能將書籍帶走，只好忍痛割愛，台北牯嶺街還成為舊書市場的集中地，至於漢文書冊，台灣人當時能閱讀者少，大部份由中國境內出版社來台設立分社出版或運來其他出版社的書籍，東方出版社初期曾編纂一部國語字典，實則是根據日本人在中國滿州編輯的字典改編而來，後來才確立「以出版兒童讀物為主力」的方向，1953年收起了日文書，發行《東方少年》月刊，最為膾炙人口。

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可是在重慶南路尚未趨沒落時，卻來不及受到保護而遭拆除，這家書店的消失，代表上一代日本印象已被剷除，但是戰後的一代，書店街的記憶卻也照樣人間蒸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