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在fast fashion當道，一季換一批衫的年代，士啤鈕的存在價值，可能連咖啡渣也比不上。 到底一條半年就收皮、兩舊水有找的U記九分褲，為甚麼要跟兩粒士啤鈕？貪佢好意頭嗎？記得以前蕭叔叔向佬編介紹過一套叫《角落生物》的作品，或者士啤鈕就與當中的炸豬扒邊與炸蝦尾一樣，都是被遺棄的存在。 所以執屋時翻出一箱舊「士啤鈕」，本打算隨手棄掉。但WFH就是無聊，除晒所有鞋帶然後綁過晒之後，多事的眼光竟情不自禁，飄向放在垃圾桶旁的那箱鈕扣。Alright，就試下玩玩吧。 有名你叫，spare button士啤鈕，補鈕當然是最直接的選項。對上一次落手落腳補鈕，應該要追朔到遠古的中學時代。當年就讀的學校，對儀容異常執著，校褸袖口少了一粒鈕也要擇名，擇夠四次記缺點一個（勿相認please），所以一不小心動作大扯甩了，就會上家政室偷針線補鈕。那顆金色的類金屬鈕，背後有個像聖誕燈飾一樣的直角鈕孔，針線直接穿過去，繞幾圈再打結，easy。 就算是裇衫上的四孔鈕扣，其實也不難。果斷地拔走裇衫上開始鬆的鈕，換上相同的款式，針線交差穿插，最後打個死結就ok。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比較「好」的裇衫，衫袖分叉位的鈕門是呈橫向的，那些最好不要亂碰，因為橫向鈕門要對得好準，一不小心就會對不上。 補完一輪，靈感來了，身也痕了，還想試下專登換粒錯色鈕，於是乎站在衣架前揀白老鼠。 西裝，不了，全套的正裝不適宜太flashy，還是平實好。返工裇衫，不了，本來就很怕那些撞色鈕的純色裇衫，好鬼MK。西褲，um，好像幾有趣，深灰西褲後袋換粒深啡牛角鈕，低調得來有點調皮，不錯不錯。Flannel shirt，幾正，大格仔 pattern第四粒換黑色鈕，無聊之餘自high夠爽。 但最滿意的還是一件淺藍Oxford裇，袖口尾二位換粒紅色布鈕，有點showy幾盞鬼。綜合而言，似乎就是要換在不起眼的位置，讓人不經意發現時有意外的驚喜，從此眼睛離不開。 就這樣玩了一個下午，最後連孖煙通都換了粒背殼鈕。沖完涼急不及待穿出來，當堂覺得精神爽利，好像終於100%佔有那條孖煙通一樣。女友問做咩咁雀躍，我向下一指，換來一個詭異的微笑。 原文刊於 @mings.hk

一把老鐵剪 據說是阿公阿嬤年代的黑鐵老剪刀 用針線 把之前別人給我東西時提著包裝用的麻繩 縫成一個隔熱墊 偶爾用一些短麻繩我就用來綁乾燥花掛在窗邊 太長的麻繩發現可以捲成一團再隨意縫線固定 以前的東西真的很耐用 剪子超銳利 因為常被找去拍時代劇 我日常會收集一些老物件 發現很多未拆封的庫存新品 或保存良好的東西 我都帶著感謝的心情買回來好好使用 惜物愛物 物盡其用 就是日常生活中 小小的環保實踐 只需要多用一點點心就可以了 #手作溫度 #物盡其用才是真環保

［原載於《立場新聞》 ］ 他明明曾經在此：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Ulay Was Here作品展 王樂儀 對於不少香港讀者而言，一談到Ulay，第一時間還是會想到他是人稱行為藝術之母Marina Abramovic的舊拍檔、舊情人。而其實，早在他們認識以前，Ulay已經從事攝影藝術，作品前衛，挑戰有關身份、性別、身體的主流想法。 Ulay，原名Uwe Laysiepe，是出生於1943年的德國藝術家，在七十年代開始駐於阿姆斯特丹。他早期最大爭議的作品，大概是There’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 (1976)。1976年冬天，Ulay走進了柏林的新國家藝廊（Neue Nationalgalerie），然後就將據說是希特拉的心頭好The Poor Poet(1939)夾在右腋下，一直跑到準備好的小貨車裡，逃離了保安的追捕。最後，他將油畫The Poor Poet，安然掛在一個土耳其家庭的客廳裡。在他所拍攝的紀錄片之中，他拿著油畫走進去，一位抱著孩子的土耳其母親和身邊的孩子，笑笑口，看著他把油畫掛到牆上。這幅油畫，其實是代表著德國人的身份，他在後來的訪問中說到。德國公民身份、土耳其勞工，以及藝術與國家所共謀而成的精英主義的種種議題，就在他拔足而逃的那一刻連結在一起。 身份，是他創作一直以來的關鍵詞。最早期，他創作了一系列的攝影拼貼作品，Renais Sense (1974)，通過剪貼照片將自己的面目、身體重組。有時是將自己穿著普通恤衫的上身，拼到穿著百褶裙的下身；有時將自己較為陽剛的右邊臉，與一個女人的右邊臉合拼；有時格格不入，但站到作品面前，凝視，看著看著，又發現可以是一張完整的臉。除了拼貼，其實也是比對。他的耳和她的耳、他的眼和她的眼，有時相似有時有異。Renais Sense，讀音與串法都其實像renaissance。感官復興有如文藝復興，如Ulay那時自覺為半男半女，或分別有著男女的面向。 除了男女身體拼貼，也有古怪的嬰兒照片。經過處理，或是動態拍攝手法，嬰兒都變得畸形，兩身重疊、多形多面的頭部，也呼應著他一直宣稱自己性別的兩面。然而，在有關他早期作品的展覽廳之中，除了羅列了他所創作的性別身份光譜，橫向揭露了他對身份的體驗，同時縱向地翻開內外，說明他的身體、他的肉和他的血，與身份那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他1972年完成的作品，GEN.E.T.RATION ULTIMA RATIO之中，他以保麗萊記錄了他的血肉實驗。他在自己前臂的表皮上先紋了GEN.E.T.RATION ULTIMA RATIO的字，而genetration 同時有著generation（世代）和gene（基因）的含意。之後，他把表皮剪下來，縫針線，以表皮成為了作品的重要部分。作品不免讓人想到身份的標記，而且也引來有關當年德國納粹分子所用來區分人的種種標記的討論。另外，他也以類近的創作模式，探索私密關系裡面的身份政治。譬如，就拿一把最普通的𠝹刀，在自己的腳背上開刀，然後穿上一位女伴的高跟鞋。作為觀者，觀賞同時挑撥感官，看著還是忍不住皺了眉頭。裡面、外面，都不可分割。有關這些作品，他如是說。 這次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辦Ulay作品展，設置十分有心思，也沒辜負Ulay的創作生涯。他與Marina Abramovich 的作品，只佔途中的一個展覽廳，有如他創作生涯中、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不輕，但其實也不長。而且，展覽也特別提到他創作的轉向，有關性別身份的思考。自從認識了Marina Abramovich之後，作品由男女分別共為一體的思考，轉到融為一體的雙性（intersex）的面向。Inter，也表明了兩者融為一體的過程，並不靜止，而是兩者一直互動。雖然他們很多作品，都在網上看過多次，然而有些作品，在寧靜空間之中，又有震撼處。在1980年創作的Resting Energy中，Marina左手拿著弓柄，而Ulay右手抓著箭拉著弓，他們向著彼此，微微仰後，互相借力維持動作。一直沒有留意的是，原來他們的心都貼著一個可以放大心跳聲的小機器。看著錄像，聽著他們的心跳加速，維持久了Ulay手指微顫，Marina有時發出細微哀鳴，兩人的身體與生存，都在互相撐持，又互相威脅。他們撐持了4分幾鐘，比起在長城的經典分手作，這更像兩人牽絆一生的關係的寫照。 他們的故事的終章，除了在MOMA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重逢作，其實也包括最毫無新意的勞資糾分，非常現實。然而，到後來發現Ulay早在2011就被診斷患癌，也令我想到，後來的勞資糾紛，會不會有一部分是為了養病。無論如何，與Marina分別以後，Ulay重拾他的攝影創作，多拍下不同形態的水瓶。水瓶對他而言就如身份、性別的載體，也像男女的性器。在那個展覽廳中，周遭圍著不同色調、大小、形狀的水瓶作品，中央橫放了Ulay的影像。他踡曲著身體，像一個胚胎的形狀，好像適合裝進廳內任何一個水瓶。 我發現Ulay其實是一個文字遊戲老手。他不少個人作品，都以玩字的方式命名。Renais Sense、GEN.E.T.RATION以及患病時期那幾乎同音異義的Pink Pain。拆字重組，或一詞多義，其實又呼應著他的創作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