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某天和同學一起提著垃圾袋，沿著圍牆走向校園最邊角的垃圾場。那同學應該不是在混的，然而不知怎地得罪班上一個女同學，女同學有在混的哥哥領著一幫高中生，截下了我們。幾個人圍住了他，幾個人圍住了我，這時女同學走來，對她哥哥說：「右邊這個不是。右邊這個是乖的。」高中生們於是讓出了我的路，我也就自己拖著垃圾袋繼續未完成的值日活。解決了垃圾袋，沿著原路回去，高中生們都走了，而同學竟在原地等我一起回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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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不曉得同學在我倒垃圾的時候受了什麼威嚇。倒是忘不掉女同學的那句「他是乖的」。前陣子看《我英》，日本黑幫頭子對少主說：「我們黑道是不能對普通人出手的。」想想，原來這樣的事是發生在我身上過的。我是普通人。我所不屬於的地方，基於我並不知悉的道義，主動保護著我的無關。然而那卻是被保護著的我人生裡最江湖的時刻啊。再也不曾被誰人包圍過了我往後的際遇。這些，就是我聽 COLD DEW 的時候想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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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然和歌有關，或許更是那些人。台北聽團仔的場子一眼看上去也不就是個武林嗎，奔三的我們確實不再以誰乖誰壞這種句子讓開誰的路了，只是偶爾我在 REVOLVER 小地方甚而連 LEGACY 排長長的隊，都覺得下一刻會有人圍住我，說：「你不是混的。」想辦法讓臉在一個地方待得夠久，久到這張臉在那個地方有意義，然而圈外感依舊時時刻刻截下我。我是真喜歡在 live house 換團的空檔聽熊和他認識的人聊天，一個又一個我還沒記住的樂手的名字，一段又一段我不明所以的八卦。有時熊會停下來為我解釋，有時不會，現在我比較喜歡他不的時候。因為如果他解釋的話，我就又是那個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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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團見證那晚，盧恩送我一張印有哲安的貼紙，說上頭是意識不能招待所那場演出的現場照片。我點點頭，怯怯伸手接下，說唉呀那場我不在。貼紙在口袋裡，四個紙角尖尖的，我的手指在口袋裡不斷碰著那些尖，聽盧恩和熊聊了好久，聽到四個角都鈍了。其實我仍深怕我的愛是乖的，我的愛是圈外的，我因書寫而被他們知道，像不會武功的王語嫣因為熟讀招式而被江湖知道。可王語嫣永遠不是武林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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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沒在混的人愛上，他們是會開心的嗎，抑或其實就像我所擔憂，他們心底終歸是客氣、不忍說破的，一邊隱隱想著那喜愛可能帶著些許錯解，一邊怯怯地，伸手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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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來不及和他們分享，一週半後我和胡靖看了另一場演出。完全不是聽團仔場子的那種演出。台上有主持人，歌與歌之間介紹曲目，歌手在台上帶著角色，歌也是名曲而非自己寫的。那又是另一個江湖了嗎？我坐在台下，忍不住想自己到底多久沒聽這種會在歌和歌之間介紹曲目的現場了，但隨即又想到，其實《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樂團，反而比較像這樣啊：主持人、國外來的熱門音樂、主唱試圖再現某個外國歌星的聲音，而非自己。心中掃過一遍熊書裡寫到的歷史，好想知道為什麼後來樂團的現場文明演化為另一種典型，熱門音樂時期的那種現場的標本卻反而被保存於不在聽團圈內的、或許當代聽團仔終其一生不會經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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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裡和胡靖聊了整整一個半小時，試圖釐清自己再也不習慣破壞劇場幻覺的現場演出的原因。連 talking 也避免講得像排演過的時代裡，原來我在一個更巨大的光譜裡終歸還是偏向這一邊的，有點感動，又感動得有點卑鄙。對胡靖說：「那下次換我邀請妳看團。」結果四天後疫情擴散，三級警戒，我至今還再沒走進過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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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只能透過鏡頭，我感激團員們總是對我坦率。其實，我的受訪者總是和善，每每聽聞曾有誰被受訪者暴怒洗臉都深感自己十足幸運，但或許那也正因為我總還不是那個有在混的？我感動哲安向我提到新墨鏡的時候體貼備註，那是先前一個如何如何的樂團 —— 其實因為愛人和超級尬團鼓手亮瑩組過團的緣故，我竟在二十出頭就聽新墨鏡了。偶爾，極其偶爾，會有這種發現自己竟在某條小徑上比江湖料想的更江湖的時刻，而那就足以讓遙遠未來的我在想起時歡欣整夜，如我想起自己曾被一幫混混讓路，因為不屬於而坐擁一整個垃圾場背景的魔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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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準備要錄 EP 了。三首歌，不過有半小時。我很期待。像王語嫣那樣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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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8 日，第四屆「意識不能招待所」，這系列由野花惹吵主辦，主打後搖、瞪鞋、迷幻等另類曲風的中型音樂節，在台北延聲音樂工作室繼續第二天的節目。在開場一首四分鐘無人聲的〈舊時〉、以 A 段繁複變速勾人心魄的〈山地情歌〉之後，COLD DEW 的貝斯手蔡瑀晟終於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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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大家好，我們是 COLD DEW。」他說，「他是主唱林哲安，然後我是貝斯手蔡瑀晟，然後他是吉他手吳征峻，然後他是鼓手吳征鴻。」然後、然後，不知是刻意還是真有種討喜的木訥，然而台下顯然捧場 ——「講得好！」有聽眾大喊。林哲安隨口接了句：「啊不然你順便講一下大家的職業？」蔡瑀晟竟真的介紹了起來：我還是學生、征峻是吉他老師、哲安是教科書編輯、征鴻最近考上研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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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迴響越來越熱烈，彷彿真的對他們的職業興味盎然。事實或許是底下的人都知道這場接下來沒有 talking 了 —— 成團以來，COLD DEW 不會講話這件事出了名，甚至當傷心欲絕吉他手官靖剛聽見他們演出，讚許之餘給他們的建議是「你們的歌不錯，但建議歌與歌之間加一些底噪做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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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心想也好，反正不擅長說話，索性採納建議，一場 set 八首歌，往往聽起來像兩首或一首長長的歌。曲與曲之間，偶爾是吉他手捕捉效果器的殘響，偶爾是延續上一首歌的澎湃音牆；有時也用極戲劇化的演奏音量或樂句做出劇烈對比，十足撩撥情緒。而如〈山地情歌〉那樣花俏的多段變速，則讓現場聽眾驚喜於樂手以絕佳默契所擦出的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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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串接、戲劇性極強的編曲，往後成為 COLD DEW 定番。「串接這件事情已經做到有點走火入魔，那時練團三分之二時間在練這個。」採訪時，林哲安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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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幾乎所有樂團的聽眾，COLD DEW 的歌迷當然也有儀式，比方〈六神無主〉這首歌必然是一整場 set 的最後一曲，比方〈海邊〉器樂時的衝撞；更深入一點的聽眾，可能會曉得四個團員聽表演時其實反而都是不衝撞的那種人。但假如只光聽音樂，人們不會知道被視為 COLD DEW 樂團特徵幾個要素，究其緣由其實都和串接歌曲這回事一樣隨性。「像細碎的吉他 delay 聲響這件事，其實我記得是因為早期做〈海邊〉現場，開頭有一大 part 是林哲安自彈自唱，我就覺得我不要在台上沒事幹，那就加一些。」吳征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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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吳征鴻的鼓也是這樣來的：「啊變速這件事，其實是哲安做歌的時候又在和我們講畫面了，說現在要進入一個地方這樣子。啊我就想說，進入一個地方的感覺，應該就是變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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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問老用一句畫面帶過所有做歌想法的林哲安，為何他的歌詞從早年個人時期創作的社畜生活牢騷，轉變為「阿～阿～阿～變成一朵雲」的朦朧詩派，他長長地嗯了一聲，說：「可能，是因為這幾年開始爬山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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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玄，更玄的是這個樂團留下的軌跡：沒有一夕爆紅，沒有可供討論的明確議題性，原只一口飯一口茶地上著演出的 COLD DEW，光靠著樂迷之間口耳相傳、招引各大舞台注目。2020 年，他們跑了 26 場表演，意思是平均每兩週就能在島嶼某處看見四人，演奏著他們酒精濃度 9.9％ 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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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各自狂放的改裝車，專訪樂團 COLD DEW：「做這種曲風，有人聽就不錯了」
https://bit.ly/3emH3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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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照片提供_ 盧恩瀚⠀IG@luenfilm
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Photography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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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年，記憶果然無法像風。女兒所受到的傷害，至今依然沒辦法完全癒合；常常在路上走著、走著，就驚嚇地錯覺當年施暴者仍如影隨形。

霸凌絕非只是單純的孩子欺負孩子的問題，它的成因，彼此牽絆，家庭的、學校的、社會的，千絲萬縷，不容易釐清。

據我的觀察，這些加害者多半是失歡的孩童。所謂「失歡」，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或是家長無暇管教、關愛的小孩；當然也有低成就的學生，因為在課業上無法得到肯定，就另謀出路，在拳腳上下工夫；也有些是由被霸凌者轉為加害人的。

摘錄自《#接住受苦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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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我一向關注霸凌議題，也常在版面上分享相關文章。不管是案例，還是如何應對，大致上都重複提了幾次。

但看廖老師這本書，看到母女都面對了霸凌，包括關係霸凌、言語霸凌、肢體霸凌，我感覺非常心痛。

被霸凌的經驗，可以是一輩子的痛，甚至可以嚴重到成為創傷。我跟家長與孩子一起面對的時候，常常一起進入無力、無奈的狀態。但這並不是簡單的事，常常我們也沒足夠的時間，把暗潮洶湧的情緒談清楚。

像是我遇到有孩子，遇到霸凌事件，內在會有一股對父母的氣惱。這是在互動比較深入之後，才討論到的情緒。在澄清之後，這股怒氣的緣由，類似「為什麼父母沒有好好保護我？！」

我再強調一次，我不認為面對創傷，是大多數人做得到的事。所以我很謝謝廖老師的努力，也心疼廖老師女兒的遭遇，光是用文字把這件事寫出來，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喜歡周志建心理師在新書中的一句話，想給各位朋友參考，摘錄於此：

「童年的創傷沒有過，你的日子就不會好過。」

祝願您，能試著在有能量的時候，面對過去；沒能量的時候，現在的日子過得去就行，專注當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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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記憶像風

【文/ 廖玉蕙】

我的女兒上國中，除了學校課業不甚理想外，她開朗、乖巧、體貼且善解人意，我們雖然偶爾在思及「優勝劣敗」的慘烈升學殺伐時，略微有些擔心外，整體而言，我們對她相當滿意，尤其在聽到許多同輩談及他們的女兒如何成天如刺蝟般地和父母唱反調、鬧彆扭時，外子和我都不禁暗自慶幸。

去年暑假，考高中的兒子從學校領回了聯考成績單，母子倆正拿著報紙上登載的分數統計表，緊張地核算著可能考上的學校，女兒從學校的暑假輔導課放學，朝我們說：

「事情爆發了！」

女兒每天放學總是一放下書包便跟前跟後的和我報告學校見聞，相干的，不相干的。這時候，大夥兒可沒心情聽這些，我說：

「別吵！先自己去吃飯，我們正在找哥哥的學校。」

飯後，核算的工作終告一個段落，長久以來，因為家有考生的緊繃情緒，總算得到釋放，我在書房裡和兒子談著新學校的種種，女兒又進來了，神色詭異地說：

「事情爆發了！老師要你去訓導處一趟。」

才剛放鬆下來的心情，在聽清楚這句話後，又緊張了起來。在印象中，要求家長到訓導處，絕非好事，我差點兒從椅子上跳起來，問：

「什麼事爆發了？為什麼要去訓導處？」

女兒被我這急慌慌的表情給嚇著了，她小聲地說：

「我在學校被同學打了，那位打人的同學另外還打了別人，別人的家長告到學校去……反正，我們老師說請你到訓導處去一趟。你去了，就知道了啦！」

這下子，更讓我吃驚了！一向彬彬有禮且文弱的女兒，怎麼會捲入打架事件？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怎麼從來沒聽她提起？我們怎麼也沒發現？

「是前一陣子，你到南京去開會的時候。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在和式房間看書，爸爸看到我的腳上烏青好幾塊，問我怎麼搞的，我騙他說跌倒的，其實就是被同學打的，我怕他擔心，沒敢說。」
「同學為什麼要打你呢？你做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怎麼讓人給打了，還不知道原因。事有蹊蹺，當天傍晚，我在電話中和導師溝通，更震驚地發現，毆打不止一回，女兒共被打了四次。據導師說，這是群毆事件，領導者有三位，三位都是家庭有問題的女孩子。其中一位經常扮演唆使角色的R，與外婆同住，外婆當天被請到訓導處時，還拍案怒斥訓導人員誣衊她的孫女。遭受不同程度威脅或毆打的女孩有數位，其中，以我的女兒最慘，十天之內，被痛打四回，導師希望我到訓導處備案，以利訓導作業。放下電話，我覺得自己的手微微發抖，我不知道，一向聒噪且和我無話不說的女兒，在我遠遊回來多日中，怎能忍住這麼殘酷悲痛的事件而不透露半點風聲。我因之確信她一定遭遇到極大的壓力，果然不出所料，在外子和我款款導引下，她痛哭失聲，說：

「K威脅我，如果我敢向老師和爸媽告狀，她會從高樓上把我推下去，讓我死得很難看！」

我聽了，毛骨悚然。女兒接著補充說：

「何況，我也怕爸、媽擔心。」

我止不住一陣心酸。平日見她溫順、講理，不容易和別人起衝突，也忽略了和她溝通類似的校園暴力的應變方法，總以為這事不會臨到她頭上，沒想到溫和的小孩，反倒成了暴力者覬覦的目標。而最讓人傷心的，莫過於沒讓小孩子對父母有足夠的信任。

和外子商量過後，我們決定暫緩去訓導處備案，因為，除了增加彼此的仇視外，我們不太相信，對整個事件會有任何幫助，我們決定自力救濟。當然，這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我們都不認為十三、四歲的孩子會真的壞到哪裡去，多半是一時糊塗。尤其是知道這些孩子全是出自問題家庭，想來也是因為缺乏關愛所致，亦不免讓人思之心疼。於是，我想法子找到了主事的三位學生中的兩位T、R學生的電話號碼，K同學並非女兒的同班同學，據云居無定所，且早在警局及感化院多次出入。

當我在電話中客氣地說明是同學家長後，接電話的R的外婆，隨即開始破口大罵訓導人員的無的放矢，任意誣衊，足足講了數分鐘，言詞之中充滿了敵意。我靜靜聆聽了許久後，才誠懇地告訴她，我並非前來指責她的孫女，只是想了解一下狀況，外婆猶豫了一會兒，大聲喝斥她的孫女說：

「人家的家長找到家裡來了啦！」

電話那頭傳來了模糊的聲音，似乎是女孩不肯接電話，外婆粗暴地說：

「沒關係啦！人家的媽媽很客氣的啦！」

小女孩自始至終否認曾動手打人，我原也無意強逼她認錯，只是讓她知道，家長已注意及此事，即使未親自參與毆鬥，每次都在一旁搖旗吶喊也是不該。

第二位的T在電話中振振有辭的說：

「她活該。為什麼她功課不好，我功課也不好，可是，老師每次看到她都笑咪咪的，看到我卻板著臉孔，我就不服氣。」

如此的邏輯，著實教人啼笑皆非。我委婉的開導她：

「你如果看我女兒不順眼，可以不跟她一起玩；如果我女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告訴她改進，或者告訴老師或我。不管如何，動手打人都不好，阿姨聽說了女兒挨打好心疼，換作是你挨揍，你爸媽是不是也很捨不得的呀！」

T倔強地回說：

「才不哪！我爸才不會心痛，我爸說，犯錯就該被狠揍一頓。」

後來，我才知道，T在家動輒挨打，她爸打起她來，毫不留情。

當我在和兩位女孩以電話溝通時，女兒一旁緊張地屏息聆聽，不時地遞過小紙條提醒我：

「拜託！不要激怒她們，要不然我會很慘。」

我掛下電話，無言以對。

兩位女孩都接受了我的重託，答應我以後不但不再打女兒，而且還要善盡保護的責任。我相信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是會信守承諾的，她們有她們的江湖道義，何況，確實也沒有什麼嫌隙。

事隔多日的一個中午，女兒形色倉惶的跑回家來，說是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K，在逃學多日後，穿著便服在校門口出現，並揚言要再度修理女兒，幸賴T通風報信並掩護由校園後門逃出，才倖免於難。看著女兒因過度緊張而似乎縮小了一圈的臉，我不禁氣憤填膺。這是什麼世界，學校如果不能保護學生的安全，還談什麼傳道、授業、解惑！

我撥電話到學校訓導處，訓導主任倒很積極，他說：「我剛才在校門口看到K，我再下去找找，找到人後，再回你電話。」

過了不到十分鐘，電話來了。我要求和K說話。我按捺住胸中怒火，K怯生生地叫「蔡媽媽」，我心腸立刻又軟了下來。這回，我不再問她為什麼要打人了，我慢慢了解到這些頭角崢嶸的苦悶小孩打人是不需要有什麼理由的，瞄一眼或碰一下都可以構成導火線。我問她：

「聽說，你一直沒到學校上課，大夥兒都到校，你一個人在外面閒逛，心裡不會慌慌的嗎？」

女孩兒低聲說：

「有時候會。」
「為什麼不到學校和同學一起玩、一起讀書呢？」
「我不喜歡上課。」
「那你喜歡什麼呢？……喜歡看小說嗎？」
「喜歡。」

我誠懇地和她說：

「阿姨家有很多散文、小說的，有空和我女兒一起來家裡玩，不要四處閒逛，有時候會碰到壞人的。」

女孩子乖乖地說了聲「謝謝」，我沉吟了一會兒，終究沒提打人的事。嘆了口氣，掛了電話，眼淚流了一臉。是什麼樣的環境把孩子逼得四處為家？是什麼樣的父母，忍心讓孩子流落街頭？我回頭遵照訓導主任的指示，叮嚀女兒：

「以後再有類似狀況，就跑到訓導處去，知道嗎？」

女兒委屈地說：

「你以為我不想這樣做嗎？她們圍堵我，我根本去不了。」

過了幾天，兒子從母校的操場打球回來，邊擦汗邊告訴我：

「今天在學校打球時，身後有人高喊K的名字，我回頭看，遜斃了！又瘦又小，妹妹太沒用了，是我就跟她拚了。」

女兒不服氣地反駁說：

「你別看她瘦小，那雙眼睛瞪起人來，教人不寒而慄，好像要把人吃掉一樣，嚇死人哪！」

事情總算解決了，因為據女兒說，從那以後，再沒人找過她麻煩，我們都鬆了口氣，慶幸漫天陰霾全開。

今年年初，時報舉辦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一連兩天，我在誠品藝文空間參與盛會。那夜，回到家，外子面露憂色說：

「很奇怪哦！女兒這個星期假日，成天埋首寫東西，畫著細細的格子，密密麻麻的，不知寫些什麼，不讓我看。」

夜深了，孩子快上床，我進到女兒房裡和她溝通，我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和我說，她起先說沒有，我說：

「我們不是說好了，我們之間沒有祕密嗎？」

女兒從書包裡掏出那些紙張，大約有五、六張之多，前後兩面都寫得滿滿的，全是她作的噩夢和那回被打的經過，像是在警察局錄口供似的，我看了不禁淚如雨下，差點兒崩潰。原先以為不過是小孩之間的情緒性發洩，沒想到是如此血淋淋的校園暴力。

……

女兒細細的小字寫著：

第一次：那一天是星期五，十五班的K跑來，叫我放學後在校門口等她。下課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門口等我，還噴了香水。她把我騙到隔壁興隆國宅二樓，我才放下書包，一轉身，她就變了一個臉，凶狠地問我一個我聽不懂的問題，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就打了我好幾個耳光，我愣了一下，她打我？我真是不敢相信？我和她無怨無仇，她為什麼打我？我跟她扭打在一起，她拉我的頭髮，我扯她衣服，她抓住我的頭髮把我丟出去，我整個跪到地下，也就是所謂的「一敗塗地」，她把我從地上拉起來恐嚇我「你要是敢講出來，我就把你從樓上推下去」，我怕得要命，因為氣喘病發，正喘著氣，突然從圍觀的人群中跑出來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女人對我吼：「你還喘！喘死啊！」說完，又給我一個耳光，我整個人又跪到地上去。我因為害怕，什麼都聽她的。出了國宅，我真的忍不住哭了！我哭的原因是因為我好膽小，而且我不甘心啊！我竟然就這樣傻傻地被她打！她還說我說話很屌，屌是什麼意思啊？我從來沒有這樣屈辱過，連爸媽都從來沒有打過我啊！她憑什麼打我？我恨死她了，我生平沒恨過什麼人，我發誓與她勢不兩立。

第二次：暑期輔導中午，K突然從校外跑來（她沒有參加輔導），約我去國宅十二樓talk talk，我很膽小，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她去，一到十二樓，她就說：「上次你扯我衣服，害我整個曝光，你今天是要裸奔回去？還是被我打？」她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我考慮了一下，就選擇挨打。她打人很奇特，不只是打臉，連後腦勺一起打，我被她打得臉熱辣辣的，腫得像豬頭皮似的，我實在痛得受不了了，請她等一下。我用手往牙齒一摸，手上都是血！她凶狠地說：「今天饒了你，算你走狗運！」走的時候，又恐嚇我不准講，要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第三次：這一次本來是要找班上另一位同學的麻煩的，那位同學跑了，所以就找我。她們又問我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問一句，揍我一下，這一次真的很慘，T、K二人連打帶踢地弄得我全身是傷，膝蓋上一大塊青腳印，久久不消。這次，嘴巴又流了好多血，啊！我真是沒用啊……

第四次：這次是在參觀資訊大樓時，T把我堵到廁所裡，又是拳打腳踢……
K：我到底是哪裡讓你看不順眼，為什麼一定要動手打人呢？這樣你又有什麼好呢？這樣打人是要被……

有一天我夢到我當上了警察，我們組長要我去興隆國宅抓兩名通緝犯，一是K，一是T，我到興隆國宅時，果然看到她們又在打人，我立刻上前制止，趁機從背後將K的雙手反扣，交給同事帶回局裡；再轉身冷冷地朝T說：「我這一次放你走，希望你改過，別讓我再抓到，不要讓我失望。」她問我：「你到底是誰？」我把證件拿給她看，她嚇了一跳，馬上向我下跪……

前兩天我又夢到K，她完全失去了凶狠的眼神，變得脆弱不堪，我勸她：「回家去吧！再不回家，妳媽要得相思病了！」K問我是誰？我告訴她，我就是以前被她打三次的人，我勸她改過向善，並幫她找回了媽媽，她高興地流下了眼淚……
…………

……

我一邊看，一邊流淚，這才知道，我們的一念之仁是如何虧待了善良的女兒。那樣的暴行對她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而那些施暴的孩子的行徑，著實可用「可恨」或「可惡」來形容。我必須慚愧的承認，如果我早知道那些孩子是如此殘忍地對待我的女兒，我是絕不會那樣委曲求全地去和行凶者打交道的，我也深信，沒有任何一個母親會加以容忍的，我是多麼對不起女兒呀！

可是，事隔半年，為什麼會突然又舊事重提呢？

「不是答應過媽媽，把這件事徹底忘掉嗎？」
「最近考試，老師重新排位置，那兩位曾經打我的T、R同學，一位坐我左邊，一位坐我前面，我覺得好害怕！雖然她們已經不再打我了，可是，我想到以前的事，就忍不住發抖……」

我摟著女兒，心裡好痛好痛，我安慰她：

「讓我去和老師商量，請老師掉換一下位置好嗎？」

女兒全身肌肉緊縮，緊張地說：

「不要！到時候她們萬一知道了，我又倒楣了。我答應你不再害怕就是了！」

外子和我徹夜未眠，不知如何是好，女兒柔弱，無法保護自己，強硬的手段，恐怕只會給她帶來更大的傷害，我們第一次認真地考慮到轉學問題。一連幾天，我打電話問了幾間私立教會學校，全說轉學得經過學科考試，篩選十分嚴格。想到女兒不甚理想的學科成績，只好怏怏然打退堂鼓，上帝原來也要檢選智慧高的子民，全不理會柔弱善良的百姓。我在從學校回家的高速公路上，望著前面筆直坦蕩的公路，覺得前途茫茫，一時之間，悲不自勝，竟至涕泗滂沱。

正當我們幾乎是心力交瘁時，女兒回來高興地報告：

「老師說，下禮拜又要重新排位置，媽媽不要再擔心了……媽媽，真是對不起。」

那夜，我終於背著女兒和導師聯絡，請她在重換位置時，注意一下，是不是能盡量避免讓她們坐在一塊兒。老師知道情況後連聲抱歉，並答應儘快改進，臨掛電話前，導師說：「你那女兒實在可愛，她一點也不記仇，上次班際拔河比賽，她拚命為T加油，我一旁看著她喉嚨都喊啞了，臉紅嘟嘟的……我有時候上了一天課，好辛苦，偶爾上課時，朝她的方向望過去，她總不忘給我一個甜甜的笑容。蔡太太，你也是當老師的，應該會知道，那種窩心的感覺，當老師的快樂不就是這樣嗎？真是讓人心疼的孩子！」

第二天傍晚，孩子放學回來，我聽從導師的建議，和女兒一起到七樓陽台上把她寫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紙條全燒光，希望這些不愉快的記憶隨著燒光的紙片兒灰飛煙滅。

紙片兒終於燒成灰燼！我轉過身拿掃把想清掃灰燼時，突然一陣風吹過來，把紙灰一股腦兒全吹上了天空，女兒惘然望著蒼天，幽幽地說：

「如果記憶像風就好了。」

記憶真的會像風嗎？

……

注記:記憶終究沒有能夠像風

校園霸凌現象，終於在事態日益嚴重及媒體持續的追蹤報導後，引起教育部及監察院的注意。其實，所謂的霸凌事件由來久矣，學校束手、家長絕望，許多的受害者籠罩在受害的陰影下度日，早已不是新聞，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十六年前，女兒甫上國一時，我就用這篇〈如果記憶像風〉的文章，敘寫女兒在學校被霸凌的經過，飽嘗拳打腳踢滋味的女兒期望那些可怕的記憶能像風一樣消逝無蹤。當時，在暗夜中，我含著眼淚，用著顫抖的手，一字一句寫下被害經過及我們當時的處置方式，內心淌血，感覺孤立無援。多麼希望那些文字能引起教育單位的注意，後來證明只是徒然。身為教育工作者，從來沒有一刻像當時那般感到挫敗、束手。連女兒都保護不了的人，還談什麼教育別人的孩子！我甚至因此有些自暴自棄。

事隔多年，記憶果然無法像風。女兒所受到的傷害，至今依然沒辦法完全癒合；常常在路上走著、走著，就驚嚇地錯覺當年施暴者仍如影隨形。想到一向以為最安全的校園，竟然淪為暴力相向的場域，就讓人感到惶惑不安。據報載，全國校長協會呼籲，教育部應修正「學生輔導管教辦法」，賦予學校教師合法、合理管教權，並與內政部等單位協調，將家長的相關責任納入，政府、學校、家庭一起合作，才能將霸凌趕出校園。聽到這樣的消息，真是讓人沮喪！校長想到的居然只是擴充所謂的「管教權」。暗示大眾只要老師擁有「合法、合理」的管教權，就能將這些霸凌的學生制服；甚至有人建議將霸凌的學生隔離、轉學，這真是愚蠢又可怕的想法！什麼叫「合法、合理的管教權」？這是體罰復辟的意思嗎？是發給每位老師一把槍作為威嚇之用嗎？還是誰不乖就將他逐出校園？逐出之後呢？施暴學生轉移陣地，未來不還是社會的問題嗎！

霸凌絕非只是單純的孩子欺負孩子的問題，它的成因，彼此牽絆，家庭的、學校的、社會的，千絲萬縷，不容易釐清。據我的觀察，這些加害者多半是失歡的孩童。所謂「失歡」，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或是家長無暇管教、關愛的小孩；當然也有低成就的學生，因為在課業上無法得到肯定，就另謀出路，在拳腳上下工夫；也有些是由被霸凌者轉為加害人的。這些學生的行為固然可恨，但孰令致之？才是值得我們大人好好思考的。

社會沒有提供祥和的氣氛，大人沒有做出良好的榜樣，動輒洗門風、動私刑；媒體新聞為追逐視聽、閱報率，著意追逐腥羶色；電影及書本的分級制度沒能徹底執行，讓仍在是非邊緣猶疑的年輕人，輕易接觸血腥暴力作品，錯認糾眾結黨的行兇者為英雄；而我們的某些不肖的民意代表為求取選票，常常罔顧是非曲直，任意關說，干涉公權力的行使，間接姑息養奸；另外，那些學子們所崇拜的所謂綜藝偶像，不時在節目中用言語羞辱弱勢來賓，又何嘗不是另類霸凌？……在這樣的氛圍下，學校不言「教」，卻逕自要求擴充「管」！讓「管教權」凌駕教育最終極的目標—讓學生得到應有的溫暖指導及智育之外的德、體、群育的肯定，我以為這樣的威權思考，只會讓問題雪上加霜。

不可否認的，許多家長不盡成熟，難以依賴；經過專業訓練的老師被寄予厚望，也是自然的事，理應率先釋出善意，補家庭教育之不足。老師若能將眼光從優秀、出色的學生身上挪出些許給那些在家庭中失歡、在課業裡受挫的孩子，也許才是上策。我這不是唱高調，因為唯有這些孩子的心靈得到溫慰，學校沒有放棄他們，才能保護校園內其他的學生。而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受到多方肯定，也有正確的人生觀，甚至不乏溫暖的家庭支援；老師的調教，充其量讓他們在考試時，從第二志願躍入第一志願的學校，一、兩個志願之差，在人生行道上影響甚微；重要的是，搶救那些正在歧路上踟躕、徘徊的靈魂。他們一失足，就成可怕的未爆彈；一得到救贖，可能成為社會的中堅。唯有老師發揮愛心、耐心，並加強輔導技巧的訓練培養，從根本的關愛做起，才是可行之道。

《如果記憶像風》在成書後的十四年重新出版，我的女兒業已離開校園，進入社會。然而，記憶終究沒有能夠像風，陰影依然纏繞。我多麼希望這次八德國中所暴露的駭人聽聞的霸凌行為，除了引起廣泛追蹤報導與社會關注外，教育當局也能體察事件的嚴重性，想方設法提出嶄新的策略，讓學校教育有效地彌補家庭教育之不足，讓失歡的孩子因為學校的關懷與肯定，心靈得到適度的撫慰，因之變得心平氣和，霸凌行為得以從此在校園裡絕跡，則學生幸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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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錄自
《#接住受苦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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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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