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脆弱的總統，主持一個脆弱國家911廿週年紀念》

Bret Stephens．9/7/2021（原文刊登於紐約時報）

今年 9 月 11 日，一位脆弱的總統將主持一個脆弱國家的重大悲傷儀式。

美國，我們，已經是一個無法不讓煽動者進入白宮的國家；已經是一個無法阻止暴徒攻擊國會大廈的國家；已經是一個無法贏得道德尊敬的國家：已經是一個在先進技術倒退的國家；已經是一個無法說服絕大多數人接種安全疫苗而敗於大流行疾病的國家。

今天的美國社會甚至已經是一個不能相信政府、新聞媒體、科學機構、警察或任何為公共利益運作機構的國家。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在研究巴比倫滅亡時寫道，一個文明“生來是堅忍的，死是享樂的”。

美國的文明生來是樂觀、開明、冒險。現在，我們感覺她好像正在逐漸變成偏執的、衰老的文明。

拜登本應是位風雲人物：冷靜時，他可以散發著正派、溫和和信任。這是我投票給拜登的原因，他就像許多其他曾經被崇拜的人一樣。

但今天的拜登已成為當代的象徵：任性卻搖搖欲墜，雄心勃勃卻毫無能力。

他似乎是美國最後一個意識到無論決定從阿富汗撤出剩餘部隊的對錯如何，他所依據的軍事情報、他假設存在的有效撤離計劃嚴重缺陷，執行方式也嚴重錯誤。

這是美國的國恥，美國的道德背叛，他創造的撤軍阿富汗現象是災難性的。

我們發現自己正在紀念 2001 年，那場對恐怖組織而言第一次偉大的聖戰勝利，就在 廿年後，2021 年他們再度贏得對美國第二次偉大聖戰勝利。

世貿中心的 9/11 紀念碑——水流入了一個空洞，涓涓細流之後，水流逝了，消失了，我們看不見了，然後再進入另一個空洞。

我從未感覺它如此合適地解釋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悲劇。

拜登希望人們遺忘阿富汗的一切，提議通過3.5 兆美元預算解決美國落後的基礎建設、落後的教育體系、落後的電網、落後的半導體⋯⋯落後的——。英國《泰晤士報》Jonathan Weisman將此龐大預算描述為“自 1960 年代反貧困戰爭以來，國家安全網最重要的擴張。”

當60年代詹森總統向貧困宣戰時，他相關的立法——從食品券到醫療保險——在不平衡的民主黨國會中，最終以兩黨多數通過。拜登有著類似的野心，但他沒有相同的政治手段。

拜登這個反貧困計劃，不會有好的結果。

即使民主黨眾議員也不支持。上週，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Joe Manchin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說：“一方面，我不會支持 3.5 兆美元的法案，或者任何接近該水平的額外支出，國會議員不該選擇忽視通脹和高債務對美國政府長期的嚴重影響。”

我想問的是：當塔利班迅速獲勝阿富汗早已揚起夏季警告時，白宮是否對阿富汗機密情報選擇忽視，而更關注如以上Manchineel 曼欽的訊息？國會民主黨人的倒戈？

也許拜登認為如果這個龐大預算案通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個人的施政會越來越受歡迎，就像歐巴馬Obama care醫改一樣，最終以樂觀收場。

或者，他可能會遭受像 1994 年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醫療改革那樣的立法災難。

即使是樂觀的先例，2010 年民主黨也遭遇了潰敗，當時該黨失去了 63 個眾議院席位。如果歷史在 2022 年期中選舉重演，我懷疑即使是喬拜登最親密的助手也認為他有毅力及能力在 2024 年再重回巔峰。而且我也懷疑他的副手賀錦麗有收拾殘局的政治才能？

能拯救民主黨的是拜登的軟弱將誘使川普尋求（並且幾乎肯定會獲得）共和黨提名。

但這也未必是拜登的轉機，因為川普還是有可能贏得下屆總統選舉。

從這個懸崖的邊緣有一條回頭的路。

首先，拜登公開承認其政府的錯誤。阿富汗撤軍中，美國最可恥的是國務院在為數千名有資格來美國的阿富汗人加速簽證方面，徹底無能。

問責可以從要求布林肯辭職開始。

總統還可以抓住民主黨反對他預算案的人如曼欽提議的“戰略暫停”，降低預算規模，由眾議院民主黨通過 1 兆美元，成為兩黨共同支持的基礎設施法案。基礎設施的支出，本來更受中間選民的歡迎。

可惜我的感覺是拜登兩者都不會做。

過去幾個月告訴我們一些這位總統令人擔憂的事實：他驕傲、他固執、他不認錯，並且他認為自己比實際外界想像的聰明地多。

這對美國政府來說，實在是是個太壞的消息。一個迫切需要避免再次失敗的國家，總統絕不認錯，驕傲自滿，這對於美國是一個致命的現象。

阿富汗的失敗，只是拜登失敗的開始。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07/opinion/biden-failed-afghanistan.html?referringSource=articleShare

「利潤」究竟是什麼

這一講不是要講經商，我們小小地梳理一個大大的話題：從經濟學角度看，人生應該追求什麼。

簡單地說，最值得追求的東西是「利潤」。

我不信你會不想要利潤。利潤是收入減去成本剩下的那一部分，是收穫比付出多出來的部分。利潤是正的，說明你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說明瞭社會對你的肯定。利潤要是負的，就說明你創造的價值配不上你的一番折騰。

但你要是細想，利潤是一個神秘的東西。

＊

你必須直接去市場上買賣點什麼東西才談得上利潤。上班拿固定工資是沒有利潤的。哪怕你工資再高，那也只是你的勞動所得，都是根據你這個水平，你應該得的，是市場認為正好等於你的付出的回報 —— 這表現在你要是不上班就沒有收入。

而利潤則是「不該得」的東西，可以說是躺著賺的錢。這個性質曾經使得有些思想家認為拿利潤是不道德的。

馬克思譴責利潤。你開個工廠，買了機器和廠房，雇了工人，進了一批原材料，工人生產出產品，你把產品賣掉。然後你一算賬，賣產品的收入減去工人工資、機器廠房和原材料的花費，還多出來了一筆錢，這就是利潤。你欣然把這筆錢放入自己口袋。馬克思說且慢！工人累死累活工作才拿那麼一點工資，你幹什麼了就拿這麼多錢，你那叫剩餘價值！你無償佔有了別人創造的價值。
你當然不服氣。你說不是啊，我管理工人，我組織生產，我聯繫了進貨和銷售，我安排廠裡的大事小情，這怎麼不是創造價值呢？

馬克思會告訴你，你做的這些事兒的確也是勞動，你可以拿一份高工資，但你的工資不會像利潤那麼高。你完全可以雇一個職業經理人替你管理工廠。你把職業經理人的工資發了，還會剩下一筆錢，這筆錢才是真正的利潤。

這個計算讓馬克思深感憤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咱們還是單說資本主義這邊對此是怎麼想的。崇尚市場的經濟學家也算了這個賬，但結果是利潤好像不應該存在。

我們假設老張開工廠賺了一萬塊錢的「淨」利潤。這個是把老張本人付出的管理勞動該拿的那部分報酬去掉之後剩下的錢，是老張「躺賺」的錢。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市場上就應該出來一個老李：老李說既然是躺賺，我不用那麼高的利潤，我躺賺五千元就行，我願意把商品賣便宜點，給工人工資高點。那你說老張能幹過老李嗎？

你很容易想到老張繼續存在的理由。比如老張有資本而老李沒有。或者老張跟政府關係好，壟斷了這塊業務。或者老張掌握一個技術護城河，老李學不會。但是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都不是本質問題：資本可以貸款，跟政府的關係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條件重新談，技術可以請人研發。事實上，經濟學家的推理是，哪怕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老李，只要市場存在老李出現的可能性，老張就不敢壓榨太高的利潤，他必須用比較低的價格和比較高的工資預防老李的出現。
要這麼算的話，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一定會把利潤變成 0。總會有一個老王出來，說我就當自己是個職業經理人跟大家交朋友算了，我拿個應得的工資就行，利潤我不要。

那真實世界里的利潤是從哪來的呢？當然市場不可能是充分競爭的，總會有些老張偶爾能享受到利潤……但市場力量應該讓利潤越來越薄才對。經濟學家必須找到一個產生利潤的過硬的機制，否則解釋不了為什麼總有人拿那麼高的利潤……甚至解釋不了為什麼有人願意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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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解決，在經濟學史上是一個里程碑。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出版了《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書 [1]，提出了一個傳世的洞見：利潤來自不確定性。

組織生產、採購和營銷、日常的管理，企業中一切常規的操作都可以由拿固定工資的人做，只有一件事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那就是風險決策。

比如說，為了在今年秋季上市一批新女裝，我們必須在夏天就定下來款式，備工備料，展開生產。可是秋天還沒到，現在誰也不知道到時候流行哪個款式，那我們生產什麼呢？這個決策，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出。為什麼？因為他是承擔決策風險的人。

如果你賭對了，秋季正好流行這款女裝，因為別的服裝廠沒生產只有你生產出來了，你就佔據了稀缺，你就可以要一個高價，利潤歸你。你要是賭錯了，到時候服裝賣不出去，工人和經理們還是會拿同樣的工資，損失也歸你。
生產、日常管理、冒險，是三種不同的能力。為什麼企業家要開公司？因為他敢冒險。為什麼工人和經理人選擇拿固定工資？因為他們不想冒險。

這個道理聽著挺簡單，但是其中有個大學問。奈特之前的經濟學家也想到了企業家承擔風險，但是他們沒搞清楚到底什麼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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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裝只有比如粉色和綠色兩個選擇，而且你明確知道它們流行的可能性都是 50% —— 那這個風險其實不用企業家承擔。因為你可以買保險！概率已知的風險都是可以管理的。銀行可以給生產兩款女裝的工廠都提供貸款，到時候肯定一個賠錢一個賺錢，只要利息和保險合適，銀行和企業雙贏。有這個保險機制在，大家誰都不用冒險，可以各自拿一份固定工資，根本不需要企業家。
奈特的真正貢獻在於，他把風險給分成了兩種。

第一種就叫「風險（risk）」，但是特指那些已知概率大小的風險。這種可以用保險解決，不需要企業家。

第二種叫「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指那些無法評估概率大小，可能是從來沒出現過的新事物，甚至是現在人們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這個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存在的理由，才是利潤的來源。

現代經濟學家把這個不確定性特別稱為「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我們專欄講過 [2]，統計學家有個更科學的說法。已知概率大小的，叫做「偶然不確定性（Aleatoric uncertainty）」， 也叫統計不確定性。不知道概率大小的，叫做「認知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也叫系統不確定性。前者發生的事情都是你事先能想到的，後者則是你想不到的。比如「黑天鵝」事件，就是一種認知不確定性。

你開一個賭場。賭場每天都在跟賭徒們賭博，但是因為輸贏的概率是固定的而且有利於你，所以你的日常經營本身並不是冒險。真正的冒險是要不要開這個賭場：你能預測客流量足夠讓你收回投資嗎？你能擺平當地黑社會嗎？你能確保政府發展博彩業的政策不會變嗎？這些事兒沒法計算概率。

搞定這些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該乾的事兒，也是企業家的回報所在。

流行趨勢通常不能用以往的經驗判斷。有個企業家認准了一個全新的款式，說我非得生產這個，銀行能給他擔保嗎？這個不確定性沒法系統化管理，他自己必須承擔 —— 這才是企業家存在的意義。你要是願意給這樣的項目投資、分擔不確定性 —— 而不是把錢交給銀行拿固定的利息 —— 你也是企業家。

要做服裝這一行的企業家，你肯定得對流行趨勢有個很好的感覺才行。不過企業家本人不一定非得特別懂女裝 —— 他完全可以請人來給他設計，只是設計師不承擔不確定性，人家拿固定的設計費，風險還是要由企業家承擔。

簡單說，企業家，是市場上的 player。他拒絕聽別人的安排，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決定做什麼，然後他安排別人也按照這個想法去做，最後他獨自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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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找到了公司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市場競爭再充分也不可能是絕對可預測的，未來總會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需要企業家在各個方向上大膽探索。奈特後來成為經濟學的大宗師，他本人沒得過諾貝爾獎但是他有五個弟子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

奈特之後，別的經濟學家又找到了公司存在的其他理由。比如科斯說公司減少了交易成本能起到協調作用。張五常說公司提供了合約。還有人說公司解決了監督、提供了資源獨特性……等等等 [3]，但是奈特這個「不確定性」的說法，是最根本的。

如果從某一天開始，世界上再也沒有不確定性了，那麼市場的力量就會迅速把公司利潤變成 0：企業家就不需要存在，大家都應該拿固定工資。

其實現在企業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們看街上那些餐館，開了關關了開，真正能長期賺錢的沒有幾家，可能大部分老闆都是賠錢。沒有稀缺是不可能賺到錢的，但是利潤只發生在你剛剛掌握某種稀缺、而別人還沒有跟上的那個時間段。別人跟上了，模仿了，你就必須再去尋找新的不確定性。

一切賺錢的生意都有不確定性。你把一大筆錢放銀行裡拿利息，那叫躺著花錢不叫躺著賺錢。哪怕是買幾套房子收租金，你都得面對房產市場的不確定性。
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利潤，也沒有真正躺著賺錢的企業家。

那你說平均而言，企業家的收益是正的還是負的呢？我到底該不該去做個企業家呢？沒有答案。有答案就不叫不確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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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都是從哪來的呢？一個有意思的不確定性是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在 2008 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的 [4]。他說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之中，商業活動最大的不確定性，是「體制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這體現在政府對資源的調配非常隨意。

張維迎當時說，正是這個不確定性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中國市場化程度高，體制不確定性低的地區，比如浙江省，人們更富裕，收入差距反而更低：因為利潤分布更均勻。

這個規律是不確定性越大，利潤就越高 —— 企業家為利潤而奮鬥，但是市場看不見的手恰恰在降低總利潤。是那些看得見的手，提供了額外的不確定性，才給人帶來不合理的利潤。

那你說如果我們把體制給理順，讓競爭越來越公平，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不會越來越少呢？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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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列舉了不確定性的好幾種來源，比如未來人口的變化、資源的供給等等。其中我們現代人最關注的肯定是創新。創新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你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新技術出來，你也不知道一個新技術出來會不會被市場接受。一切創新都有強烈的冒險成分，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太多經濟學家討論了。

而奈特更厲害的一個洞見，則是「價值」的不確定性。說白了就是人的慾望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未來的人喜歡什麼。奈特 1924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經濟學中科學方法的局限性》，說經濟學不僅僅是什麼資源的有效調配，把一個什麼價值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因為人的價值觀是會變的 ——
「人生在根本上是對價值的探索，是努力發現新價值，而不是照著現有的價值觀把生產和享受最大化。」[5]

一百多年前整天坐馬車的人沒有想要一輛汽車。2006 年以前的人並不期待智能手機。今天的多數人不能理解馬斯克為什麼非得讓人去火星。人生的終極任務不是滿足某種價值，而是發現和創造新價值。

因為這個見識，奈特後來被認為是個道德哲學家，而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
也因為這一點，你不需要非得是個企業家，也不一定非得拿金錢利潤。藝術家、教育家、每個工人和管理者、包括每個消費者，都可以是價值的發現者和不確定性的製造者。

只要把周圍的世界往你想的那個方向上推動一小步，就算是你的成功。

注釋
[1] 弗蘭克·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文有郭武軍、劉亮翻譯版，華夏出版社 2013。
[2] 精英日課第三季，哪種不確定性？什麼黑天鵝？
[3] 關於公司為什麼存在的理論發展總結，可參考向松祚，《新經濟學》第二卷，新經濟範式。
[4] 張維迎的這次演講首次發表於《經濟觀察報》2008年1月20日，修改後的文章曾收入作者主編的《中國改革30年：10位經濟學家的思考》。
[5] Frank Knight (1924),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economics」, 原文是「Now this, we shall contend, is not very far; the scientific view of life is a limited and partial view; life is at bottom an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values, an attempt to discover values,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of them to produce and enjoy them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We strive to "know ourselves," to find out our real wants, more than to get what we want. This fact sets a first and most sweeping limitation to the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

（失敗者回憶錄0802）
復活

大約1959年，我寫了一篇書評《「復活」與托爾斯泰》，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刊登。文稿和剪報現在都找不到了。想起那時候真是感受很深才寫出來的。這是我難忘的一部小說。其中一些段落，我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還常引用。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封筆25年，然後1899年寫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前兩部作品那麼重視細節的描畫、人物的立體，而是貫穿著托翁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是他經過長期對帝俄時代社會的觀察、對自己作為大莊園主地位和年輕時荒唐生活的反省之後，形成一套以和平、非暴力去反抗暴政和畸形社會的哲學思想。小說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多於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主人公是貴族青年聶黑留道夫。他誘姦了姑媽家的侍女卡秋莎，狠心離去，而卡秋莎卻懷孕了，還被姑媽趕走，流落為妓女。後來卡秋莎涉嫌謀殺，出庭受審時，恰好聶黑留道夫是陪審員之一。卡秋莎已經認不得他了，他卻因此反省是自己害了她。卡秋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黑留道夫出於贖罪的意念，甘願一路陪同卡秋莎流放。在漫長艱苦的流放途中，他與囚犯們密切接觸，聽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的悲憫概括，使我讀到時相當震撼。歷史著作、法律著作都不會承認被囚的罪犯就只是這四種人，但若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卻不能不承認這說法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試問有哪一種罪犯能夠離開這四種請況呢？其中的政治犯，那是所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儘管政治犯的主張不是人人贊同，行為也有可議之處，人格也不無瑕疵，但他們不是為私利而犯罪，是為平民百姓的應有權利而被認為犯罪，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為被治罪的原因，那麼這個社會的走向就是道德淪喪。

接下來，托翁在小說《復活》中，用整整一章抄錄一段段的《聖經》原文，藉經文宣揚他的愛與寬恕、和平與非暴力思想。從來沒有一部小說會這樣整章抄錄《聖經》。這是小說嗎？還是一堆說教？那時年輕的我，信仰無神論，對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這整章的《聖經》經文，卻深深吸引我讀下去。因為經文承接著前面鋪陳下來的故事，使人覺得只有直接訴諸關於愛與寬恕的經文，才能夠在主人公的批判現實、人道精神，和個人作為犯罪集團一員的貴族身份的悔罪找到出路。《復活》告訴我：宗教與社會、與人世的苦難緊密相連。
深沉的自省，廣闊的人道關懷，身體力行的實踐，使我讀《復活》時忍不住下淚。

托爾斯泰出生於有名的俄羅斯貴族家庭，擁有大莊園和許多農奴。年輕時酗酒、好賭、召妓、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復活》是他的贖罪小說。在寫這小說之前，托翁曾經說要放棄莊園主所擁有的農奴，但反而是農奴們並不情願離去。他又在白天參與農民的耕作，晚上才寫作。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莊園秘密離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在一個車站裏。

《復活》中他寫道：「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所尋求的是對別人也是幸福的那種幸福；另一個是獸性的人，他所尋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幸福，為此不惜犧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年輕時候的我，也鄙視獸性人的幸福，並追求精神人的幸福，覺得寫作就有責任批判社會的罪惡。而《復活》的宗教思想，開始使我對無神論有所反思。它可能是我精神「復活」的開始。（44）

圖1，《復活》最早插圖，卡秋莎受審。

圖2，1961年大女兒出生，母親來寶安觀瀾家中抱孫女。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