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誤解、衝突、性格差異，甚至是憤怒的口角，這些都不是愛情的殺手。自我辯護才是。

自我辯護，並不是那種我們在犯錯或跟伴侶對小事意見不合時，傾向使用的普遍自我辯護，例如誰忘了蓋沙拉醬的蓋子、誰忘記繳水費。這種常見的自我辯護，能暫時讓我們覺得自己並不笨拙、不無能，也不健忘。不過，真正會侵蝕婚姻的自我辯護，目的並不是維護我們的實質行為，而是極力維繫自我形象。

這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再來則是：「就算我是錯的，那真是遺憾，但這就是我。」（伴侶吵架）之所以無法找出解決方法，就是因為他們都在替根本的自我形象辯解。他們非常重視這些屬於自己的特質，而且不希望有所改變，或是認為這都是與生俱來的性格。他們不是在告訴對方：「關於那件事，我的記憶是對的，你的記憶是錯的。」而是：「我是對的那種人，而你是錯的那種人。因為你是錯的，所以無法欣賞我的優點。更蠢的是，你甚至認為我的優點是缺點。」

每段婚姻都是獨一無二的故事。但婚姻也跟所有故事一樣，都受制於伴侶雙方各自扭曲的認知和記憶。這些扭曲的認知與記憶，能維繫雙方各自對這段關係的認知和解讀。（雙方）正面臨婚姻金字塔中的關鍵抉擇時刻，面對「我愛此人」跟「此人行為讓我抓狂」所引發的失調，他們為了消除失調跨出的那一步，有可能讓他們感情更融洽或是令關係徹底破裂。

伴侶的瘋狂行徑會引出一些關鍵問題，而他們必須決定該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他/她之所以有這些行徑，是因為性格中有無法改變的缺點嗎？我能忍受這些行徑嗎？這些行為會構成離婚的原因嗎？有沒有辦法找到妥協的方式？雖然想起來根本是天方夜譚，但我有沒有可能從伴侶身上學到什麼、或改變自己的行事作風？

此外，他們也要決定該對自己的處事作風抱持何種觀點。打從出生就跟自己相處到現在，他們難免會覺得「自己的作風，理所當然，而且是無可避免的。在自我辯護的阻撓之下，伴侶都不會捫心自問：「我有沒有可能是錯的？我有沒有可能犯錯了？我有可能改變嗎？」

婚姻問題越積越多，雙方各自發展出一套內隱理論（當事人通常不知道自己心中有這些想法），並用這套理論來解釋對方是如何破壞婚姻的。一旦我們發展出內隱理論，確認偏誤就會出現，使我們無法看見其他不符合理論的證據。針對自己與其他人的行為表現，我們的內隱理論有兩種版本。

第一種是將原因歸咎於外在情況或環境：「銀行櫃員對我發火，因為她今天工作量太大。銀行人手不足，沒辦法應付排隊人潮。」或者我們會說那個人本身有問題：「銀行櫃員對我發火，因為她本來就很沒禮貌。」

然而，解釋自己的行為時，自我辯護則是讓我們對自己拍馬屁，我們將好的行為歸因於自己，將壞的行為推給外在情境。做出傷害別人的舉動時，我們很少會講：「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性格殘忍、沒血沒淚。」我們通常都說：「我被激怒了，換作是別人也會這麼做」、「我別無選擇」，或是「對，我是說了一些惡毒的話，但那不是我的本性，因為我醉了」。

不過做出慷慨助人或英勇的行動時，我們很少會說自己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被煽動、喝醉、別無選擇，或是因為電話那頭的男子讓我萌生罪惡感，所以才捐錢給慈善團體。我們之所以有這些善舉，是因為本來就很慷慨熱心。

感情融洽的伴侶會把這種寬以待己的模式，延伸應用在另一半身上。他們會原諒對方的過失，認為這些過失是外在因素所致，並且肯定對方體貼細心的舉動。假如對方做了一些未經深思的舉動或顯得心情暴躁，另一方不會認為這是對方的錯，而是情境所致：「他現在真的壓力很大，好可憐」、「我可以理解她為何對我發脾氣」、「她這幾天剛好背痛」。不過，假如其中一方做了特別貼心溫暖的事，另一方就會歸咎於伴侶天生的善良本質與溫柔性格。老婆可能會說：「親愛的老公無緣無故送我花，他真的是最貼心的男人。」

看待另一半時，幸福的伴侶總會往好處想，但感情不睦的伴侶則徹底相反。假如另一半做了什麼體貼的事，那都是因為一時僥倖或情勢所逼：「他是買花給我沒錯，但那都是因為他同事買給他們的老婆。」假如另一半做了什麼粗心或煩人的事，那就是性格缺陷使然：「她對我大發脾氣，因為她本來就是個賤人。」

內隱理論會造成強大的後續效應，因為除了影響各個面向之外，內隱理論會影響伴侶吵架的方式，甚至主導伴侶爭執的目的。假如爭執的前提是雙方仍是好人，只是做了件錯誤但可導正的事，或因為在一時情勢所逼之下做了一些蠢事，那一切都還有修正和妥協的希望。不過這裡也一樣，感情不睦的伴侶會顛倒這項前提。

為雙方都是自我辯護專家，大家都把對方不願改變的原因歸咎於人格缺陷，卻將自己不願改變的原因解讀成性格優點。如果他們不想承認自己錯了，或是不願調整造成另一半困擾或不快的習慣，他們會說：「我也沒辦法。我生氣的時候，講話本來就比較大聲，我就是這樣。」

大聲抗議說「我就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將這種寬以待己，的自我辯護用在伴侶身上。反之，他或她有可能將這種說法，轉換成令人惱火的侮辱：「你就是這樣，跟你媽一模一樣！」通常這種評論指的不是你媽精湛的烘焙技巧或跳探戈的才華。這種說法指的是你遺傳到你媽，而且已經改不了、無可救藥了。當人感到自己無法改變任何事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受到不公平的指控，就像被批評身高太矮或雀斑太多一樣。

社會心理學家朱鄧尼發現，比起因為你做的事情被批評，因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受批評，會引發更深刻的羞恥和無助感，讓人想躲起來或消失。遭受批評而感到羞恥的人，因為無處可躲，也擺脫不了那股凄凉的羞辱感，導致他或她往往會憤怒反擊：「你讓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罪無可赦的事，因為我很惡劣、很無能。但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這麼糟糕又沒用，你才該因為羞辱我而被指責。」

等到爭執演變成羞辱和責備時，爭吵的根本目的就變了。雙方已經不是在努力解決問題，或是試著讓另一方改變他或她的行為。吵架的目的只是要傷害、侮辱、訓斥對方。這就是為什麼羞辱會讓人再次以更激烈的方式自我辯護，拒絕與對方妥協，並引發關係中最具殺傷力的情緒：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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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修自社會心理學經典書籍《錯不在我：為什麼我們會替愚蠢的信念、錯誤的決定和傷人的言行辯解？》，作者卡蘿．塔芙瑞斯（Carol Tavris）與艾略特．亞隆森（Elliot Aronson）兩人皆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本書不談艱澀難懂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從豐富多元的案例故事著手，幫助讀者了解，只要意識到自身偏誤、了解偏見的運作模式，並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心理機制缺陷上，我們就能發揮更多力量來控制認知偏誤，更聰明的決策、思考、看待世界。本次好書由 大牌出版‧出版大牌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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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小燈泡案5週年：我們的社會改變了嗎？】

5年前的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並未隨著兇手去年無期徒刑定讞而止息。過去幾年，台灣社會以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精神疾病患者當眾隨機殺人事件：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

■一起不幸個案散發的漣漪，從政治到文化影響無遠弗屆

另一方面，這起案件也不僅只停留在個案家庭的不幸悲劇，而是進一步向公共領域幅射出各種不同面向的深刻影響：政治上，當年在媒體前因冷靜發言而引發大眾不同角度議論的受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2020年當選第10屆立法委員，持續關注兒少、社福與精神疾病照護相關議題；文化上，以該案作為田調與劇本素材之一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年播出後，引發熱烈的迴響，帶領大眾更進一步思考難以理解的犯罪事件背後的人性與社會面貌。

延伸閱讀：【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https://bit.ly/3cqhO3C

小燈泡案發生隔天的3月29日，剛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尚未就職的蔡英文即發出公開信，表示將「用盡全力」修補「社會安全網」，明確提出要從制度上積極改善、避免再發生類似憾事的承諾。

當類似案件仍一再發生、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判決持續引發外界爭議，我們盤點此案5年後，到底帶來什麼結構與制度上的改變？特別在社安網進一步的安排、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處境，以及因精神疾病減刑或無罪後的監護處分，在過往5年間有了什麼變化，相關政策是否能回應現實？

■社會安全網將投入252億元預算，為何仍與現實脫節？

行政院於2018年初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1期計畫」（107-109年），3年投入近70億元，今年即將進入社安網2.0的計畫，預計投入252億元。這個以家庭與社區為中心的計畫，理想上希望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社福資源，用更全面的角度關照高風險家庭的需求，實際的作法則是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人力。

但在今年1月初跨黨派立委召開的社安網公聽會中，第一線工作者反映的卻是中央大量進用人力的同時，卻未建置完善的督導與行政分工機制，導致人力也不斷流失，而將自殺個案與精神疾病患者關懷訪視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工作模式合併，更是與實務經驗嚴重脫節。

雖然政策上號稱要朝向「整合」的服務方向，仔細檢視卻發現，執行面上仍如多頭馬車，社安網是委由各地方社會局執行，但實際在社區第一線面對精神病人，了解其病況穩定程度與生活狀況的「社區關懷訪視員」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則隸屬於衛福部的專案計畫，猶如網絡中的尷尬存在，即使已運作超過10年，仍面臨一年一聘沒有專業發展遠景、人力極度不足的窘境。

延伸閱讀：【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2Vtne4h

審計部近日公告訊息指出，近年社區列管精神病人約13萬至14萬餘人，衛福部原推估全國所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為425名，但囿於預算限制，僅有99名人力，每人平均約須負擔350至400名個案訪視工作，較英國（1：35）、香港（1：50）、日本（1：10）高出許多，監察院去年也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字號：109內正0006），衛福部承諾將於今年再增加75名社區關懷訪視人力，只是類似的承諾在3年前（2017）就已提出：「每年增聘超過百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但現實上從2017年至今，只從96名增加3名。

■ 被害人參與訴訟，提升司法中弱勢處境

當年小燈泡案發後，家屬往往透過新聞媒體獲知偵查進度，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除了凸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淪為口號，在後續的審理過程中，也讓當事者深刻感受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勢處境。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有鑑於此，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若是「故意、過失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案件的被害人，或性侵害等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以具體的制度規範使被害人有表達意見、檢閱卷宗的權利，加強在訴訟過程的參與程度。但有學者認為，當缺乏最關鍵的調查與訊問權，被害人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精神鑑定頻惹議，以無限期延長的監護處分回應民意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在近三年的審理過程中，分別在一、二審委託榮總與台大進行精神鑑定，結果都呈現出其犯行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減刑的條件，最後於去年4月15日由最高法院以無期徒刑定讞，刑後監護處分5年。

該判決結果與家屬及大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表示，不願意樂見「每個犯了重罪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理由（精神疾病）來讓自己的責任減輕」；整個社會已醞釀出一股對於犯下重罪者屢因精神疾病減刑的不滿集體氛圍。不久後的台鐵殺警案一審、同年8月桃園男子梁崇銘吸毒弒母二審，接連因《刑法》第19條獲判無罪，瞬間引燃了民間的怒火，針對該如何處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問題，立法院各黨團在上個會期先後提出10多個版本的修法草案，顯示出回應民意的急迫壓力，中央部會與各專業代表更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此一橫跨司法與醫療的複雜問題，甚至具體提出設置一處專門針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精神病院」。

本月初行政院正式宣佈，將修法刪去現行《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高的5年上限，經由專業每三年評估一次，可無限期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意謂著往後即使因精神疾病無罪或減刑，犯下重罪並風險仍高的病患，國家仍可透過此一方式將其無限期與社會隔離，確保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小燈泡的幼小生命不幸消逝5年過去，面對仍不時發生的精神病患觸法事件、與實務脫節的社安網、標準令大眾困惑的司法判決，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失去耐心——像當年小燈泡媽媽嘗試理解地追問著：「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去理解犯罪者背後的生命歷程，從而思考如何從家庭、教育、經濟等更廣闊的社會面向徹底改善與解決相關問題。

為了止息沸騰的民意，國家在面對精神疾病重罪者，選擇朝向防堵的思維，無限期的隔離。此刻箭在弦上的政策推行後，未來勢必要面臨更多從醫療單位的資源落差、受處分者的人權主張、精神疾病患者的汙名化更加嚴重等議題的挑戰。（文／張子午）

#報導者 #小燈泡案 #王景玉 #五週年 #精神疾病議題 #司法

⚠️Tues金法尤物Day⚠️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219001243-260402?chdtv
這則新聞，有一位男子，由於他的朋友有一些私人原因，導致沒辦法登記為機車所有人，他就好意讓他登記在自己名下，卻沒想到他的朋友竟然騎車與人發生車禍，並在車禍發生當時沒有留在現場，也沒有報警，因此，警察於調閱監視器後，依車牌循線找到這名男子，檢察官也依過失傷害與肇事逃逸將他起訴，一審法官依法認定他有罪，但上訴二審因為檢察官沒有提出積極證據，二審法官便因為證據不足而改判無罪，但全案仍可上訴。

謝憲愷律師表示：這則新聞涉及了兩個生活中常見的情況，一個是民法上常見的借名登記，另一個則是刑法上的肇事逃逸，兩個情況都會隱藏一些法律問題，以下將簡單分析這兩個法律概念：

借名登記簡單來說就是指「將財產登記在他人名下」，這樣就會出現財產「形式上」與「實際上」的所有人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的狀況會產生的問題可能在稅務問題上最為常見，因為稅務機關只會知道對形式上的所有人，所以也只會把稅務通知單或是牽涉到稅即變更的文件寄給形式所有人，如果形式上所有人沒有把這些通知跟文件轉交給實質所有人，就會讓實質所有人有可能漏繳稅款或是沒有在法律所規定的時效內，完成稅務機關所要求執行的行為，因此，提醒各位民眾，不管是提供名字供他人登記的「出名人」，或是實際所有財產的「借名人」，都應該要與對方間存有相當高度的信任關係，不要任意答應他人的借名登記要求。

肇事逃逸的概念則如字面上意義，發生車禍的當下，當事人沒有留在現場而直接離開的犯罪行為，那要構成肇事逃逸的要件可以分為四個：一、必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如汽車、機車；
二、行為人必須「肇事」，造成事故現場，就是對發生車禍有責任；
三、必須導致人員傷亡，不管輕傷、重傷、死亡；
四、明知道自己讓人受傷還直接離開，或下車卻沒有處理好現場就離開。

而這四個要件最需要提醒民眾注意的就是車禍後要留在現場，這樣才能避免被依肇事逃逸罪移送法辦，附帶一提，雖然在司法院大法官第777號解釋做成之後，對肇事沒有責任的人直接離開現場不需要負肇事逃逸的責任，但還是可能會有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以罰鍰、吊扣或吊銷駕照等行政責任處罰，所以，建議各位民眾，發生車禍還是留在現場會比較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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