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說她從來沒有夢見過我爸。

當我告訴她，自從老爸過世以後，我曾經夢過好幾次他時，我媽便用一種有點不好意思的口吻，向我揭露這個事實。

其實不只是我媽，我的姊姊們幾乎也很少夢到我爸。於是，家人們很自然的解釋就是：「可見爸爸最放心不下的還是你。」

終於，我爸走進了我媽夢中的那一天，他挑了一個很微妙的時間點。

那是在他過世一年多以後，我媽和我大姊、姊夫、外甥女一家人，一起來日本，我們去輕井澤旅行的那一夜。

在幽靜的歐風民宿過夜後，翌日早晨，當我們吃完豐盛的早餐，大伙兒在草坪上散步拍照時，我媽突然用一種平淡中帶點故弄玄虛的口吻說：「跟你們講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從來都沒有夢見過你爸爸，可是，昨天居然夢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忍不住笑了出來。大家的疑問是，為什麼並非過去的任何一天，而恰恰好是昨天晚上，而且在輕井澤。

「他一定是想，厚，你們那麼好，全都跑來玩！」我大姊說。

我們追問，老爸在夢裡說了什麼？我媽笑著說：「他說他很無聊。我很驚訝地問他，怎麼會呢？你那裡不是有很多朋友嗎？」

老爸的骨灰罈供奉在五指山的國軍公墓。即使是同一個公墓裡，骨灰罈供奉的地點也會因為官階迥異而放在不同的地方。老爸因為生前任職國安局且為上校退役，故「居所」位置算是好的。跟他同期出身的朋友，過世了也是供奉在那裡，只是分散在不同的大樓或樓層。我們因此很自然地認為，他應該可以跟過去熟識的朋友常常見面聊天。

不過，夢中的他此話一出，我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了。畢竟，這種事還真是他說了就算。然後，我媽的夢就醒了。

在我爸過世後的那一陣子，我頻繁地在夢中遇見他。隨時間流逝，次數也逐漸減少。偶爾就在我想應該不會再夢到他時，他卻又出其不意地現身。

時間的線性依然是紊亂的。有時候像是回憶，有時候則是當下。事實上這些夢不一定全是好的，驚悚的噩夢也曾出現過。

有一次，我夢到他整個人變得好瘦，令我詫異。我忍不住上前抱住他。更驚詫的是，當他看著我時，兩顆眼珠的轉動，竟然無法對焦成同一個方向。我嚇到了，幾乎是要哭出來，緊張地問：「怎麼回事？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就是這樣啦。沒關係啊。」

被我抱住很久的他，最後淡淡地這麼說。

因為總覺得他到了彼岸以後，應該要過起更好的生活吧，而且確實在其他的夢裡也見過過得不錯的他，所以看到這個場景時，難掩怵目驚心之情。

那一晚，我在欲淚的情緒中，夜半驚醒。

類似這樣的噩夢，其實少之又少。而同樣深刻的夢境，還有兩次。

有一回，我夢見我來到一個半山腰上的地方。好像是陽明山上的某個轉角，可以俯瞰盆地景色。突然間，他出現在那裡。這次他的氣色非常好，臉色紅潤得不得了。我驚喜地問他，你怎麼會在這裡呢？他沒有回答，只是問我：「中中，你過得好嗎？」

這句應該是我的台詞才對，被他給搶先問了。我有點激動地回答他：「我很好啊，你呢？」

他過來緊緊握住我的手，點頭直說：「很好、很好。」

我爸的手掌跟腳掌是以其「厚實度」在家族中聞名的。那天在半山腰上，當他握住我的剎那，雖然很真切地明白知道此刻是夢，不過，他手掌的厚度與溫度，卻有一股無法解釋的真實。

最近一次，是某一天我在非常疲憊的狀態下準備入睡時，恍惚中夢見他。失眠從來不是我人生字典裡會出現的詞彙，但是那一天卻不好睡。

好不容易終於開始入睡卻在夢裡見到他時，坦白說我有點不高興。他跟我說了什麼呢？我已經記不得。但我想絕對是不怎麼重要的事情。總之，我真的太疲倦了。我想好好睡一覺。

「我好累了。拜託你也快點去睡啦！」

所以，我竟在夢裡講出這麼寫實的話來。

要是別人聽到，可能覺得我的態度很不好。對爸爸，而且還是特地來夢裡的爸爸這麼沒有耐性，不是件好事。

不過，第二天早上回想起來這個夢境時，我並沒有內疚。相反的，我的心底浮起一股淡淡的安慰。

這才是真實的我們哪。老是在夢裡上演著驚悚劇或者溫情倫理劇，那並不是過去我們的生活。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偶爾會謝謝，偶爾會賭氣的一家人。

當他晚年重病，面對他無理取鬧的時候，即使盡可能體諒他的處境，但身為家人的我們，總不可能永遠像是日本百貨公司的店員那樣，擺出一張機械式無感情的笑顏。那些店員跟客人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感情，所以就算是被辱罵了，也覺得跟自己無關，照樣能夠專業地笑著回答。

可是，有感情牽絆的我們，反而會因此不耐煩，會偶爾對他生氣，拜託他不要再製造麻煩。相反的，他也會有對我們發飆的時候。亂摔東西、咬我們、口出惡言，甚至要我們全部去死，說幫傭全是惡魔的時候。

縱使如此，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繼續生活著，並不會因此記恨。

那便是所謂的日常了。不是逢場作戲的真實，有時或許帶著憂傷，卻同時讓人感覺有股真切活著的安慰。

後來仔細想想，其實當我爸還在世時，我爸的存在，現身與退場，其實早就帶有了一點夢幻的況味。

他曾經因公派遣到沙烏地阿拉伯總共三次，每次約兩年。我是在他第一次與第二次出國之間出生的，那時候年紀很小，對於他的缺席沒有太多印象。等到他第三次去的時候，我已經是個稍微懂事的國中生。

阿拉伯是個什麼樣的國度呢？是有神燈跟飛天魔毯的夢幻中東吧？還有許多令人著迷的《天方夜譚》之傳說。當時的我只能從教科書、故事和報導，以及過去他所帶回來的東西與寄來的照片，擷取一些片段的印象。

老爸三次進出中東，總帶回來一些對我們來說，甚至對當年一般的台灣人而言，盈滿異國風情的稀奇物品。

比方說中東最知名的地毯和壁毯，還有用當地布料填塞而成的坐墊等等。每樣東西都有著炫奇的花紋，全是台灣不容易擁有的物品。

我們家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洋溢著中東風情。客廳地上鋪著好大一面阿拉伯地毯，牆上則掛著壁畫。我記得那壁畫有著我難以理解的風景。到底畫裡要傳遞的意義是什麼呢？我不知道。可是，當老爸遠在中東之際，我便是透過那幅壁畫，揣想他大概就是身在這樣一個如夢似幻的豐盈國度。

我偶爾會盯著壁畫看，甚至懷疑，晚上睡覺時，壁畫裡的人也會散場收工。別說不可能，畢竟那裡可是《天方夜譚》的場域。

阿拉伯當然不是只有毛毯而已。由於石油開採的關係，他們很早就比台灣接觸到了先進的西方物質世界。托老爸的福，我們家因此有了一些在1980年代，台灣尚屬少見的科技產品。比如精巧的數位攝影機。

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他常常會從中東寄來一封封郵件。

他的每一個字都寫得非常用力，字跡的力道像是刻字一樣，而且大得霸氣。把信紙反過來，用手觸摸背面時，那些字簡直就像是印刷時的加工打凸。整張信紙無法平擺，因為他用力的字跡，呈現出不規則的皺褶，像被陽光吃過的痕跡。

阿拉伯很熱，火氣很大嗎？非得那麼用力寫字才行嗎？

讀著信的我，突然在想，不知道以這樣的力道寫出來的阿拉伯文，會是什麼模樣？像是心電圖一樣的阿拉伯文，被如此書寫著，是否躍動得更為亢奮？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阿語系畢業的他，曾經在阿拉伯工作的他，寫過任何一次的阿拉伯文。

許多年後，我曾經在他罹患帕金森氏症末期，過世前的那幾年，跟他重提他過去寫信很用力的這件往事。

因為到了後來，他寫出來的字，小到看不見。而字跡就好像習慣用右手寫字的我們，忽然用左手寫出來的字一樣，完全沒有力道可言，全扭曲成一塊兒。

「沒辦法，沒有力氣拿筆了嘛。」他無奈地說。

可是他仍拚了命，每天要拿筆繼續寫字。

並不是為了寫什麼感人的家書或回憶錄。晚年的他，花了幾年的時間，每一天，他都伏在餐桌前寫狀紙。

他要控訴。他控訴過去幾次至沙烏地阿拉伯赴任時，因為派遣的所屬職務部署不同，導致他後來在退休金的計算制度上，變成年資有了中斷。他認為一切是因為聽從上級安排之緣故，所以本應具有連貫性才對。

總之，罹患帕金森氏症但頭腦仍清楚的他，覺得自己委屈了。說什麼都要控訴，向法院提出狀紙，告政府。

就這樣，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就是在寫狀紙。幫傭用輪椅把他從房裡推出來，他就開始把一堆文件疊在桌上，拿起紙筆開始在餐桌前辦公。那些狀紙有些被受理了，接下來就是進入冗長的審議過程。有些石沉大海了，但他依然不死心，第二天換一個切入點，繼續寫新的。

看著坐在輪椅上的他，寫狀紙寫累到整個人都趴到桌上了，卻仍振筆疾書著，都覺得何必那麼折磨自己呢？我們當然也曾幫他。可是，愈是幫他愈覺得是個無底洞，讓他深陷在一個恐怖的惡性循環裡。

有時候他不理我們，會打電話找相關單位直接理論。可是他的鄉音太重，而且在病情的影響下，只要一急，話就說不出口，所以常常對方接聽了電話，都以為是惡作劇。被掛了電話的我爸，因此更火大，三番兩次摔電話。

他自始至終都認為，狀紙告訴，其實應該是一個家族的團體行動。每每在他寫完手稿並整理完所有檢附資料以後，就會要求我們幫他把手稿打成電腦列印稿，在某某期限內，到郵局掛號寄出。

可是他已經不能寫字了。所謂的手稿，只是密密麻麻的一片，像是螞蟻軍團過境的草原。完全看不懂他寫了什麼，當然也無法幫忙打字輸入。

第二天，他發現我們沒有幫忙，就會大發雷霆。實在看不懂他寫什麼，只好拿著筆電坐到他旁邊，要他把手稿自己念出來，準備逐字輸入。只是，他戴著老花眼鏡，看著自己的手稿時，好幾次什麼話也不說。

「快點啊，爸，你快點念，我們幫你打完字，還有其他的事要忙耶！」

過了很久，他才開口，緩緩地說：「媽的，我自己也看不出我寫了什麼。」

好不容易打好了字，列印出來給他以後，他就進入校稿的階段。一份依照他希望打出來的稿子，往往被改得亂七八糟。上面當然就是爬滿了他的螞蟻軍團：要求我們按照他改的重新打字，於是，又回到看不懂他寫了什麼的原點。

有幾次他等不及了，就把手稿或校稿的版本直接寄到法院。法院跟我們聯繫了，說看不懂寫了什麼，於是原封不動地退回。

那幾年，大概就是不斷重複著這樣的事情。

老爸過世以後，很多遺物都處理掉了，不過他的這些狀紙則被保留下來。

「這是他嘔心瀝血之作，我哪裡敢丟。」我媽半開玩笑地說。

當年收到他從中東寄回來的家書，看著那些信紙上有如刻字的筆跡時，怎麼能料想得到，有一天，他寫出來的字是如此地大相徑庭呢？

那些螞蟻軍團，放大了，扭扭曲曲的筆畫，其實倒也像是心電圖。

我從來沒看過他寫出任何一個阿拉伯字來，可是一直盯著那些字時，我一度幻想著，會不會那其中根本就夾雜了阿拉伯文呢？

他真的知道他寫了什麼嗎？會不會他腦子想的是一回事，但其實寫出來的是另外一件事？也許藏了一個我未知的國度，像是過去他從中東帶回來的壁毯裡，無法得知其真義的世界。

在我不懂的字跡之間；在他晚年幻夢與現實的交錯之間。

最後一次，我和生前的他對話的那一天，我趕著要去機場搭飛機回日本。

把行李拖到門口時，我回到飯廳的餐桌前，拍一拍正在「辦公」的他，對他說：「爸，我要回日本囉，下次見喔！」

那次回台灣，是我念完一年的早稻田大學日語別科之空檔。在那以前的一整年，我沒有回過台灣。在那之後，就將展開兩年的專門學校設計課程。又是一個新的人生里程碑。

我爸點點頭，手上還是拿著筆，抬頭看了看我。他支支吾吾的，說了幾次「好好好」以後，又像要說什麼，可惜說不清。我估計也不是什麼重要的話吧，有點打發似的敷衍地說：「好啦好啦，你自己好好的，我走囉！」

他的反應不是很明確，可是，我沒有時間了。

那便是我和他有所互動的，最後一天。

而他也沒有時間了。

我有點在意，他究竟知不知道那一天當我說「我走囉」是要去哪裡呢？甚至也有些懷疑，晚年的他，總是反應曖昧的他，到底曉不曉得我來了日本是在做什麼事情呢？我媽說，他當然知道，只是沒辦法完全表達感覺。

他模模糊糊地認知著我在日本的日子，大概就像是我從來也沒認真搞懂過那些年他在中東的異國生活吧。

一個人長居過的異鄉，注定是會改變自己的生命方向。

而事實上，早在他的中東生活之前，當他十七歲那一年離開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時，就已經實踐。那時候，他對台灣以及未來的生活，是否有過任何《天方夜譚》似的想像呢？台灣也許就是他心底的第一個中東，奇幻了他的一生。

我們都沒有去過，對彼此的生命有深刻影響的那個遠方；我們或許都對彼此的異國生活，抱著一種像是東方世界投影似的，如夢的想像。

而如今他又在另外一個，我想像不到的異鄉。

#中東
#張維中 #夢中見

我的門診的病人中，有一類算是大宗：先前因外傷看過急診，幾天後回診看傷口、追蹤外傷後續、或是一些診斷書文件的需求。

一個年輕機車騎士跟汽車發生擦撞，第一時間送到急診，處理傷口後就出院了。一週後到我的門診回診，看起來沒什麼大礙，於是我幫他開了一張「多處挫傷」的診斷書。

病：「醫生，請問如果要照全身X光，要去哪邊申請？」

P：「全身X光？為什麼你想照這個？」很少有病人跟我提出這樣的要求，所以我有點疑惑。

病：「受傷到現在，我還是全身都很痛，我懷疑有哪邊骨折，所以想說照一下....」

P：「不用啦！肢體活動都沒有問題，能走能站能舉，不用擔心骨折。」

病：「可是保險公司說，有骨折的話給付比較多；而且我要跟肇事者談和解，也必需確定沒事。」

P：「你的臨床表現已經證實沒事了，所以不用再照，況且我也不知道要照什麼？」

病：「你怎麼能『確定』沒有事？所以我才要求照『全身X光』！」

P：「醫療的部份到此為止，做檢查是治病需要，不是拿來替健康背書用的。或者，你可以去自費的健檢中心，那邊可以做詳細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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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門診，有個以前開膽囊的老病人，又回來掛號。

P：「好久不見，有什麼不舒服嗎？」

病：「一切都好，不過我想照個胃鏡。」

P：「怎麼了嗎？」

病：「我樓上的鄰居前陣子胃癌過世了，他之前也看起來好好的，結果一生病就再也出不了院，所以我也想來做個檢查。」

P：「完全沒有症狀，我很難幫你排。而且沒有任何症狀，也很難跟癌症連結在一起。」

病：「不做怎麼知道沒有？我那個鄰居也沒有症狀。」

P：「檢查是用來『證明有』，而不是『證明沒有』。你如果有任何在醫療上值得懷疑的症狀，做檢查是說得過去，完全沒有症狀還要做檢查，那可能要去一般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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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急診的前輩遇上醫療糾紛，官司一打好幾年，最後好像還是賠了一點錢。

一個酒鬼騎車摔到田裡，送來急診後照了一堆影像，沒有腦出血、氣血胸或腹腔內出血。病人在急診躺了一夜酒醒之後，走路出院。

後來因為手有點痛，去附近的骨科診所照X光，發現掌骨有一道裂縫，其實不用開刀、也沒有什麼後遺症，但他投訴急診醫師誤診，沒有幫他診斷出骨折。一直鬧一直鬧、媒體、網路、訴訟樣樣來，把前輩搞得不堪其擾。

「病人從頭到尾，都沒有表達手痛這件事，而且第一時間當然是先把嚴重的問題先解決。」

「我後來賠錢的時候，很灰心地跟律師說：『醫療到底是治病，還是替病人的健康背書？』」
前輩告訴我這句話的時候，讓我有很大的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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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覺得，民眾（或法規）對醫師有太多的期待，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有些屬醫療範疇有些不是。

「我上星期剛開完闌尾炎，那我可以打疫苗嗎？」這個問題，某種程度就是要醫師替自己接下來的疫苗注射背書「醫生說我可以打～」

國家保障本土勞工權益，所以嚴格控管外籍看護工的數量，卻也要醫師用填寫巴式量表的方式，來「專業判斷」是否符合條件，這就是要醫療替勞工政策背書。

先前提過許多次的診斷書故事，「建議休養xx天」、「不宜去健身房」、「不宜嘿咻」，都是要醫療替病人「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情背書。

之前有同事戲言：「急診的保固期是三天～～」意思就是看過急診三天之內的問題，都算是這次看診的。病人因為手被門夾到來掛急診，傷口處理後出院，兩天後腦中風掛掉，家屬還是回來鬧：「前兩天才剛看過急診，為什麼沒有檢查出來？」

當期待變成背書，醫師的責任就變大了，不管這個責任是不是醫師該背負。

［Two melded into one］

國安法首審進入最後判刑程序，早前傳出負責審議此案的三名法官，在兩日前判處唐英傑兩項罪名成立後，受到電話恐嚇。今早「求情」程序開始，法庭的保安措施明顯加強。高等法院地下門外駐守了約20名軍裝警員，而三樓的一庭外，亦有大量穿「警察」背心的便衣警員出現。

庭內平日有兩位外判保安員坐在當眼位置。他或她平日穿着寫有保安公司名字的白色制服，均為上年紀的中年男女。但今天，坐在這些位置的人，卻換了幾位穿西裝結領呔的男子，相信為便衣警員。兩名西裝男子坐在法官席與記者席中間，旁邊再加一位外判保安；另一位坐在犯人欄前面。

早上9時50分，清脆的金屬聲從法庭後方響起，懲教職員亮起腰間掛着的大串銀色鎖匙，咔嚓一聲，一名穿墨綠色懲教制服職員，把犯人欄打開，他走到庭內把文件交給法庭書記，自行回到犯人欄裡。

不一會，三名懲教職員押送唐英傑進入犯人欄。懲教職員今天的坐位清楚以三角型陣式，唐則坐在欄內角落。辯護律師團把握機會急步走近，俯腰跟唐談話。由於犯人欄加設膠片以隔飛沫，談話有點困難。

這天坐在家屬席的親友有多位，一名身型壯碩穿白色T恤的中年男士頭髮微白，有女性親手拍一拍他的肩略作安慰。唐亦多次望向親友席揮手，或在審訊期間，以手指及雙手放在胸口造心心手勢，向親友打招呼。據知唐母及唐父均有到庭。

早上10時8分開庭，八旬的外籍辯方律師Clive Grossman以柔軟的英語說：「明顯地，這是第一宗國安法案件，被坊間廣泛談論，被大幅報導，消息已經傳播到很遠。人們知道犯了國安法後果嚴重。」說時他眨了眨眼，扯一扯大狀袍。

「他（唐）是第一名被控告的人，我們要以全新的眼光，只聚焦這宗案的個別事實(peculiar facts)，只看這宗案的狀況。他已向社區發出訊息，就是不要幹這些事。」

Grossman引述國安法條文關於判刑的段落，唐涉及的「分裂國家罪」(國安法20及21條)「情節嚴重的判5-10年」「情節較輕的判5年以下」。另一控罪「恐怖活動罪」（國安法24 條）「若有前科、引致重傷死亡，或公私財產受重大損失」的判10年至無期徒刑，「其他情形」則判3至10年。

Grossman指出，唐並沒有籌劃組織甚麼，只是開着一支插了幟的電單車，「無疑他是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沒有人受影響，除了有些圍觀的人拍掌喝采，這應該是『情節較輕』的煽動。」

皮膚泛紅，尖鼻子眼袋大的Grossman攤一攤手續說：「至於恐怖活動，他（唐）不是有意襲擊警方，受傷警察的傷勢亦不算嚴重。唐亦沒有撞爛甚麼物件。」

坊間特別關注，兩項控罪是「同期執行」還是「分期執行」。早前法院判處兩宗非法集結罪，會提出若控罪本質相類似，會扣減總刑期的造法。

Grossman指出：「法庭在處理兩項控罪，都有提及被告駕駛如何惡劣，兩個控罪『煽動』與『恐怖活動』是否可以合以為一去處理 (two offences melded into one)？」

法庭處理求情，辯方有時會在庭上讀出親友師長撰寫的求情信內容。Grossman簡單處理，他輕輕說：「我只是想說，這是一位有為青年(decent young man who do something very very stupid)。他只是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取笑警察，魯莽開車，但他不是想謀殺警察。」

Grossman補充道，唐英傑正修讀管理及英語課程，急救課程則未完成，在社會運動中曾照顧傷者，他日唐重獲自由，可以在餐廳及咖啡店找到工作。

「他（唐）向警察表達真摯的歉意。我很久之前見到他，他已經跟我說過這事。我重申，他對警察表達道歉及悔意。」

Grossman再說：「這次對他來說是一個大教訓。他（唐）的人生已經被毁了，受到重大影響。他明白法庭對他的批評。我只是希望法庭對他寬大處理。」說完，Grossman彎腰跟旁邊的劉偉聰大狀及另一名女大狀商討，之後便說：「These are my submission」。簡短求情完成。

法官杜麗冰跟Grossman澄清了幾點唐英傑的背景：「他教育程度到中五？在餐廳任厨師？」Grossman澄清：「不是厨師，是侍應。」唐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公屋單位，父母已離異，唐供養仍在求學的妹妹。法庭上披露，唐的祖母患有癌症。

三位法官退後商議片刻回到席上，彭寶琴法官提問，引述判詞與Grossman斟酌，「你提及被告人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然而法庭認為被告人在警方防線有機會停車，被警告仍然不停車，被發射胡椒球槍仍向前開車。」

Grossman堅持，唐英傑在頭三條條防線沒有撞向警察，是迴避了撞向警員。彭官不同意：「你可以有你的意見，但法庭並不接納，已經在判詞上反映了。」

彭官亦指，Grossman那句「兩控罪二合為一」的說法不清楚，着他解釋。Grossman指因為法庭判兩罪時，綜合了整件事來看，就是一個人插着旗開快車。「兩控罪互相摻合，不是不同日子的不同罪案。」

杜官及彭官都說，兩罪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彭官補充：「不爭議的是，兩控是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兩罪是分開和明確的（two offences are separate and distinct）。」

此時唯一男法官陳嘉信再說，「『恐怖活動罪』是來自被告直接衝擊警方防線，而警方是法紀的象徵；至於『煽動分裂國家罪』是關於被告展示帶有分裂國家意思口號的旗幟巡遊。法庭需要分開來審視兩條控罪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look at the matter separately) 。」

辯方與法官們交換了判刑觀點後，控方此時提出一些補充。

以往代表控方的周天行今天缺席，由律政司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代表，他戴着大律師假髮。

張專員向法庭提供了海外判刑案例，亦提供了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判刑參考資料。張專員在庭上提及的英語是 “PRC law legal texts” 。張指相關資料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最低刑期」是不會少於字面上的年期。

杜官指，海外的案例對法庭具是 “interesting” 但卻沒有「約束力」“not binding”.

Grossman直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香港國安法不相關。」

三官討論之後，彭官總結：「控方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參考資料是相關的。法庭告訴你，我們會跟據香港國安法，及以往香港法律一向使用的工具和法定詮釋。」張專員表示明白。

雙方曾經用了不少時間爭議充公證物的問題。辯方爭取讓唐英傑拿回開電單車的衣物及保護裝備，個人電話等。控方則指出，某些電子產品中有「光時」相關物品。

Grossman爭取替唐拿回一些物品：「（唐）坐牢出來可能想拿回物品做救護工作，這些東西他將來利用作犯案的機會微乎其微。」

Grossman亦指出，這是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有可能上訴至更高法院，擔心證物被干擾；法官們則反駁，上訴程序和充公證物是兩回事。Grossman則指：「始終這是第一單國安案件，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第一宗國安法，在沒有案例情況下，審訊、判決、判刑的過程，成為大眾關注焦點。

三名法官最後宣佈，於一天之後，(7月30日)周五下午三時，宣判刑期。散庭時，律師走到唐英傑身旁商議案情，而唐被押送離開犯人欄進入羈留室時，幾位女性親友向他揮手並喊道：「聽日見！」

在庭外，多名記者向張卓勤專員查問，律政司向法庭呈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文件」是甚麼。張專員只重申，該資料是「國內法律書籍」，內容「提及國內刑法」，該書「包含法律內容及評論」，而他在庭上向法庭提及的是國內法律的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最低刑期」在判刑時「不可以少於（法律條文寫明）的最低刑期」。

本地及外國媒體記者多番請張專員提供該「國內法律書籍」的名字，並有人追問「是官方還是學者撰寫」？但張專員表示不方便提供，只說了一句：「本書係以簡體字出版」。

張專員離開時，分別以英文及中文澄清他是自行找書籍參考：「我係冇搵過任何國內人士，或國內特別人士，我要特別講呢一點」。

（圖為今天高等法庭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