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子孫皆成材 曾國藩教育子女有何秘訣？｜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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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清朝歷史上最有權勢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謂顯赫一時，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卻遠比我們現在的溺愛式、呵護式的家長要高明得多。

注重家教勤儉持家

在曾國藩看來，要教育孩子立足社會，並讓這個家庭能夠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關鍵就是兩個字：勤與儉。他要求孩子們一生銘記十六個字——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

曾國藩對於勤和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個家能夠保持興盛發達，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學會勤儉過日子，富的時候不驕傲，貧的時候不氣餒，由儉來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壯自己的身體，同時又使勞作變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儉，一個家族才會永續地發展下去。

曾國藩的小女兒晚年留下一個年譜，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曾國藩小女兒只有十幾歲時，跟隨母親來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總督府。小女兒入總督府總要穿得體面一些，光鮮一點，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藍色的小裌襖，下邊穿了一條綴青邊的黃綢褲，就這條黃綢褲其實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長嫂，也就是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過世的妻子留給她的。但就是這條褲子的一個青色花邊讓曾國藩覺得太繁複、太華貴了，就指責小女兒不應該穿這樣的褲子，讓她趕快換掉。小女兒趕緊回到房間換了一條沒花邊的綠褲子。由此可見，曾國藩是見不得繁複，見不得孩子身上帶有太富貴的東西的。

曾國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陳述自己這種勤儉的緣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曾國藩認為，子女在驕奢淫逸的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開始是驕逸，繼而就是流蕩，然後就是敗家。一個官宦之家能夠延續一兩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國藩覺得應該由勤儉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則平民生活

曾國藩曾經告訴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過三百兩銀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後，會十幾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國藩不僅在穿著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飲食上也有嚴格的要求。曾國藩吃飯的時候，碰到飯裡面有帶殼的穀物的話，他要把這個殼磕開，把裡面的穀物吃掉。可以說曾國藩這個農家子弟，對於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國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國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國荃的豪宅相比，簡直是差遠了。我去過曾國藩的家鄉，曾國荃的房子和曾國藩後來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過，兩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來形容。

就這樣的一個富厚堂，曾國藩聽說花了那麼多的錢，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沒有雕樑沒有畫柱，就是一種非常拙樸的木結構建築。這個房子有一個書樓，體現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讀之風，整個房子只不過比一般的農戶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於「行」，在那個時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轎子。可是，曾國藩卻在信裡告訴孩子，你要步行去辦該辦的事，絕不許使喚轎子。同時他對孩子們還這樣要求，不許使喚奴婢給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

在曾國藩的家書中我們還看到，他會讓自己的子女去幹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撿糞之類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對自己的長子有這樣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後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灑掃庭院，然後坐下來練字一千，而第一個字一定要寫「儉」。這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們千萬不要沾染官場之氣。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幾可以成大器。」

思想開明注重實際

曾國藩認為孩子讀書未必是為了做官，讀書在於明理，所以當長子曾紀澤連著三次考科舉不成功，並向父親提出不再走科舉之路的時候，曾國藩同意了，他寫信告訴曾紀澤，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紀澤後來的路，在當時人來看絕對是旁門左道。那個時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觸西方文化，更不要說去學說洋文了，而曾紀澤居然在32歲的時候學英文。這個遠見卓識，應該說既有他認識到的，也有他父親告訴他的，這說明曾國藩在這一時期對文化的理解更為深刻了。作為中國人，秉持、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應該的，但是當國門被人強迫打開之後，你不去了解外國的情況，你如何能夠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紀澤在曾國藩的鼓勵和支持下潛心研究西學。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談判並且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於曾紀澤對西學的了解，正是因為他有了一個非常好的英語基礎，在與俄國人談判的時候，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外交手段運用又足。當時沙俄曾威脅說，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馬上就派兵打仗。曾紀澤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話，說，你要打仗，我們也無奈，但是我們絕不怕你來打仗。因為他太了解當時沙俄虛張聲勢的心態。如果沒有對西學的了解，沒有西學的根基，有可能這個時候就被嚇倒了。所以有人說這一次談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勝利。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紀澤曾經用英文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用英語撰寫文章介紹中國，這是當時很多中國人所做不到的。

長子曾紀澤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則是一位數學人才，他喜愛自然科學，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數，曾著有《對數詳解》、《圓率考真圖解》等書，還計算出一百位的圓周率。兩個兒子的成材和曾國藩提倡子女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大有關係。

曾國藩難得的是，不光他的兒子成才了，他的後代子孫曾寶蓀、曾約農都成為了大教育家和大學者。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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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那些相信和平的傢伙，下場就是「皆斬之」。反而「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劉表動都不敢動，而是派蒯越跟龐季「單騎往說降之」，跟他們好聲好氣的談判。」

朋友發文問我，二二八遭遇屠殺者如陳澄波，多是主張求和或是親國民黨的台籍精英。反而是武裝起而反抗者如二七部隊黃金島、鍾逸人，或是斗六隊陳篡地，反而都安享天年。朋友問道：

「這就是軟土深掘嗎？這對一直把反戰當政治正確的人文主義者，是很深沈的省思。」

我的回答如下：

國民黨的屠殺，依柏楊的話來講，叫：「政策性屠殺」。這種屠殺不是真的針對攻擊國民黨的對象，而是為了「殺人立威」，所以殺誰都可以，主要就是為了建立威權。這時真的武裝反抗或逃亡的，反而因為成本跟危險性太高，因此被殺的反而少。而那些跑去求和的呆子，就完全是拿來祭旗用殺爽的。不過這種政策性屠殺也非國民黨獨有，歷史上各大小軍閥，甚至中央政府都愛來這套。因此魏晉時士族擁部曲自重，唐代藩鎮擁兵割據，或是各地在政權更迭時出現的「自衛堡寨」，多少是為了防身。也因為如此，我小時候覺得反戰人士都是白癡。接觸哲學後多少比較敬重他們，但仍是覺得他們是為正義獻身的笨蛋。

例如東漢末「蒯越」替「劉表」策劃在荊州建立統治的謀略，就是典型的二二八式政策屠殺：

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具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三國志・魏書六劉表傳》

如果我們撇開那些堂而皇之的政治語彙，蒯越說的所謂「宗賊」指的就是荊州自有的獨立民兵集團。而那些「帥」，其實就是當地的政治菁英。而劉表玩的「示之以利」，就是假裝誠意願意跟他們和平談判。但真的相信劉表的誠意跑來和平談判的傻子，就會被冠上「無道」的罪名殺掉立威。但武裝抗拒不來的，反而就會「傳檄而定」，讓他們保存自有武裝收編。

而最後那些相信和平的傢伙，下場就是「皆斬之」。反而「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劉表動都不敢動，而是派蒯越跟龐季「單騎往說降之」，跟他們好聲好氣的談判。

這套也不只是三國跟二二八，沈葆楨當年派去「開山撫番」的總兵吳光亮對原住民也是來這一套，花蓮「大港口事件」其實就是滿清時期原住民版的二二八。

所以比起沒有武裝的反戰主義，我更相信下面兩句名言才是和平的真諦：

說好話時同時拿把槍，比光說好話更能得到你想要的。（You can get more of what you want with a kind word and a gun than you can with just a kind word.）艾爾·卡彭

民主是兩隻狼和一隻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麼，而自由就是一隻武裝的羊反對這次投票。（Democracy is two wolves and a lamb voting for what to have for lunch. Liberty is a well-armed lamb contesting the vote.）富蘭克林

我瞧不起國民黨，就在於他們對台灣的統治權威是建立在這種低賤的軍閥把戲之上。但我也希望台灣人能夠醒悟，因為相信和平，拒絕武裝的人，在戰爭中才是會最先被殺，而又死得最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