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直接叫父母的名字，你能接受嗎?】

延續前幾天關於稱謂的話題
在明白稱謂不過是個代名詞
以及隱藏在稱謂當中的權力、責任與期待後
我不禁問自己：

「那我可以接受孩子直接叫我的名字嗎?」

坦白說，當我開始想像孩子直接叫我的名字時
我的確有被冒犯的感覺
甚至覺得怎麼可以沒大沒小
但我也明白這樣的感受
來自於長期被教育下的結果
就像有一道封印刻在腦中，跟你說不可以這樣
或是應該要那樣，但，真相與真理是什麼?
這讓我想到另一則故事

「有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
　雖然窮，但一家人非常的相親相愛
　每天粗茶淡飯卻過得很幸福
　母親每週都會預備一頓豐盛的餐點
　而餐桌上都會有一條新鮮又肥嫩的魚
　開動後，母親總是先將魚頭夾進自己的碗裡
　孩子們以為母親愛吃魚頭
　還會主動幫忙夾魚頭給母親
　母親只是笑笑地說謝謝
　後來孩子們長大了
　因著努力的學習與打拼而有一番成就
　生活品質相對也改善許多
　孩子們紀念著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
　於是準備了豐盛的一桌菜來招待母親
　其中有一鍋滿滿的魚頭，是為母親特別預備的
　而當這一鍋魚頭端到母親面前時
　母親的表情非常錯愕，大家感到疑惑
　在孩子們的詢問下才知道
　原來母親並不愛吃魚頭
　而是為了將魚肉留給孩子們
　選擇先將肉少刺多的魚頭吃掉」

這個故事提醒了我
我的想法與認知不一定完全正確
如同聖經裡說的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
　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 哥林多前書 8:2

蘇格拉底也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很喜歡去質疑自己原有的想法與觀點
並且透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微調甚至是修正

拉回小孩直呼成人名字這件事

在我原有的觀點中
直接稱呼比自己年長對象的姓名
就等同於沒禮貌、沒教養
就連我的舅舅一直以來都表示
可以叫他的英文名字就好
我也從來「不敢」這樣叫，還是以舅舅稱呼他
深深刻印在腦中的觀點與認知限制了我的行動
階級制度、縱向關係，以及人有長幼尊卑之分
已烙印在我的生命裡
當我擁有這樣的觀點
我就無法落實真正的平等在親子關係中

要突破，就需要有新觀點的加入
與舊觀點碰撞激起火花，最後整合成新的方向

我想起有認識一對母女，他們一同都在教會服事
女兒也都是直接叫媽媽的英文名字
會覺得沒禮貌嗎?
完全不會! 反而覺得還隔外的親切零距離
同時也想到國外很多家庭成員
也會直接以名字稱呼彼此

所以這件事沒有絕對的對或錯
完全是跟文化和習慣有關
再來探討那被冒犯的感受來自於何處?
以下為我腦中各種想法進行辯論的小劇場🧕🏻🆚👸🏻

🧕🏻「被冒犯是因為被小孩叫名字感覺不被尊重」
👸🏻「不被尊重的感受來自於什麼樣的觀點?」
🧕🏻「因為我比較大，在家中地位比較高
所以需要被尊重」
👸🏻「所以小孩比較小，就不需要被尊重嗎?」
🧕🏻「話不能這樣說，這是兩件事」
👸🏻「所以你覺得小孩叫你的名字
會帶給你威脅是嗎?」
🧕🏻「是的」
👸🏻「威脅到你的什麼呢?」
🧕🏻「權威」
👸🏻「所以小孩叫你的名字
會讓你有被降階的感覺是嗎?」
🧕🏻「好像是」
👸🏻「降階不好嗎?」
🧕🏻「人都想往高處爬阿，當然希望自己擁有權威」
👸🏻「不過往下走一步
就能與孩子站在平行的位置」
　 也能與孩子更靠近、更親密」
🧕🏻「好像也是」
👸🏻「放棄權威不容易
但能換得與孩子更多的連結
　 你，願意嗎?」

當我突破心防的封印
(這時好想學庫洛魔法使大喊：封印解除!)
再次想像小孩叫我名字時
那種被冒犯與不舒服的感覺就消失了

於是，身為實踐派的我當然展開行動

👩🏻「從今天開始，你們可以叫我瑋玲喔!」
🧒🏻「媽媽」
👧🏻「瑋玲」
👩🏻「恩，要叫媽媽或叫瑋玲都可以」
🧒🏻「媽媽」
👧🏻「瑋玲」

喬伊一開始完全不敢叫我的名字
只有在玩遊戲時敢 (老師點名學生的遊戲)
而唯可完全沒障礙，叫得非常的順口
我從一開始的接受，到現在能享受
喜歡孩子叫我名字的那份親暱感
也覺得自己好像變年輕了 (誤)
解除封印讓我感覺很自在也很自由

同時孩子們還是最喜歡叫我媽媽
稱謂不再是枷鎖，而是重新連結
脫去當中的權威，回歸為那份獨有的關係

「媽媽，是專屬於我的代名詞
　也代表著無人可取代的身分」

稱謂沒有不好，只需要重新檢視
讓稱謂沒有束縛，只有歸屬❤️

【怪你過分美麗？介紹 Ocean Vuong ‧ 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一看書名，已覺得「文藝」吧？我不算文藝，更不懂文學，但近年不少亞裔小說家在美、英等國家嶄露頭角，剛好我留意到作者的名字，和他大獲好評的首本小說作品，就看看吧，感覺一新。

說是小說，其實是作者的回憶，以「給母親的信」方式寫成，以自己、母親和祖母的一連串經歷和感受，穿插而成，像紐約時報書評形容，本書並非帶領讀者「以思想達致感受」，而是「從感觀令我們思考」。的確，在短短兩百多頁的「信」，讀者完全進入了作者的感觀和思想世界。

Vuong 非常年輕，1988年生，2019年出版本書前，已經是位年青得獎詩人，在美國大學任教。他在出生於越南，與母親、祖母等家人途經菲律賓，以難民身分在美國東北康涅狄格州 Hartford 市定居，中學後去紐約升學，讀了幾個星期「市場推廣」，不能接受這教「對人講大話」的學科，結果改為學習英文寫作。本書內容也是他的成長回憶，他母親和祖母的故事，還有他的初戀男孩。

Vuong 顯然是一個個性內向、溫柔甚至纖弱的小男孩，自己和家人連英文也未曉，就到了美國這個東北中型城市，就是面對種族歧視、貧窮環境下，也許都不太清楚在發生什麼事。他說，從母親那裡學到，因為言語不通，對任何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話，是「sorry」（對不起），不是「hello」什麼，但這也不是因為自卑，就是這樣習慣罷了。（有點像我們係唔係都先說「唔好意思」？）

母親和祖母飽受戰火傷害，都有她們傷痛的過去，影響一生。書中比喻，帝王蝶每年由加拿大遷徙去墨西哥，有些中途停了下來，不能完成，就離開世界了，就是完成了的，他們短短生命中，也永遠不會能回家。至於書中下半部較多描述他發現和探索自己的性別身分，及十分深情和細膩地描述他的愛人，一個與他自己一樣溫柔，但更不幸運的美國男孩。

作者在書中於文體上作了多種不同嘗試，包括部分以近似詩詞（poem）方式表達，而且在文字上對不少字語給他的個人感受，都描繪得很仔細。即使他很小時候已經學習英語，始終英語對他是第二語言，不知是否因為這理由，他對英文甚至個別詞語像是比英語為母語者更客觀地、更敏感地感受，溶入他的思想中。

例如，他問，文字和藝術，為什麼要充滿毀滅，不能以「重生」（regeneration）正面地形容？

//You kill that poem, we say. You're a killer. You came into that novel guns blazing. I am hammering them out, we say. I owned that workshop. I shut it down. I crushed them. We smashed the competition. I'm wrestling with the muse. The state, where people live, is a battleground state. The audience a target audience. "Good for you, man," a man once said to me in a party, "you're making a killing with poetry. You're knocking 'em dead."//

真的，過往沒留意，英文裡，「成功」、「做得好」的代名詞、助語詞等，多是充滿暴力和殺戮的。只是英文這個語言，還是反映人性的一面？為什麼要這樣？還有，我們有沒有留意或想過：

//It's not fair that the word laughter is trapped inside slaughter.//

「Trapped inside」。如此的形容！

Vuong 寫的是感受，但在書中有兩個地方突然「認真」地點出兩個社會問題。第一個是問，為甚麼多種族混血的著名高爾夫球手 Tiger Woods，多數人都只說他是位黑人（非洲裔美國人），而不提他也是亞裔美國人？原來，他父親的經歷和把兒子命名 Tiger 的背後，也有個與越南不可分割的感人故事。另一個他提出的問題，是美國藥廠以混有海洛英成分的止痛藥導致的嚴重公眾健康、成癮和吸毒問題，藥廠大賺，政府管理無方，變相官商勾結，大量民眾成為「北美病夫/婦」。這兩個，都是他身受其害，割肉之痛的問題，也許他也想用他的文字，引起多一些關注。

本書據說正在改編電影，始終關於同性戀、移民、亞裔美國人等熱門字眼，荷里活有興趣也無可厚非，但相信電影難以影像代替作者文字的效果，但希望可以表達 Vuong 眼中的美麗吧。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 在這世界我們總能短暫美麗。令我不禁想起，只怕《怪你過分美麗》。

#OceanVuong #OnEarthWeReBrieflyGorgeous
#和你讀
#光讀書 #書評 #讀書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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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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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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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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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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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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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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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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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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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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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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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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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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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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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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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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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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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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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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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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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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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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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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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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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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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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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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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