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西蒙波娃逝世35週年紀念日》

35年前的今天，法國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重要推手西蒙·德·波娃去世。

* 《第二性》出版那年，波娃才41歲。

波娃見證過她父母之間完全不平等的關係。身為一個女孩，她反對被當作「女孩」來對待。自從被露陰癖書店職員騷擾之後，波娃在不認識的男性面前常常感到侷促不安。波娃也見證過自己的朋友在非法墮胎手術之後感染住院，波娃也和那些對自己身體的功能和樂趣一無所知的女人交談。

國外旅行的經歷讓波娃意識到，公序良俗之所以看起來是必要的，也許只是因為大眾都在遵守而已。

波娃讀過朋友維奧萊特·勒迪克的小說《蹂躪》（Ravages）開篇對女性性行為的坦率論述，感到震驚：書中以「從未有過的女性視角、真實和詩意的語言，講述了女性的性行為」。

*18歲時，波娃在日記中寫道：「愛情中有許多讓人討厭的東西。」

她在20世紀40年代的小說打破了哲學和文學之間的界限。

但在《第二性》中，波娃認為以「愛」之名發生的事根本就不是愛。

這次，波娃模糊了個人、哲學和政治之間的界限，這本書當時引起喧然大波：幾十年後，被公認為女性主義經典之作。

在《第二性》第一行，波娃毫不掩飾她對「女人」這個話題的猶豫和惱怒。

波娃寫道：「在寫一本關於女性的書之前，我猶豫了很久。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有許多傳統的長篇大論出版，它們哀悼女性氣質的喪失，告訴女性必須「當一個女人，保持女人的狀態，成為一個女人」——因此她再也不願意被動接受、袖手旁觀了。

*波娃對「女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

波娃在提出「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這個觀點的時候，借用了黑格爾的「他者」的理論。

人類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即把自己與他者對立起來，因此男人把自己視為自由的「主體」，而把女人定義為客體。

但波娃想弄清楚這種情況為什麼會如此普遍持久。她想知道，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性站出來反對男性貶低她們呢？

波娃非常熟悉人們反對女性主義的常見理由：女性主義會毀了家庭價值觀！女性主義會降低工資！女人應該待在家裡！男性和女性早就是「獨立而平等的」！波娃本以為這些都是人們「自欺」的藉口。

蕭伯納曾批評，美國白人讓黑人給他們擦鞋，然後得出結論：黑人所能做的就是把鞋擦亮。

波娃認為，人們對女性的能力也做出了同樣無效的推論——人們認為女性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較低，但波娃指出這是因為女性總是處於劣勢的境況中，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天生就低人一等。波娃寫道：「我們必須理解動詞‘是’（tobe）的範疇，‘是’什麼樣的人實際上就是‘成為’（have become）什麼樣的人。」

*《第二性》於1949年6月和11月以圖書的形式分兩冊出版。

從宣傳的角度來看，波娃在前幾期《摩登時代》雜誌上連載發表了《第二性》的部分內容，顯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她也因此受到了公眾的譴責。

1963年，波娃在《時勢的力量》一書中公開回顧自己的作品，她寫道，《第二性》使自己成了「諷刺的靶子」，而且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攻擊。

此外，諷刺還不是最糟糕的，針對波娃的人身攻擊也接踵而至。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了。其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波娃認為每個女人的經歷都是一種成為（becoming）的過程，而不是一本緊緊合上的書。

所以波娃想要在書中展示女性對她們生活經歷的描述，展示她們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被「他者」化的過程。

作為一個開放的人，波娃也仍然處在成為自己、試圖理解自己經歷的過程中。波娃意識到，她面臨的一些阻礙對其他女性的成長也構成了宏觀的威脅。

儘管時間流逝，波娃仍然受到阿爾弗雷德·富耶的影響。富耶認為「人不是生來自由的，而是變得自由的」。波娃認為，使得男女性生活迥異、女性屈從於男性的，並不是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在這個過程中，「文明」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波娃對女性性行為的坦誠態度使她遭受了各種緋聞和攻擊，但她受到的最持久的抨擊則源自她對母職的分析。

波伏瓦認為社會沈浸在一種表裡不一的集體自欺當中：整個社會蔑視女性，卻同時尊重母親。「整個社會不讓女性參與所有的公共活動，不讓她們從事男性的職業，聲稱女性在所有領域都沒有能力，但是社會卻把最複雜最重要的任務——養育人類——托付給女性，這簡直是一種充滿罪惡的悖論。」

*波娃認為，男人在愛情中仍然是「至高無上的主體」——他們追求心愛的女人，同時也追求其他的事物，愛情是他們一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僅僅是一部分。

相比之下，對女性而言，愛情被視為生命本身，愛情理想則鼓勵女性為了所愛的人自我犧牲甚至是完全忘卻自我。

男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教導要積極主動地去愛，但同時也要有雄心壯志，並在其他領域有所作為。

女人則被教導她們的價值是有條件的——她們必須被男人愛，她們才有價值。

通往真愛的障礙之一是，女性被物化得如此嚴重，以至於她們物化自己，試圖從她所愛的男人眼中認同自己，不斷地追求他眼中的魅力。

戀愛中的女人試著透過她所愛的人的眼睛去看自己，圍繞著他，塑造她的世界和她自己這樣一個原本早已完整的人。

包括讀他喜歡的書，對他的藝術趣味、音樂、思想、朋友、政治觀念等感興趣。

波娃也反對性方面的不平等，她指出許多女人被當作男性享樂的「工具」，女性的慾望和快感，從來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

*在波娃看來，愛的主要問題在於，它從來不是相互的。

男人希望女人用不求回報的方式給予自己愛。因此，愛情對女人來說是危險的，而但對男人來說則不是。

*波娃沒有把這件事完全歸咎於男人。女人在這裡面也有一定的責任，她們參與其中，因而使不平等的愛的壓迫性結構永久化。

但波娃寫道，要女人不參與其中是很難的，因為這個世界誘使女性，不得不應允了這種壓迫。

*梵蒂岡教會曾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列為禁書。在《第二性》，波娃就女性受壓迫的問題進行過一場哲學探討，她從女性（包括她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得出結論：要想成為真正的「人」，就必須改變許多女性的處境。波娃認為女人的慾望應該影響她們的性；女性的事業應該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女性的主觀能動性應該影響這個世界。

但是波娃受到的攻擊大部分都是完全針對她個人的。這對於所有的成功女性，一點也不意外。

在世界及法國許多地方，波娃遭到諷刺、嘲笑、咒罵、和奚落。

但這不是全部——的故事。

下一代人歡迎和擁抱波娃和她的這部作品。

下一代讀者發現這部書前無古人，開誠布公地談論女性經驗這個曾經的禁忌話題：有些讀者迫切地想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甚至把《第二性》當作性手冊來讀。

《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在8月刊發了《第二性》的部分節選，反對把波娃介紹為沙特的副手和存在主義專家，她無疑是出現在男性歷史上的首位女性哲學家。

波娃有責任從人類的偉大冒險中提煉出一種女性哲學。

托莉·莫伊在《西蒙．德·波瓦：一個知識女性的形成》（Simone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一書中寫道，1949年底，「西蒙．德·波娃已經真正成為西蒙．德·波娃。就個人和事業而言，她都是‘被造就的’」。

托莉·莫伊認為波娃在1949年之後的作品大多是「回顧性的」，在那之後波娃「幾乎都在寫自傳」。

但是，從作者角度來說，那時的波娃還沒有寫出她日後的獲獎小說《名士風流》（The Mandarins）、另外兩卷小說和她的生命寫作，還有關於晚年的書。

當《第二性》會成為第二波女權運動的鐘鼎之作；那時的波娃作為女權主義的生涯，甚至還沒有開始。

—-摘錄自《成為西蒙波娃》

#名家縱論

如蘆葦般被政治壓傷的媒體

蘇蘅

蔡總統（左）在競選期間與網紅波特王合拍影片。圖／摘自波特王YouTube

二○一八年蔡英文在九合一選舉重大挫敗後，聲望重挫。但打不死的民進黨也展開復仇之役，不但硬生生把「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極其扭曲地畫上等號，更硬把一國兩制親中紅帽子扣向藍色陣營，展開更強勢的復仇大反擊。

去年三月，蔡英文還在號召「我們要讓製造假新聞的人得到警惕，我們要向全台灣的假新聞說不」，但這次選舉，主角已不是「假新聞」，而是民進黨如何利用法律和程序，舖天蓋地操作各種媒體，成就其反傳統的領袖形象。

首先上場的是不再獨立的ＮＣＣ。過去ＮＣＣ處罰媒體最多案件是「節目廣告化」，但二○一八到二○一九年卻開始「重視新聞台涉失實和偏頗報導」，理由是報導特定政治人物比例太高，不符合其新聞製播與倫理規範的「謹守中立、客觀」。這很像是川普在二○一七年曾嚴詞譴責ＮＢＣ新聞太偏頗、政黨傾向太強，應該吊銷執照。不過，美國主管機關ＦＣＣ並未照辦。

今年媒體更赤裸裸地各為其主做政治宣傳，政治和媒體眉來眼去，完全不遮掩。先是林崑海旗下三立電視主播林楚茵被民進黨提名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接著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展開全面抹黑抹紅抹黃，偏綠媒體在處理韓國瑜相關新聞，幾乎每則都以負面角度報導，無中生有，斷章取義，最後整個國民黨拒上三立政論節目。媒體界這樣滿天烏雲，還是歷來選舉前所未見。

利用假帳號進行網路戰是另外的新招。國外專家拉奧（Venkatesh Rao）曾反諷，網站和媒體並不是讓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反而變成科技運用毫無節制，使用者只是被控制的機制，點擊按讚的開關而已。網路操縱者也沒有道德下限，許多網軍刻意避開有用資訊，運用假訊息和誘惑的標題，促成下一次點閱和仇恨的煽動。這種向下墮落的生態鏈，便是楊蕙如們的生存寫照。

蔡陣營也收編台灣重要網紅。從訂閱數達兩百多萬的蔡阿嘎，到只有十多萬的Best of Taiwan，無論是「總統做什麼？」、阿滴英文的「我剛下飛機」，黃氏兄弟的「蔡英文全國競選總部充滿社群未來感的設計」，到去年十二月波特王「今天撩蔡英文總統」，波特王更多了「全世界第一個撩總統的YouTuber」頭銜，網紅節目成為政治鬧劇的舞台，但也成功轉到主流媒體，發揮影響力。

最後一波則為限制言論自由。二○一八年六月，民進黨立委邱志偉、蘇震清提案修改「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散播網路謠言開罰條文，內容無關候選人之間的競爭，而是究辦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案例，外界戲稱「查水表」，南北至少上百件，有如卡夫卡小說「審判」般荒謬。形成網路世界人人自危。

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反滲透法」，許多台商擔憂會在台灣的法律中被定義為「滲透」。對媒體來說，在執政黨換照威脅下，更多了牢獄之災的恐懼。

當蔡英文聲言要用選票守護民主自由的同時，她下令國會逕付二讀限期三讀通過「眾人皆曰不可、沒有行政院版本、沒有委員會審查、沒有主管機關」的反滲透法，她忘了「程序正義」才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蔡英文發言人林靜儀說出，「統一就是叛國」，當網軍沒有人性圍剿挺韓的愛心菜販陳樹菊是「沒有資格活下去的咖洨」，凸顯綠營在社群媒體「寸草不生」的打法。

這次選舉猶如意識形態自由的試煉。無論獨或統都是個人獨立判斷和偏好，不應受到任何公開辱罵或騷擾，媒體更不應對想法不同的人沒有同理心，欲去之而後快。

二○二○年的選舉，媒體全部戴上魔戒；為了搶奪魔戒，部分媒體扔棄專業倫理，也毀掉自己的公信力。「被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台灣的媒體公信力一再斲傷，有修復的一天嗎？身為傳播學者，我只有這樣期待著。（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