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報專欄鏤空與浮雕
#儂好胡歌

胡歌安靜下來的時候，是真的安靜。像什麼呢？像最深的嚴冬，夜裡靜靜落下來的雪。聽過和他同組拍戲的演員形容，胡歌一走出鏡頭，整個人就「嘚」的一聲，自動把渾身的光芒熄滅了去，然後慢慢的背轉身，往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去——於是我想起北京。北京一下雪就變成了北平。北平的雪下得特別凶，凶得可以把胡同裡的喧鬧和動靜都掩蓋下去，而那靜，靜得連故宮都一眨眼就變成了紫禁城，紅牆宮裡萬重門，那紅門遠遠望過去，出奇的溫柔，出奇的嫻雅，隱隱帶著少女的嬌羞。我也想起胡歌演的梅長蘇，因為患有火寒毒，常年撐著單薄的病軀，在寒冬里抱著炭盆，坐在窗台前，憂患著家國的憂患，而死亡其實離梅宗主很近很近，近得彷彿就在積著厚雪的門外靜靜地守候，梅宗主一個大意把門打開，祂也就一臉冷峻地竄了進來。

後來胡歌說，出事之後，他發了一個夢，夢見了那位和他一同出車禍然後不幸離世的同事，夢裡頭，他把對方送到機場，大家沒事人一般，說說笑笑的，然後對方轉過頭來，告訴了他航班的時間，隔天胡歌醒過來，酸酸楚楚的把那夢回味一遍，赫然發現，那航班的時間，其實就是哀悼會的時間——於是胡歌把臉埋進手掌，肩膀抖動得像一隻僥倖躲過獵人子彈的松雀鷹，原來死亡曾經靠得那麼近，近得像是被誰在臉上吹了一口氣，甚至那撲面而來的氣息，胡歌到現在都還記得清。他記得本來是他坐在副駕駛位置，那同事說，「胡歌你坐到後面來，睡起來舒服點。」那時他們趕完通告，從橫店開車回上海，胡歌累得全程都在車上睡癱了，因此當他終於知道跟他換位子的同事已經因車禍去世的時候，整個人嚇呆了，又內疚又自責又傷心，哭著對瞞住他的經紀人叫喊，「不管怎樣，我一定要飛回上海出席葬禮。」經紀人聽了大聲叱喝，「怎麼回？從香港回上海的夜機已經飛走，就算明天一早飛回去葬禮也已經結束了，而且你現在臉上還纏著紗布，要怎麼出境？還有你眼皮還腫著，不許哭，不許流眼淚——」那一刻，胡歌整個人徹徹底底奔潰了，慢慢蹲到地上，然後把頭低下來，好讓眼淚可以一滴一滴地往地上掉，不會傷害到剛在香港動了手術，把整塊眼皮都割掉，然後將耳朵背後的皮膚移植過來的那隻右眼——當時胡歌那委屈我懂，委屈得像個最好的同學突然轉校離開了可卻又傷心得不敢在老師面前哭出聲音來的孩子，原來在生離與死別面前，命運的樓板掀了開來輕輕響動，我們除了用盡氣力的傷心，其餘的都無能為力。

我突然想起金宇澄談起《繁花》的時候，回到了江蘇黎明里的祖宅，然後搬了張椅子坐在破敗得像個荒園的屋子裡望出去，剛好望見一棵娟秀的老樹，枝葉晃動得像金線一般，金燦燦的，很是漂亮，金宇澄說，「這是棵野生樹，小鳥吃了它的果子，飛到這兒來拉屎就長出來了，江南特有的樹。」而人生誰不都是這樣呢？不管你長在哪裡，到最終落了下來，就好像一張樹葉一樣，飄走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這道理當然胡歌都懂，胡歌比誰都懂，生命如果不是那麼脆弱，我們又何苦那麼驚慌焦慮？我記得胡歌說過，人的一生或長或短，都不必太計較，這一生來不及完成的事情，就寫進墓誌銘吧。而他唯一沒有放棄的是，既然活了下來，就把自己活成一個堅毅的、寬容的、赤誠的男人，給未來留下一點什麼，而且肩膀也不必太寬，擔得起人生的波瀾就足夠了。其實我何嘗不是那樣？特別抗拒把十年或廿年拉過來設定成一個年限來評估自己活出了一些什麼。在命運面前，歲月太單薄，十年廿年算得了啥，可能明天發生的一件事，就足以把經年累月累計下來的一切都崩解了，都改變了——「就好像一根羽毛，風吹過來，它就跟著飄走了」，而胡歌這感慨，不知咋的就和金宇澄說的給對上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上海人，在上海飽滿的風月當中，不約而同地，一眼看穿每個繁華時代的背後，其實也陰晦，其實也貧乏。

也可能是因為那場車禍吧。胡歌臉上結結實實地縫了一百多針，整張臉差點毀了，胡歌醒來之後，為了不讓大家擔心，他渾身裹著紗布讓護士從手術室推出來，還故作輕鬆地沙啞著聲音說，「瞧，著是我最新的造型。」然後他看見經紀人神色凝重地背過臉去，這才把吃力舉起的包扎著石膏的手緩緩地放下來。之後醫生到病房替他上藥，拆掉了臉上的紗布，胡歌隱隱發現大家的眼神有異，開始覺得不是太對勁，於是央父親把鏡子遞過來，父親多番推搪，怎麼都不肯，後來胡歌藉故要進洗手間，在鏡子面前看見自己的臉腫得比原本的大上兩倍，顯然是大大的破了相，而且肌肉組織很多都移了位，傷得最重的是右眼，腫得根本張不開，幾乎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來了，可他當時的第一個感覺竟然是如釋重負，回過頭來對父親說，「太好了，終於可以不用當偶像了，終於可以不用當演員了。」父親聽了，以為兒子受不了刺激，盡說些痴話，難過得不得了，眼眶紅紅的，但當時胡歌是真心的，當偶像壓力太大，大得讓他開始想逃想避，就算今天問起，胡歌還是會說，「如果可以把光環都褪掉，那我肯定會更舒服更自在一些」——於是我想，這和金城武是多麼的相似啊。明明兩個都是天生必須在強燈之下戲耍風流的男人，卻偏偏想方設法不把自己當一回事，而且所謂偶像，不外只是光環，不是志向，不是職業，至於帥哥——帥哥怎麼能算是一種藝術成就呢？

「既然活了下來，便不會白白地活著——」《琅琊榜》里的林殊逃過劫難重生，化身梅長蘇之後這麼說過，胡歌於是也一直把這句話懸掛在心口。尤其是，角色有主次，但人生沒有，每個人都只公平地分配到一個角色，每個人也都是自己人生唯一的主角，並且最終也都只能活上那麼一次。因此一旦決定了繼續留在演藝圈，胡歌第一件事就是必須丟掉古裝小生和螢屏偶像的包袱，於是他重回上海戲劇學院上課，於是他遠走紐約放空自己，於是他表達了想要上台演話劇的意願，於是他還不介意角色的主次，爭取參演賴聲川的《如夢之夢》———而賴聲川的話劇，主張的是一種依賴靈性激發的創意體系，所以常常在他的話劇裡頭，從舞台的氛圍和設計，故事的主幹和佈局，還有隱藏的枝椏和線索，都埋伏著人生的體悟，而往往演員在演完之後，在對生命的思考上，漸漸都有了深刻的改變，尤其是胡歌——在某種程度上，胡歌和《琅琊榜》裡的梅長蘇有點相似，都經歷過浩劫，都毀過容，都在涅槃之後重新再活上一次。最特別的是，賴聲川的《如夢之夢》，每一年年底都安排在北京上演，意即是今年這一天的晚上八點，胡歌在戲台上說出這一句台詞，明年這一天的晚上八點，胡歌也會回到北京的戲台上，說回同樣一句台詞，胡歌感慨地說，「這兩個點的距離，感覺就好像只隔了一天從同一張床上醒來，可實際上卻間隔的整整一年，一年裡頭的遭遇、經歷和生活，其實更像是一場長長的夢」——生命是循環，總有長短，也有圓缺，而在無常裡頭，我們都希望可以守住同樣的循環，守得緊緊的，守得牢牢的，所以我們才都愛說，「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其實我們忽略了，今夕是何年根本不重要，越是像夢一樣的，才越是真實的人生。

胡歌是個聰明的演員，他的演技，不狂妄不輕浮，總是收的時候比放的時候多，最好像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不見端底的，總是要到最後一刻才恍然大悟——啊竟然是這樣，啊居然是那樣。人如是。戲如是。所以胡歌用他自己的歷練，壓抑了梅長蘇的感情線，豐富了角色的孤獨感，有些人的人生，是必須經過不斷的否定自己，不斷的推翻自己，到最後才能慢慢地重新建立起自己。我喜歡胡歌，是喜歡他居然在這個粉絲可以兌換程貨幣的「新粉絲經濟時代」，一再千方百計地撲滅身上的明星光芒，把自己從明星退化成一個演員，然後再從一個偶像，「破帽遮顏過鬧市」，恢復一個演員最純粹的本質，這對胡歌來說，終究才是他最樂見其成的反其道而行的進化方式。胡歌說過，他是一個簡單的人，簡單是他的葉綠素，「有時候演了一場很牛的戲，我自己就會沾沾自喜，樂上好幾天，而這種樂，比起摘掉影帝或視帝什麼的，更加讓人開懷愜意。」無論演員還是明星，顯然都是趕熱鬧的行業，因此胡歌總是盡量在精神上讓自己傾向於「貧困」，而胡歌的貧困，是一層層的壓抑，是一步步的排斥，以及一些些人為的刻意的疏離——胡歌本身已經具有太強烈的存在感，他需要的反而是化繁為簡，是返璞歸真，是從喧囂的螢屏中退下來，扭轉頭，從表層鑽回內在，然後適當地給自己一種撕裂——胡歌老愛說，「我真正想要討好的，到頭來不外是在心裡頭經常給自己進行告解的另外一個胡歌而已。」

我隱約記得胡歌好幾年前已經開始在讀《繁花》，很有禮貌地稱金宇澄為 金老師，那時候他輕描淡寫，談起他讀的書，談起余秀華，談起村上春樹，也談起《蘇菲的世界》， 把《蘇菲的世界》當作哲學入門書，長期帶在身邊，邊走邊讀，然後說，「慚愧啊，到現在都還沒讀完呢。」也是在那時候吧，我開始覺得我應該喜歡他，喜歡他的不自戀；喜歡他對名利寵辱不驚；喜歡他帶點憂鬱和哀傷的自負；喜歡他明明是明星類型化最早的受益者，卻也是最快自覺性擺脫被明星類型化捆綁的明星；也喜歡他和金城武一樣，總是一逮到機會就轉過身把明星的光環都拆除都摘掉——

而胡歌在上海出生，說得一口正宗的上海話，聽上去特別的風流，一種隨時隨地和談話的人在調情的風流，我記得他說，他對1960到1990年的上海總有一絲念想，「當時上海的物質可能還挺匱乏，可精神世界卻很精彩很豐富，我特別嚮往能夠經歷那樣一個年代。」然後王家衛開拍《繁花》找上了他，說是因為他說得一口漂亮的上海話，但造型照一曝光，我心裡靈光一閃，胡歌出場時華麗而迷離的氛圍和造型上的耐人尋味，看上去竟和張國榮的阿飛有太多的似曾相識——都自戀，都憂鬱，都俊美得不容逼視；不同的只是，張國榮的阿飛難免太輕浮太跋扈太傾向自我毀滅，而胡歌的寶總，是大上海溫文爾雅但工於心計的商賈，可兩個人都同樣的對人對感情，對命運的起落和跌宕，有著太多的遲疑和不信任。

胡歌是個愛書人。 據說他刨書刨得近乎出神入化。常常劇本唸熟了，在劇組等其他對手進入情況的時候，他就順手把書給抽出來，能匆匆忙忙給瞄上幾段也是好的，他最開心的莫過於，能夠來來回回在一段給他衝擊最大的文字段落里徘徘徊徊，對他來說，也就是心滿意足的一件事了。我記得有一次他在內地得了個最有影響力的男演員什麽的，記者要他說出他心目中最能代表這個時代的人物，他特別配合地說了——我一聽，當場就呆呆地怔住了。因為我真的是天打雷劈都沒有想到他會說余秀華，並且還面不改色地說，「如果沒有這些詩，余秀華不過是一個身體有缺陷的普通農民，但讀過她的詩，就知道她的靈魂原來這麼自由，其實已經飛到很高的地方去了。」胡歌懂詩，佐以他的俊色，端到我們面前來，怎麼說都是一件性感的事。

更驚訝的是，胡歌說他這一生的第一根煙是為村上春樹抽的。那時他還在唸著高中吧，陰差陽錯地讀到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被男主角極度頹廢的氣質給吸引住了，於是讀著讀著就禁不住推開門走到街上買煙去了，而且他還很記得，那是十七塊錢一包的大衛杜夫，價錢還真不是普通的貴。所以我常常在想，不讀書胡歌照樣可以像其他明星一樣喝喝紅酒穿穿名牌日子過得挺好的，但或許是因為胡歌擔心一不讀書就會讓自己處於一種內心沒有著落的狀態，空空的，虛虛的，因此他需要書本來支撐他自己，讓自己看起來不像是個只識得在鏡頭面前背對白的行屍走肉，而且書本開啓的世界和提供的養分，從來沒有讓胡歌失望過，他笑著說，「書本擊退了我的焦慮，讓我不再搖擺不定。」而我想說的是，在劇組偷時間讀上兩頁好書，然後從書裡抬起頭來恍如隔世的胡歌笑起來真好看，讓我想起木心說的，「風啊，水啊，一頂橋。」胡歌是一頂溫柔的橋，情深款款，和河道依偎在一起，讓人禁不住想走到橋心去站一站——站一站就好，站一站其實已經很好。

我所記得關於大平先生的一切

最後一次見到平鑫濤先生是2014年皇冠60周年慶的會場上。那時候他抱病出席。平先生向來低調，那次承蒙大家盛情，終於願意上臺與大家合照。他上臺的時候走路的姿態有些虛弱，聽得出來說話的中氣不太足夠。儘管如此，至今我印象深刻的仍是他臉上那一對炯炯有神的目光——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的眼神。

第一次見到他，是將近三十年的事了。那時我剛服完兵役，在一所階級輩分儼然分明的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醫師看似光環閃亮，但挨罵、被訓其實是家常便飯。一個像我這樣懷抱作家夢想的小住院醫師，才在皇冠出了一本書，接到文化界重量級大腕的吃飯邀請，那種受寵若驚以及忐忑不安的心情不難想見。

吃飯那天，現任社長平雲隨侍在側。平雲話說算是少的，或許是不熟的關係，那天更加沉默寡言了。我的年紀以及輩分接近平雲，因此，他的舉止動靜便成了我的參考標準。結果一頓飯下來，大平先生只好一個人唱獨角戲，努力炒熱氣氛。說起來有點無奈，儘管看得出他用心良苦，但礙於當時戒慎恐懼的心情，我一點也愛莫能助。

例行的餐會進行了幾次，跟大平先生變得比較熟悉了，他開始在晚上打電話跟我談天說地。時間通常是九點過後。一開始談話的內容多半是我的新稿件，漸漸範圍越來越廣泛，短則一、二十分鐘，長的時候不知不覺，等放下電話才發現好幾個小時已經過去了。

我讀過一本書講美國總統府內規，不同層級官員會佩戴不同的識別證——一般事務人員和實習生，除非被諮詢，否則是不能主動去和佩戴最高級識別證的官員攀談的。或許是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印象所及，我從來不曾主動打電話去刁擾平先生，每次總是他打電話來。

隨著我的新書在皇冠一本一本出版，平先生的熱線也越來越密切。那段時間，他忙著拍電視劇、舉辦大眾小說文學獎，親自參與每個月出版的皇冠雜誌……事業可謂風起雲湧、每天都在風尖浪頭上。接到大平先生電話，我其實是很開心的，但他花那麼多時間打電話跟我這個小輩閒聊，讓我很過意不去。有一次，我忍不住在電話上對他說：
「平先生，我的書反正都會在皇冠出版。你要是時間忙不過來，不用一直打電話招呼我沒關係。」

沒想到電話那頭大平先生哈哈大笑，對我說：
「文詠，到我這個年紀，賣不賣書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我覺得很尷尬，好像表錯情了，正不知如何回應時，平先生說：
「我喜歡跟你們年輕人聊天，可以學到很多新的事情。跟我同年紀的人聊的不是老、就是病，就是死，我不喜歡那些。」

那次談話，打開了我的某種無形的心鎖，我試著放下「長輩情節」，開始「沒大沒小」地和平先生聊天。一開始我不是很適應，但平先生似乎一點也不以為忤。聊得多了，我感受到大平先生德高望重，內心卻隱藏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孩。

當時哈利波特風靡全球，皇冠出版的中文版量屢創新高。有一次電話，大平先生問我：「文詠，哈利波特這麼暢銷，你怎麼看？」

我坦誠地招認自己從來不是哈利波特的粉絲。從一開始讀到出版前的試閱稿時，就一路不看好這本書會暢銷。大平先生聽了哈哈大笑。
「文詠，我也跟你一樣，一點也不看好。完全不明白為什麼會暢銷成這樣。」

哈利波特後來又出版了六本續集，證明了我們兩個人錯得離譜。我們像兩個做了壞事的高中生一樣，分享著這個秘密。有次碰到平先生時，正好哈利波特的續集又創下銷售佳績，我拋了一個「噢噢」的眼神給他，他準確地接到了我的眼神，還神秘地回了我一個頑皮的笑。

這些不合時宜、又不宜公開的電話談話，不勝枚舉。真要剪輯起來，一大本書恐怕都還不夠寫。

大平先生是個超級夜貓子。掛了我的電話之後，他看影片、看稿子的時間才開始。他對看電影、電視劇、看稿子都有種無法言喻的熱情。我大學時代的記錄是一年看三百多部電影。他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看的影視作品——據我粗略的推算，絕對超越我當年的記錄。我們像發燒友一樣，給彼此推薦新的電影、電視劇、甚至交換手上的DVD——或許是辦雜誌、開出版社以及影視製作人的經驗，他對電影、電視劇不同類型的接受度非常寬廣，幾乎不受到年紀、或者是類型的限制。

我們常常無止無盡地聊著那種不知要到幾點才會掛斷的電話。從小說、電影、電視劇、作者、導演、演員，不管任何一個話題幾乎都可以切入，然後無限制地延伸、跳躍。他像一個豐富的寶藏一樣，不管是報紙副刊、雜誌、發行電影的過程，順手拈來就是一段精彩的往事，稍稍著墨，就是一段深刻的人情世故。他謙虛地說是忘年之交，跟年輕人學習新的事物，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是我透過他豐富的經驗與歷練，一次又一次學習到許多他之所以能夠成就這麼大的事業，背後的氣度與信念。

幾十年來，我的書交稿後，第一個給我意見的人總是大平先生。他的建議，沒有一次不是在讚美與鼓勵中完成的。有一次，在給了我諸多稱讚之後，話鋒一轉，他忽然談到瓊瑤阿姨尚未拍攝的最新劇本情節，忘我地分析了故事的結構以及為什麼會那麼精彩的邏輯，足足說了有半個小時之久。在電話這頭中獨享這種大師級的寫作講堂，我自然聽得忘我。直到掛了電話細想起來，才恍然大悟，他花了那麼多時間說的，正是委婉卻又真誠地送給我的專業建議。

1997年我辭去醫院的工作成為專職作家，花了一年半時間寫了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白色巨塔》。書稿交出去之後，我自然想聽到大平先生給我的意見。那通電話比我預期的還來的晚了一些。電話中，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文詠，台灣的市場流行短小輕薄，我讀得出來這是你的嘔心瀝血之作，但這本書和市場主流不同，或許我們要有一點心理準備。但無論如何，皇冠以能夠出版這本書為榮，我們會竭盡我們一切的努力，去推廣這本書。」

《白色巨塔》因為提及當時醫院內部的陋習以及文化，連載的過程中，我早已聽見一些醫院同仁以及過去師長傳來的批評。平先生的提醒，更讓我更是有種「前有斷崖，後有追兵」的烈士感。我冷靜下來，反復斟酌平先生那句話。如果市場反應不好、醫院同仁也不諒解，作為一個作者，自己是不是還能引以為榮呢？想來想去，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想了幾天，終於想通。是的，我以自己的作品為榮。這件事想通了，一切該放下的也就放下了。

皇冠卯足勁，編足了預算去鋪通路、做宣傳，我也卯足了勁跑通告、簽書會、見面會。這本書意外地暢銷，至今已經賣出三十多萬冊了。不但如此，後續還改編拍成了電視劇，拿了金鐘獎包括最佳導演、劇本、男配角在內的許多獎項，在醫學人文、倫理課堂這本書的內容被被廣泛地被討論，更多學術論文更是引用了這本書的內容作為論述的文本。

再次跌破眼鏡，我當然覺得開心，大平先生似乎比我更開心。事後他對我說：「事前打打預防針總是有必要的。」看他一派醫師對病人的口吻，我反倒是無言以對了。

乍看之下，大平先生堅持的：「以作家為榮，以讀者為尊」的信念，看似簡單，但經歷了這件事之後，我感受深刻。如果說出版社的核心信念如此，作為一個受尊受榮的作家，更應該寫出足以引以為榮的作品才是。假如一個作家有任何其他考量，寫出自己不能引以為榮的作品，那麼，出版社如何「以作家為榮」？讀者又如何覺得自己真實地被「尊重」了呢？

後來，我常在Facebook發文。那時，大平先生的健康狀況已經亮起紅燈，無法在電腦螢幕上讀我的作品了。編輯告訴我，為了看我發表在Facebook的短文，他會要求她們把我發表在Facebook的文章下載下來，並且一篇一篇放大、列印，及時交給他閱讀。有段時間，我還有機會跟他說上電話時，他也也總是抱著病痛的身體，興致勃勃地鼓勵我，跟我說，我寫的哪篇短文怎麼樣怎麼樣，又給他帶來什麼樣的樂趣……

2016年底，交出新的長篇小說「人浮於愛」上半部初稿時，我早從平瑩哪裡知道大平先生已經臥病在床了。但是當稿子交出去之後，有好幾天，我仍然還是不自主地等待這那個儀式般電話響起來。大概是那樣的覺知吧，我忽然理解，我是那麼地渴望聽到他的意見。也正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理解到，那個我最在乎的讀者，再也沒辦法讀我的作品了。這樣想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大平先生走了的消息，是平瑩打電話告訴我的。聽到消息，雖然難過，但一想到他說過的話：「跟我同年紀的人了聊的不是老、就是病，就是死，我不喜歡那些。」不曉得為什麼，竟然有種為他感到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如同他一直以來的低調作風，不喜歡繁文縟節的儀式、規矩，不喜歡標榜自我、不喜歡麻煩別人，他的告別式，我甚至是在報紙上讀到的。

讀到報紙那天，有種很不真實的感覺。心裡想著：一切就這樣了煙消雲散了嗎？

如果說生命的滋味是酸甜苦辣交雜，與大平先生相處的記憶，神奇地竟然只有甜蜜歡喜，沒有酸痛、苦澀，更無辣嗆，一切都美好得不像是真的。人與人之間的因緣，既隱晦又奧秘。我不知道自己此生何其有幸，成為此生被他用最珍貴的心情呵護的作家，無以回報。

這樣想時，眼淚就又來了。

我就這樣一個人在書房，面對著電腦，以及與大平先生相處的歷歷往事。寫寫停停。一切彷彿我們在熱線上獨處的時光。

「沒有老、沒有病、也沒有死亡了。」忽然有種衝動想對他這樣說。

或許正因為對生命、對文學的想望，我們總是在繁花盛開中一再交會。相遇時青春的容顏，炯炯的眼神，所有的美好，正是我所記得關於大平先生的一切。

謝謝您的精湛表演、獨樹一格的風格，以及隨興佇立，竟綻放成繁花與森林的氣場與態度。

既然說到了日本電影，這位大物女優不能不提。
　
她是是枝裕和拍攝家庭題材時，最稱職的支柱與謬思，光是坐在廚房餐桌，她就能帶你的思緒回家。丈夫、搖滾樂手內田裕也稱她是「她是史上最強的母親、最強的女演員、最強的妻子。」
　
雖然已75歲了，並罹患癌症，但至今仍非常活躍於第一線。前陣子才從坎城回來。
　　
樹木希林這個名字毫無疑問已等於一種品質、一種風格、一種態度，讓人望而興嘆的。
　
　
這樣的等級與輩分，日前受訪時談起日本電影。
　
「日本電影界演員的深度很淺，廣度也窄。」
　
「我還記得從前山田洋次導演翻閱藝人名冊時說過這是『放棄表』。讓他產生這種想法的人，就是身為演員的我們。
　
現在有許多導演希望以現代為舞台拍攝些什麼，可是演員並沒能追上去。」
　
「人數是有的，但每個人都一樣，沒有差異。不管是我在電視上看到，或有碰過面的，都沒有產生區別。在試映會等舞台招呼場合，每個人的妝髮、造型都連帶地差不多。
　
我在想這麼做，能好好地去描繪、詮釋『人』嗎？身為演員，要做詮釋『人』的工作，無論如何都必須維持普通的生活才行。」
　
　
母親是日常生活的容貌與滋味，她必須很平凡或說庸碌。樹木希林把這樣的「普通」琢磨到什麼程度？
　
與她合作《比海還深》的是枝裕和寫道：「在團地住宅内的厨房餐桌，要如何表現劇中母親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四十年？椅子該放在這兒嗎？和冰箱之間的距離合適嗎？水壺即使閉着眼睛也能找到嗎？在我坐下来之前，該在哪里做點什麼呢？」
　
這就是她的普通，那樣深而且那樣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