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白色恐怖的濫觴 #四六事件72周年〕

坐落於大安區的臺灣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如今是許多學子嚮往的名門學府，並以多元自由的學風著稱。

不過72年前的今天，兩校學生遭到軍警大規模逮捕，爆發著名的四六事件，並揭開白色恐怖的序幕。

究竟這起悲劇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又對日後的臺灣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將在四六事件72周年之際，帶大家認識這起事件。

▌事件背景

隨著日本投降，為期八年的中日戰爭告一段落，但國共之間的衝突卻日益加劇。

同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承受巨大的學潮壓力，1945年底西南聯大首開先聲，透過罷課示威訴求「反飢餓、反內戰」，並迅速蔓延至各地，即使在國共內戰爆發後，各地學潮仍風起雲湧。

這波學潮的風氣也吹到海峽對岸的臺灣，內戰期間統制經濟導致的嚴重通膨和經濟蕭條。

加上二二八事件對本土菁英的摧折，使得當時不少知識青年對於政府相當不滿，中國青年大量來台，社會主義思潮盛行於校園，臺灣學生運動遂和中國學潮聯結，並一同被政府視為是「共產勢力」。

▌導火線

1949年3月20日，臺灣大學與師範學院（臺師大前身）的兩位學生因為單車雙載遭到警方毆打拘捕，引發兩校學生不滿，曾三度赴市警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被扣學生，引起國民黨政府關注。

3月29日，臺北市各級學生召開青年晚會，宣布成立學生組織以響應中國反內戰的學潮，並號召全臺學生聯結。

時任省主席陳誠鑒於學生運動擴大組織化，加上同時間南京再度爆發大規模學潮，擔心兩岸學生隔海唱和，因此決定先發制人，展開對於學生運動的壓制。

▌事件爆發

4月5日，情治人員針對兩校的學生自治會幹部展開逮捕，誘捕過程中師院學生自治會會長周慎源趁隙逃脫，並在臺大學生護衛下回到師院。

警備司令部為緊急因應，於6日凌晨以「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為由，以大批軍警包圍兩校學生宿舍。

最終三百餘名師院學生及二十多名台大學生遭強行拘捕，是為「四六事件」。

▌四六過後

事件發生後，兩校因此停課數日，雖然大部分學生被分批釋放、由家長帶回，但仍有多名學生遭羈押判刑，追捕行動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

臺大、師院的自由校風也轉為保守，校園的思想言論深受箝制，諸如兩校的校內本土性及異議社團接連遭到清算。

師院校長劉真態度較為強硬，不僅主導校園的整肅，開除多名學生學籍，並發起整頓校風政策，立下一系列箝制思想的校規。

而臺大校園也並未因此恢復平靜，不僅隔年校內陸續爆發「海天合唱團事件」、「于凱案」等事件，參與四六事件的學生們也牽連到五零年代的諸多政治案件中，許多學子被安上「為匪工作」的罪名。

因此有學者形容「四六事件不僅僅是單一事件，反而是個開始。」

加上事件結束不久，政府就先後發布「戒嚴令」及「懲治叛亂條例」，因此，一般多視「四六事件」為白色恐怖時代的濫觴。

▌傅斯年「神話」？

由於當時兩校校方態度有所差異，加上臺大逮捕行動較為溫和，使外界多認為時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是保護學生、堅守大學自由學風的功臣。

尤其他留下的「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一語更是廣為流傳。

然而近年諸多研究修正了此一形象，例如歐素瑛教授就透過《陳誠回憶錄》等史料，還原傅斯年當時贊同陳誠肅清兩校學生的提議，並提出「要快做、要徹底做、不能流血」的三項條件。

陳翠蓮教授等人重新校訂完成的四六事件報告中，也顯示傅斯年是同意警總進入校園逮捕學生的，並在事件過後處分四六事件救援會的主要幹部。

不過陳教授也點出，不能簡單地將傅斯年定義為加害者或共犯，但在評價傅斯年時，不能如同過往將其視為「神話」，而忽視這些複雜的面向。

▌全面擴散的陰影

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不僅壟罩臺大與師大，全臺知識份子匯集的大專院校都難以倖免，連被視為「黨校」的政治大學，也有相當多師生成為政治受難者。

例如政治系的元老教師呂春沂教授，便曾遭到學生告密而被捕，歷經刑求及拘禁。

儘管在各方救援下獲判緩刑，但日後學術之路因此受阻，其在政治系的同僚湯承業也有相同遭遇。

除了呂湯二人外，包含許席圖、李漢元、廖偉程等政大學生都是當時的受難者。

這樣的風氣即使到了戒嚴後期也不曾停歇，1970年代，臺大哲學系內數名自由派學者便被政府以「反共」之名進行整肅，前後解僱了13名教師。

1983年任教東吳大學政治系的黃爾璇也在黨政及情治系統的施壓下，遭校方無預警解聘，這些舉動無疑是對講學與學術自由的重大傷害。

▌結語

四六事件被認為是戰後臺灣學風轉型的重要分水嶺。

事件發生前，政府雖對學生運動有所疑慮，不過態度仍偏向以引導代替防範，勸戒重於懲罰。

但四六過後，政府的立場轉向強力整頓學風、安定校園，置大學自治於不顧，展開對師生與校園活動的嚴格管制，校園的學術及言論自由因而在白色恐怖下被長期禁錮，並產生諸多政治受難者。

事件雖已過去七十餘載，然而兩校針對四六事件的轉型正義仍未完成，期待社會能對這起事件有更多認識，並為了這未竟之業一同努力。

#雅加達戰什麼 ❓🇮🇩
「一波又一波的學運，印尼新一陣的『天下圍城』...究竟是為了什麼？」印尼自10月5日再度爆發學運抗爭，從全國各地陸續湧入的學生團體、農民組織、勞工運動與環保聯盟，自周一開始就朝首都雅加達大舉開進，並連續包圍共和國人民代表會議（印尼國會下議院）長達３天，甚至呼籲印尼國民響應罷工罷市罷課的「全國大三罷」。過程中，憤怒的學生高舉著豬玀道具，痛罵中央政府與國會是「人民叛徒議會」，並冒著群聚感染的嚴重風險，與鎮暴警察爆發激烈的街頭衝突。

印尼學生們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印尼中央政府5日以「集體綑綁」的闖關方式，強行通過了範圍極為龐大、同時存在嚴重勞權與環保爭議的《就業增加法案》——此一法案，是印尼政府為了「疫後重建」的重大就業振興計畫，但上京抗爭的勞團與年輕學生們卻憤怒地發現：該法不僅趁亂刪除了各項投資環評、森林資源養護的企業投資規範，綑綁式的大規模改革，幾乎全是以「外商與本地財團利益角度」出發的護航政策？

這份醞釀已有半年之久的《就業增加法案》，其初始說法雖是疫情陰影下的經濟振興對策，但整體的修法方向與擴張範圍，其實都是貫徹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力主的「印尼經濟自由化政策」。

支持政府的修法派認為：印尼過去因為國土民情組成複雜，各島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及法治差異極大；在加上過去獨裁統治時期，當權者都會以各式各樣疊床架屋的保護政策，作為地方與基層的「綁樁」方式。因此長年累積下來，也讓印尼的勞工聘僱與投資法規，演變成極端複雜、甚至各級政府相互矛盾與對抗的「官僚迷宮」。

相關的管制政策，儘管字面上都是立意良善、保障百姓；但實際上執行起來，卻反而阻礙聘僱程序與投資發展。長年演化下來的結果，最終只導致了印尼的勞動市場停滯畸形，財團對於人力的投資意願趨向保守，密集勞動的需求則為了規避曠日廢時與高成本的法律規範，而轉由大規模的外包或約聘，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印尼國內1億3,000萬的勞動人口裡，只有30%是符合法律保障的「正職員工」。

主打「自由化」路線的佐科威，自當上總統開始就一直試圖勞動改革，一方面希望「以中央政府為唯一招商基準」來大幅整合、簡化並刪除地方政府對於外商與本國財團的審核門檻；二方面也希望以縮編原本《勞工法》的保障規範條目，以簡化成本、擴大效率的方式，鼓勵各方企業多多聘僱「正職勞工」。

然而相關改革卻因為勞動工會、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強烈反對」，一直難有進展。直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疫情，才終於讓中央找到了「忍痛改革」的動機與「立馬闖關」的迫切理由，最終透過「大規模綑綁式修法」的快速通關手段，於10月5日在印尼下議院表決過關。

佐科威政府表示：《就業促進法案》之所以需要綑綁「一次闖關」，是因為印尼法規「各路法源太過複雜」，但印尼經濟因疫情與全球蕭條的重創而命懸一線，「如果真要和街上學生講的一樣，必須一條一條『仔細修法』...在不論國會議程的狀態下，光是勞動改革就需要超過10年的修法時間！」

然而街上的工會、農團與學運組織卻認為，印尼政府與國會的「趁疫變法」不僅過度武斷，刪除的範圍還包含土地法、擴業法、林業保護法、森林野火防治法、環評法...等攸關環境永續的關鍵條文。之中，像是被大幅刪除簡化的環評法規，就撤掉了許多原本對中小型投資所要求的環評程序，大型開發案的環評主導權也回到了中央政府手上，並集體排除了專業環團、環保署的參與權限，並剝奪了地方居民對於環評結果的上訴救濟途徑——換句話說，「環境影響評估」變成了「開發利益評估」，但這之中的把關是否仍會以國土永續為原則？紛亂之下，卻也不那麼令人信任。

除此之外，被變法刪除的細節項目，還有正職勞工的帶薪假期（陪產假、喪假、一等親婚假...等）、正職勞工的解聘賠償與遣散費加權規定；環境影響範圍，也免除了大型企業開發對於原始林地保存與野火防治的比例責任。但零零總總下來，政府卻只要求各級企業需在「新法上路1年內，對聘僱員工按照比例發放一筆一次性的『變法緩衝獎勵金』」，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具體的勞工補償紅利。

「勞團繼續罷工、抗爭鬧下去，在疫情當頭的現在，害到的只會是印尼勞工自己！」支持變法的意見認為，印尼當前不僅正遭疫情帶來的嚴重蕭條所苦，能盡早解放投資與勞動管制，也能更快地爭取因國際圍堵情是而從「中國撤退南下」的全球製造業轉投資商機。

然而這樣的自由化政策，真的足以吸引海量投資進入嗎？與其他「自由化悲劇」類似的失控汙染、國土剝削與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又該怎麼避免呢？對此也是眾多街頭示威者，之所以如此悲憤的真心疑慮。

「大家若對變法有意見，可走正常救濟程序，向憲法法庭提出訴訟。」代表佐科威總統出來喊話的印尼總統府發言人如此表示。儘管這項法案與過去兩年間的類似捆包修法爭議，大多都是佐科威的意志授權，但在民怨之前，印尼總統仍巧妙地切割自己：「總統目前沒有理由、也沒有意願動用總統命令干預國會的修法決定。」

Photo： EPA／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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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那麼嚴重嗎？」
　
這句話聽起來超機車，完全想揍爆說話的人，告訴他：「對，你他__就是這麼嚴重！」
　
但冷靜下來後，仔細想想波及到的生活範圍，事件本身的影響性有這麼高嗎？還是，它引發生活中其它事情的情緒，使得很多事情的情緒疊在一起，讓你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嚴重？
　
舉自己的例子，身為敏感度爆表的玻璃心一族，總是能夠散播焦慮散播愛(?)。
　
前陣子我換了手機，從三星S6換到蘋果IPhone8+，從Android換到IOS，預期中的陣痛期就不多說了。重點是，換新手機後，因為某些技術性的問題讓我 #兩天內都無法從手機接收訊息！第一天超級崩潰，從中午吃飯就擔心「如果有人私訊我，一直沒回覆很沒禮貌。」、「如果是超級重要的事情，沒收到不就錯過了？」、「如果手機一直修不好，就要花兩倍的錢再買一支(怒)！」
　
然後變成以下的內在獨白：「為什麼我當初不買另外一支？」、「我在想什麼？為了一點點方便換來這麼多不開心！」、「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我都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了！」
　
愧疚、擔心、失落，轉移到生氣的自我責備，種種的情緒源自於停止不了的焦慮，也把事情想得好像很嚴重，甚至擴延到其它不相干事件的負向思考。這時，可以問問自己：
　
「#事情最嚴重會怎麼樣？」
　
第一天晚上我還不爽到半夜不想睡。第二天，起床認真思考後，發現對邊緣人生活(x)幾乎沒有影響。重要的事情都已連繫好，真的有事情就會打電話來了，不重要的訊息慢回也沒關係，軟體問題也沒有嚴重到再多買一支。只是平常拿著手機時間太長， #它變成一種習慣，#而我們在失去習慣的生活中變得陌生，#也就容易坐立難安。
　
老實說，事後寫這篇文章回想嚴重性時，還真的想不起為何這麼焦慮，但當下還是經歷這種情緒一陣子，而事情真的如同想像中的平穩後，才會安心不少。
　
失去習慣的背後，若用心理諮商的角度深入探討，可再分為下列三個原因：
　
一、#事件災難化：焦慮時，讓我們沒辦法冷靜思考，只會覺得好像很嚴重。當失去了理性，只剩下情緒在作祟，則容易陷入徬徨的迷霧中。因此 #你要做的是「#去災難化」，也就是上述詢問的方式：「若將事件直接發展到極端，那會發生什麼事？」大多時候，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即便有所影響，也都能找到暫時替代方案。
　
二、#勾起過去經驗：訊息遺漏可能連結到忘記他人說過的話，導致差點被老闆解聘、伴侶間的紀念日衝突、和朋友間重要的承諾。這部分和潛意識更有關係，#像是創傷經驗的重現，也會連結到災難化思考。若有必要，可尋找心理師整理這些回憶，撫平當初的驚嚇，將傷口好好的縫合鋪藥。
　
三、#心理負擔的累積：最近是否壓力不小？生活不順心的時刻較多？手頭上還有大大小小的事件要處理？#這些未必會形成負面情緒，#但它們都是一種心理負擔。#當負擔過重時，#就容易引發負面情緒。一旦發生預料之外的事情，心想「怎麼又多了一件麻煩事要處理！」你會變得煩躁、鬱悶。這時，你需要重新檢視內外在事件的處理順序，刪減不必要的繁雜瑣事，讓生活簡單些。
　
事件永遠不會只是單一事件，因為我們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與想像，使得眼前的事件出現個體間差異甚大的觀點。我們需要做的、或說心理諮商中做的，是去 #釐清這些觀點如何出現、#如何影響、#與如何處理。
　
順一順生活的柔毛，回歸內在的平靜踏實。
　
#應對焦慮小技巧
#看見心理諮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