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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國民黨與黨主席選舉》

國民黨在2018贏得地方大勝以後，因著內部不團結，不但輸了總統大選，國會席次也無重大斬獲，政黨支持率更是一洩千里，成了最大的輸家。

從歷史觀歷史，毁滅國民黨的從來不是外面的敵對陣營，而是自己內部的黨臣大老。

國民黨自李X輝掌權，就成了一個不斷持續下跌的政黨。黨員越來越少，形象越來越差，支持越來越低，在台灣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日暮西山的政黨。

從1988-2000，李X輝以國民黨黨主席之尊，成功瓦解了國民黨，將國民黨分化成兩股勢力：本土黑金派與權貴血統派。從此國民黨明爭暗鬥不斷，終於逐漸勢微，成就了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2008年馬X九因著民X黨的貪污腐敗，順勢而起。一時之間，國民黨看似情勢大好。不料在往後的八年，因著馬執政的無能，再加上黨內以王X平為首的本土派，配合民X黨在國會制肘，以致於到了2016年，國民黨同時在中央與地方選舉中大敗，支持率與好感度同時跌到底谷。

2018年因著韓國瑜在黨內崛起，帶起了一股旋風，重新點燃了人民對國民黨的希望與熱情，讓國民黨一舉贏得了15席的縣市長地方選舉。

國民黨大勝以後，那些天天在宮廷後院翹二郎腿吸鴉片的所謂大佬們，忽然眼睛一亮，以為大勢可為，紛紛跳出來爭功搶賞。這些吸鴉片吸到頭殼已經壞掉的老人權貴們，以為2020的天下一定是國民黨的，因此卡位弄權，醜態百出。正印證了「老而不死，謂之賊也」！

韓所代表的庶民的力量，原本可以提供國民黨一個重新改變，贏回民心的最佳契機。不料黨內的老臣權貴與黨政高層，眼看著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不保，於是全力收編串聯一些藍媒名士，讓韓處處穿小鞋，明裏支持，暗中掣肘，使得國民黨在一片情勢大好之下，輸掉了2020的總統大選。

這正印證了國民黨一貫的「寧給敵人，不與同志」的悲哀黨性。可憐的是，在1988-2020的這一段時間，那些分裂，打擊，傷害國民黨的黨內同志，今天依然位居黨內要津，以大老權貴之姿，繼續在分化國民黨。

今天的國民黨，極有可能會葬送在這些人的手中，被推進歷史的墳墓。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國民黨主席選舉。
四位候選人張亞中、朱立倫、江啟臣、卓伯源所代表的是分別是黨內的理念派，投機派、保守派、與亂入派。

卓的角色有點像宋X瑜每年的總統大選，志在參加，不在獲勝，多年下來早已成為笑談，因此不在此多加討論。

江是國民黨內中壯年的本土派，原本最有機會能夠大刀闊斧改革國民黨，可惜他生性保守又害怕得罪台派的本土勢力，以至改革力道薄弱，論述畏首畏尾，重蹈當年馬X九驢不驢、馬不馬瞻前顧後的猶豫不決。

朱是黨內權貴，也是典型的投機派，往往機關算盡，是那種遇到好事就出場，碰到難處就躲閃的投機份子。他善用權謀且重心機，政治光譜是偏向王X平之流的本土台派，論述是親美重於和中，在中美台的三方槓桿，明顯偏向美方，與民X黨的蔡X文政府辨別力最低。

張是學者型的理想主義份子，論述最完整，口條最清晰，是四位候選人中最有理念、最沒有包袱的唐吉訶德。
他主張兩岸和平，在中華文化的架構下，加強兩岸的交流，在中美台的三邊關係，明顯親中，因此最容易被抹紅成統派。

江、朱二人的兩岸論述都接近民X黨的蔡X文政府，因此區別性不大，對現階段的兩岸關係，不會有突破性的改善。
礙於中美的持續對抗與本土台派的勢力，這兩人如果選上國民黨主席，在外交上仍然會延續親美疏中的路線。

張的當選最有可能改變兩岸路線與美中台三方關係，但是對於國民黨的前途則是禍福難料。所有台灣的政治評論員對張的評論都是「理想性十足，但是悖離主流民意。」這裡的主流民意當然是指蔡政府所成功營造的「抗中保台」。
換言之，聯美抗中才是台灣的唯一活路，對抗中國共產黨是台灣人的天職，至少年輕的一代大都是抱持這樣的想法。

因此張的兩岸和平協議主張，在台灣等同於政治自殺，無怪乎所有的政治觀察家與政治人物，都是以近乎看笑話的態度來看待張的參選。

我常說，政治使人盲目與瘋狂。「戰爭與和平」這種簡單的選項，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選擇和平，怎麼今日倡議「兩岸和平」的人在台灣便成了賣台的統派了？
如果戰爭能夠帶來一個獨立的台灣國，而且能夠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那麼犧牲數以萬計生命的代價容或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只是成了中美對抗的先頭卒，作爲拖垮中國超越美國的犧牲品，那麼這樣子的戰爭不是太愚蠢了嗎？

台灣正是有一群台派白癡，才會讓美國予取予求。
台灣現在其實只有兩個選項：面對現實接受一個委曲求全的中華民國政府，或是自欺欺人成為一個窩囊無用的美國殖民政府。
至於獨立的台灣國，就好像是蔡X文說要嫁給劉德華，X菊說要嫁給吳奇隆一樣，聽聽就好。

因此現階段，當蔡X文政府已經對美國過度的卑躬聽話，使得台灣淪為美國對抗中國的工具，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能夠提出重新平衡美中台三方關係的主張，都是值得支持的，既使那不是所謂的主流民意。
因為我在意的是台灣的長治久安，而非一時的政治算計。

說的更直白一點，我從來不在乎主流民意。
你如果看著一群人吃大便就跟著去吃大便，那不是荒謬至極嗎？

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真理，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必須要有逆風說實話的勇氣。

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是主流民意，共產黨搞文革鬥爭是主流民意，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的種族屠殺也是主流民意。
因此，我從不相信什麼主流民意。

現在台灣所謂的主流民意就是一群騙子人加上愚民的反智主義，所以你如果發現自己不是主流，你才應該感到驕傲。

國民黨如果無法從歷史的失敗中學到教訓，那麼必然會跟著這些黨政高層的權貴一起陪葬。
我期許國民黨員能夠有逆風飛翔的勇氣，堅持創黨的理念，選出一個有理想、有信念的黨主席，為台灣人民的長治久安，提出一套和平安全的論述。
容或現在跟隨的人少，只要秉持無私的信念，時間久了自然能夠感動吸引更多人的加入，這或許能夠從而扭轉台灣的宿命吧！

#內文OOXX實為不得不的修改請封塵男子見諒😘原文請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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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歷史春秋網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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