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頭條】巴西國家博物館大火 200年歷史被燒為灰燼

9月2日夜間的一場大火將里約熱內盧的巴西國家博物館燒得只剩灰燼。目前為止還不清楚火災的起因。9月4日，消防員仍在殘垣斷壁中搜尋火災發生的線索。這場大火吞噬了拉丁美洲以科學研究為初衷的博物館以及館內無可替代的絕大部分藏品。

巴西社交媒體上的用戶暪並沒有坐等調查取證結果，而是紛紛指責他們最樂於歸罪的壞蛋、冷酷無情的精打細算者以及會把公款揮霍在朋友身上的腐敗總統特梅爾(Michel Temer)。

這種指責的情形並非始於這場大火，大火只是加速了巴西的政治衝突。2018年10月巴西將舉行大選，這是記憶中該國分歧最嚴重的一次競選活動，政治衝突在競選最後階段變得日益白熱化。

據博物館人員估計，僅有10%的藏品得以倖存。館內原有諸多稀世珍品，如8000萬年前遊蕩在這片地區的食草恐龍馬薩卡利神龍(Maxakalisaurus)的骨架，以及1.1萬年前盧西亞人(Luzia)的頭骨，這是目前已知的巴西最早定居者之一。原考古博物館館長利馬(Tania Andrade Lima)說：「我感到萬分震驚。」我認識的一位古植物學家表示，她覺得「茫然失措，不知該說什麼。」

毫無疑問，有太多需要指責的地方。然而不管是博物館的悲慘境遇，還是忽視文物保護會帶來種種風險的警告，都不是第一次提了。這座有著200年歷史的宮殿至少從1958年以來，其風雨飄搖的狀況就是一個熱門話題。很明顯，除非巴西人擺脫派系紛爭，否則他們肯定還會有更多民族遺產暴露在風險之中。

忽視文物保護、維護不善、管理嚴重不當、削減預算的結果就是，文化瑰寶常有失火之危。近年來，被大火全部或部分損毀的人類遺產有葡萄牙語博物館（2015年）、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自然歷史博物館（2013年）和巴西最好的爬行動物研究中心（2010年）。別忘了，還有1978年被燒毀的里約熱內盧現代藝術博物館，克利(Klee)、畢加索(Picasso)和達利(Dali)的作品也慘遭烈焰吞噬。

巴西的管理失誤危及的不僅是價值連城的藝術作品，還有整個巴西文明。聯邦政府的忽視將巴西的土著社群（即與世隔絕的亞馬遜部落）置於危險之地，他們的吹箭筒和長弓怎能敵過鏈鋸、持槍礦工和放牛人或他們帶來的病原體。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數十名致力於了解巴西首批定居者、解開如何管理全球最大雨林千年之謎的科學家展開了研究，並將相關歷史遺蹟存放在了巴西國家博物館。

研究亞馬遜叢林深處陶瓷和古藝術的學者戈梅斯(Denise Gomes)說：「考古不只是挖掘遺址，我們會不斷回到博物館，重新考察古器物，看是否能找到新的證據和理論。除了那些野外再也找不到的完整陶器，我的遺址地圖、現場筆記和示意圖也存放在博物館裡。這些都是積年累月的檔案，不知道是否還能留下半點痕跡。」

就在科學家找尋大火過後殘存的工作成果之時，決策者和政府官員將比須面對自己的失職，同時必須想辦法守護歷史寶藏。巴西的經濟的下滑無疑要負起一定責任，文化藝術類經常是首批被削減經費的項目之一。但實際上，資源浪費才是真正的元凶。

2015年巴西國家開發銀行拒絕了一項500萬美元的修繕方案，原因是博物館的實際控制者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沒有在修繕方案中添加防火計劃。改進後的修繕方案最終於今年6月批准通過，原定10月撥款，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20年前，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管理人員似乎曾拒絕過世界銀行(World Bank)提出以8000萬美元翻新巴西國家博物館的提議，拒絕的原因好像是這項提議呼籲該校將博物館的管理工作移交給一個隸屬於私人非營利組織的獨立委員會。雖然獨立管理在這所公立大學是個禁忌話題，但這種管理模式卻將聖保羅交響樂團和巴西國立純數學和應用數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提升為具有世界水準的一流機構。

政客的關懷是另一個問題。儘管對博物館遭毀流露出來的情緒都很真切，但互為競爭關係的政治團體中似乎更關心如何化悲劇為黨派鬥爭的武器，對於如何保護國家歷史文物的討論則不那麼感興趣。特梅爾政府的發言人馬倫(Carlos Marun)稱批評政府的人為「哭泣的寡婦」。

馬倫的這番話顯然是為了政治鬥爭而說的，但卻不無道理。這是一場剛剛發生的悲劇，人們對它的情感反應仍很強烈，此時總結經驗教訓未免輕率，但顯然巴西人應該像關心黨派議題一樣關心他們的文化遺產。雖然此舉可能沒法平息任何政治紛爭，但或許能夠拯救下一個巴西博物館。撰文/Mac Margolis

#巴西大火 #百年歷史付之一炬 #文化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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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一直在重複，
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在某個角落衝突的起因，
其實正在你我身邊發生。

“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陳婉容　著

（身在柬埔寨暹粒，今天停電多次，即使在小咖啡書店的涼蔭下，依然汗如雨下。收到消息說書明天終於上架，有點高興，但也突然有種說不出來的哀愁。突然不知所言的感覺，很難形容。唯有貼出當天為新書寫的自序，為這一年的旅程，寫下圓滿的句點。書明天真的面世了，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自序－自由的狐狸＊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覆覆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覆覆的讀了薩依德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伊斯蘭世界與民主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份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憲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而在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的的茉莉花從了解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那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相信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普世的幸福

2013年6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份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12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當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 』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什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份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修正和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序言沈旭暉教授，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好朋友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尤其是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份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