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和你介紹一本書，中文名叫《成長的邊界》，作者是大衛·愛潑斯坦。這本書的英文名非常簡潔，就是一個單詞「Range」，我把它翻譯成「廣度」，後面我們也用《廣度》來稱呼這本書。

你可能知道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書《異類》，分析成功者為什麼能夠成功。我們之前的來信里也提到過這本書。而這封信要和你介紹的《廣度》，恰恰提出了和《異類》針鋒相對的觀點。

簡單來說，《異類》提出了著名的「一萬小時定律」，強調「刻意練習」、成為專才的重要性；而《廣度》這本書就如它的標題所言，更強調「廣度」在成長和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接下來我們就分析一下這兩本書的觀點，談一談廣度和深度的問題。

愛潑斯坦為什麼反對「深度」？
先簡單介紹一下《異類》和《廣度》兩本書各自的主要觀點。《異類》一書中有三個非常鮮明的觀點，《廣度》主要針對前兩個，我們就重點談兩本書有交集的地方。

先來看《異類》的第一個觀點，就是大環境和起步的時間很重要。你生對了時代，就有更大的概率成功；甚至你生對了月份，一開始比同年級同學大了幾個月，容易成為孩子王，後來就更有可能成為領袖。《異類》的第二個觀點，就是著名的一萬小時定律，講什麼事情要做好，需要有一萬小時的練習。

針對這兩個觀點，《廣度》這本書又是怎麼說的呢？
《廣度》的第一個觀點，就是認為早期優勢或者說早期的刻苦練習對於長期發展來講幫助不大。《廣度》的第二個觀點，就是它的副標題，講在這個專業化的世界中，通才更能夠取勝。

簡而言之，《異類》強調起跑線上的優勢，一開始佔優，後面就越發展越好；而且強調人要投入大量練習，成為專業化的人才。《廣度》則認為，早期優勢沒有那麼大的作用，比起專業化，現在的世界更需要的是通才。

《異類》的觀點你應該很熟悉了，也是現在社會的一種主流觀點。這封信我們介紹《廣度》，就稍微展開看一下《廣度》的作者愛潑斯坦是怎麼論述他的意見的。愛潑斯坦從四個角度論述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愛潑斯坦把世界上的事情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規則明確的事情，比如學鋼琴、打高爾夫球、做銷售、編程序，成功的標準非常清晰。在這些事情上，一萬小時定律是成立的。

但是還有第二類事，就是大量規則不明確的事情，比如創業。我在之前的信中講過，成為億萬富翁比登上珠峰更難，因為後者目標清晰，訓練方式固定，而前者沒有可以遵循的通用標準。愛潑斯坦認為，對於這樣的事，就算投入大量時間練會了一個單一技能，意義也不大。愛潑斯坦還特別提醒，要警惕那種「因為自己手裡有了一個錘子，因此看什麼都是釘子」的思維方式。

其次，愛潑斯坦講專業人士的判斷未必就更可靠。有的專業人士過於相信自己的訓練和固有的方法，結果有時候表現甚至不如普通人。這樣的例子我們見過很多，比如對股票的預測，對選舉結果的預測等等。

愛潑斯坦還舉了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他說一項研究發現，每年心臟病專家聚集起來開年會的時間段內，心臟病患者死亡率反而會降低。這項研究推測，可能是因為心臟病專家忙於開會，沒時間做手術，而手術本身有風險，因此手術總量減少帶來了患者死亡數量的減少。換句話說，有些患者不做手術可能還能活過這段時間，結果因為做手術反而喪命了。這個統計結果提示，專家的判斷也有可能是不準確的。

第三，愛潑斯坦認為，方向比毅力更重要。愛潑斯坦也承認毅力是個好東西，但一味堅持、永不言退，甚至一條道走到黑，卻未必是美德。

愛潑斯坦講，世界上成功的道路千千萬，你怎麼知道自己選的路就是對的呢？如果走在錯誤的道路上，那越有毅力可能越糟糕。

《廣度》這本書講了許多改變人生道路而成功的名人故事。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梵高。梵高年輕時做過牧師、傳教士、店員、藝術品交易員，對每份工作梵高都做得很認真，但就是做不出成績。直到接近三十歲，梵高才開始學習繪畫，並且迷上繪畫藝術。我們知道，最終他是作為畫家而流芳百世的。

最後，愛潑斯坦還舉出了很多實際案例，說明很多成功人士不是只懂某個領域的專才，而是廣泛涉獵的通才。這樣的例子你肯定也能想到不少，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通過上述分析，愛潑斯坦提出結論：面對複雜問題、特別是沒有明確衡量標準的問題時，廣度比深度更有用。人要懂得放棄和退讓，不要一根筋只知道往前走。後退一步看似多花了時間，但可能因為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反而省了時間。每一次拓寬人生道路的嘗試，只要處理得好，都會成為人生的閱歷，並不白走。愛潑斯坦舉了喬布斯的例子，講喬布斯當年旁聽的一門書法課，後來對他設計麥金托什電腦和其他產品發揮了作用，因為喬布斯對藝術的感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門課。

要廣度還是要深度？
介紹完愛潑斯坦的觀點，問題來了：我們該信誰的呢？是《異類》作者格拉德威爾說的刻意練習、成為專才，還是愛潑斯坦說的多加嘗試、追求廣度？兩位作者都舉出了很多現實案例支持自己的觀點。當然可能你也會覺得，兩人的觀點並不完全矛盾，也可以並行不悖。
但我們在生活中要面對的問題往往更加實際。比如你剛下班，接下來有一個小時的自由時間，你到底應該做什麼？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選擇，因為做了這件事就不能做另一件。如何選擇呢？其實還是要回到理性的分析上來，而不是聽信任何現成的答案。

我常常講如果你不知道做什麼，就想一想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不妨按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把人分為四類。

第一類人，既沒有廣度，也沒有深度，這自然不是我們的目標。
第二類人，既有廣度，又有深度。這種人通常是天才，比如達芬奇、牛頓、愛迪生、喬布斯，還有用數學建模來進行投資的文藝復興公司創始人詹姆斯·西蒙斯等等。不過，這類人的數量在世界上可能連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們雖然能講出不少這樣的名字，但這是因為他們站在聚光燈下，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如果你在現實生活中看看身邊，這樣的人可能一個也找不到。當然，如果把要求放低一點，只說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人，可能還是能找到一些的。
再看第三類人，有深度，沒有廣度。這種人我們身邊應該有不少，或許我們自己就屬於這一類。
第四類和第三類反過來，有廣度，沒有深度，這樣的人也比較多。

簡單分析一下：第一類人我們不用考慮；第二類人雖然你我都很嚮往，但很難成為這樣的人；那麼我們主要考慮的，就是在第三類和第四類中選擇。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結合你自己的情況，要成為第三類或第四類，哪一種對你比較容易？此外，第三類和第四類人，在生活中哪一種相對更受歡迎、更容易成功？根據我自己的觀察，答案是第三類，也就是比起有廣度沒深度的人，還是有深度、但廣度有所欠缺的人更容易成功一些。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完全不贊成愛潑斯坦的看法呢？並非如此。我專門和你分享這本書，正是因為雖然愛潑斯坦和我的觀點不完全一致，但仍然給了我很有益的啓發和提醒。他提醒我們，做事不要死鑽牛角尖，要注意看方向，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事情，要嘗試各種新東西。實際上，愛潑斯坦講的「廣度」也不是蜻蜓點水、多而不精，他也談到了在保持一顆開放心靈的同時，我們也要選擇某個領域往深里走。

怎麼讀書才能為我所用？
最後，借著《廣度》這本書，再和你談一下讀書這件事。我們在閱讀他人想法和接受他人經驗的時候，有一個很容易進入的誤區，就是當那些想法和經驗特別符合我們的胃口，我們就會非常順暢、甚至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們。

有的人讀了《異類》這本書，聽到了一萬小時定律，覺得很有道理，然後就為自己簡單低水平的重復工作找到了理由；被其他人問起來，就抬出一萬小時定律當藉口。同樣的道理，有的人讀了《廣度》這本書，就為自己不能在一條路上深入找到了藉口，說自己是要成為通才。很多人說是讀書，只是不斷為自己找藉口而已。

實際上我們讀書的時候，對於作者的觀點，既不應該輕易接受，也不應當直接拒絕。不同視角、不同觀點的書，往往能給我們有益的啓發。

比如有人覺得一萬小時定律很有道理，但自己試了好像不靈，就不知所措了。這時你讀到《廣度》這本書，就會發現一萬小時定律要成立，還需要其他條件，比如只有對於可以清楚衡量、可以明確追蹤進步的目標，一萬小時定律才有效。這樣一來，兩本書中看似不同的觀點就起到了相互補充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多讀書，而且要讀不同的書。

一本好書，不在於它的觀點都符合你的心意，而在於它能夠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視角，啓發你的思考。因此，即使我不完全贊同《廣度》的觀點，這本書仍然值得一讀。

小結
如果你自己讀這本書，也要記住我們讀它的目的是接受它的啓發，而不是聽了那些遙遠的故事就放棄努力。其實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比起廣度，更欠缺的還是毅力。成為通才並沒有錯，但更多人只是把「成為通才」當成了半途而廢的藉口。

當然，對於格拉德威爾和愛潑斯坦的觀點是如此，對於我的觀點，也是如此。我的結論應當是啓發你思考的材料，而不應該直接成為你的結論。瞭解了這兩本書，你更應當運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和審視，找到適合你自己的進步道路。」

「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上一封信我們講了NBA退役球員的故事，這封信我們來談一談另一群富有的人，就是那些富豪家族的繼承人。

相比起NBA球員，富豪家族的繼承人們從小就生活在優渥的環境中，有最好的條件接受教育，上一代人也會想盡辦法保障這些子孫後代的生活，但這些富有的繼承人們還是常常陷入巨大的不幸，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封信我們就以美國曾經的首富J. 保羅·蓋蒂家族的故事作為例子，談一談這個問題。

J. 保羅·蓋蒂是什麼人？
J. 保羅·蓋蒂是何許人也？ 他是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首富。如果你去過洛杉磯，可能參觀過以他名字命名的蓋蒂藝術博物館（J. Paul Getty Museum）。如果你還沒有機會去，將來到洛杉磯時一定要去那裡看看，蓋蒂藝術博物館可能是美國西海岸最好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本身以及裡面的藏品，都源於蓋蒂的捐贈。
蓋蒂發家於二戰後，1966年他的財富據估計就超過了12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當時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把他列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個人；到1976年他去世時，身價超過了60億美元。和今天很多富豪擁有的只是資產市場上的紙面數字不同，蓋蒂的資產都是真金白銀。
蓋蒂的父親算是一個小富翁，1914年蓋蒂22歲的時候，他給了蓋蒂1萬美元讓他鍛鍊商業才幹。蓋蒂從這1萬美元起家，到20年代就賺到了300萬美元。1930年蓋蒂父親去世的時候，只給蓋蒂留下了財產的5%，不過蓋蒂很快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石油帝國。
二戰之後，蓋蒂做對了一件事，成為了世界首富：1949年，蓋蒂從沙特國王手裡獲得了沙特和科威特中立區大片土地的石油開採權，當時那些土地不過是一些不毛之地而已。幾年後，1953年，這片土地中的石油被勘探了出來，很快年產量就達到1600萬桶；僅僅三年時間，蓋蒂就收穫了10億美元的財富，很快成為了美國首富和世界首富。要不是後來沙特和科威特收回了這些土地的開採權，今天這兩個國家相當一部分資源都應該屬於蓋蒂的後人。
不過蓋蒂這個人在花錢上有一些奇怪，可以說是既摳門，又慷慨。蓋蒂對自己和家人非常摳門。蓋蒂有五個兒子，但他最喜歡的小輩是三兒子生的一個孫子。1973年，這個孫子在意大利被綁架了，綁匪要求1700萬美元的贖金，一開始蓋蒂一毛錢都不願意出，後來松口說可以出100萬美元，因為100萬是他可以申請抵稅的最高金額。時間越拖越長，綁匪割下了小蓋蒂的一隻耳朵送回來，出於輿論的壓力，蓋蒂這才出了幾百萬美元贖回孫子。
但另一方面，蓋蒂在藝術收藏和支持藝術事業上卻一擲千金。蓋蒂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他說藝術品的美非常純粹，表裡如一，不會讓人失望，但人卻做不到這一點。為了收藏藝術品，蓋蒂專門雇了一個團隊幫他尋找、鑒定和收購藝術品。當時很多藝術品拍賣的記錄，都是蓋蒂創下的。
隨著收藏的藝術品越來越多，他蓋了一座博物館來收藏（就是這封信題圖中的博物館），並且配備了相應的管理基金會，也就是今天洛杉磯的蓋蒂基金會（Getty Foundation）。蓋蒂博物館在蓋蒂去世後依然秉承了創始人的做事風格，對於優秀藝術品不惜重金，又創下了很多拍賣紀錄，比如梵高的代表作《鳶尾花》、馬奈的《春天》等等。我把這兩幅畫的圖片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看一眼，肯定不陌生。

蓋蒂的子孫表現如何？
說完了蓋蒂本人，我們再來看看蓋蒂的子孫。作為首富的孩子，蓋蒂的子孫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嚴格來說，這些子孫都不太成器。蓋蒂的長子原本應該繼承家族財富，但因為壓力太大自殺了。
有人可能覺得不好理解，含著金湯匙出生，世界首富的長子，躺著就有數不清的財富繼承，哪來的壓力呢？其實，有錢的人，沒有錢的人，各有各的壓力和煩惱。擁有巨大的財富並不就意味著幸福。說個很簡單的道理：有了錢，你就需要管好錢，尤其這些錢還是從父輩那裡繼承來的，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上一封信那些NBA球員的結局，我們也都看到了。有的人能管好一百萬，一千萬，但到了一個億也許就要出問題。蓋蒂的長子面對的就是這種情況，對於如此龐大的家族財富和產業，他知道自己力有不逮，然而將來又不得不擔起這份重任，於是他選擇了自殺來逃避。
蓋蒂不喜歡他的二兒子，長子自殺之後，家族的重任就落到了三兒子小保羅·蓋蒂的頭上。蓋蒂生怕他壓力太大，對他比較放任自流，結果這個兒子就染上了一個惡習——吸毒。一個人但凡和黃賭毒沾上邊，基本不可能獲得幸福。雖然後來小保羅·蓋蒂戒了毒，但在美國社會仍然不受歡迎，最後移民到了英國。前面提到的那個被綁架的孫子就是小保羅·蓋蒂的兒子，這位小孫子被救回來後受了驚嚇，也染上了毒癮和酒癮，一輩子生活在輪椅上。
蓋蒂的第四個兒子戈登·蓋蒂被認為是最有資格繼承家業的人。他平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慈善事業上，在社會上口碑很好。然而後來他被曝出在婚外包養了一個外室，還生了三個私生子女。在當時的美國，這種做法也不被社會所認可。蓋蒂的第五個兒子12歲就夭折了，這裡就不多談了。
富豪家族如何安置巨額財產？
或許是出於對子孫的失望，蓋蒂在留給他們生活無憂的錢之後，把大部分的財產都捐了出去，主要是以信託的形式經營蓋蒂博物館，也就是前面說的蓋蒂基金會。這也使蓋蒂博物館成為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博物館。當然，這個基金會和蓋蒂的子孫後代就沒什麼關係了。
那麼蓋蒂留給子孫後代的錢是怎麼處理的呢？和美國絕大部分富豪一樣，是通過信託的方式管理的。這種方式有三個好處。
首先是在稅務上會享受一些實在的利益。美國的遺產稅很高，父母把財產傳給子女時大約要交掉一半的遺產稅，子女如果花不完再傳給第三代，還要再交掉一半。這樣幾代人下來，遺產基本上都交了稅。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可以拉平社會財富的差距。但如果你將財產放在信託中，寫清楚將來潛在的受益人和使用方式，那麼交過一次遺產稅後，子子孫孫都不用再交稅了。
其次，用信託來管理，財產可以完全按照創立者的意願來分配。比如你有兩個孩子，希望多給老二一些錢，可以在信託文件中寫得很清楚。蓋蒂不喜歡二兒子，因此在信託中給他分的錢特別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信託可以規定受益人每月以特定的方式（比如固定金額）領取收益，這樣可以防止後代中出了敗家子一次性把錢揮霍光。這可能是信託最重要的功能，因此家族信託常常成為富豪後代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保障。
蓋蒂知道他的子孫顯然不能守好家業，因此生前通過信託安排了一部分財產的傳承。為了和之前講的博物館信託區分，我們不妨把這個信託稱為家族信託。
蓋蒂算是想得很周全了，但在蓋蒂過世之後，他的子孫很快就肢解了家族信託，一次性把錢分到了各自腰包里。這件事在法律上原本是做不成的，但蓋蒂的子孫們雇了律師專門尋找當初創立信託時的文件漏洞和法律漏洞，居然就做成了。當然，他們在經濟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次性支付了巨額的遺產稅和所得稅。
不過這樣分家之後，蓋蒂的子孫就失去了未來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保護傘，每個人生活的好壞就要看他們自己管理錢財的能力了。
按照當初家族信託創立時蓋蒂定下的財產領取比例，第四個兒子戈登·蓋蒂獲得了比較多的遺產。到了1986年，這部分石油產業的價值已經漲到了100億美元，戈登·蓋蒂轉手就賣給了得克薩斯石油公司（Texac，今天雪佛龍公司的子公司），把資產變現。然而三十多年過去，這份財富已經縮水到了20億美元。雖然依然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對於蓋蒂家族來說，已經遠沒有往日的輝煌了。
今天社會上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蓋蒂家族了，然而蓋蒂的子孫們還是不斷曝出醜聞，很多人因為毒品和槍支濫用等問題早逝，家族後人彼此之間也是官司不斷。美國人講起這個家族，常常會用「金錢的詛咒」這個詞來描述他們。
2017年，好萊塢把蓋蒂家族的故事搬上了銀幕，中文名叫《金錢世界》，英文名稱更加直接——「全世界所有的錢」（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在這部電影中，蓋蒂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成為一個有錢人很容易，做一個有錢人卻很難。」這句話可謂發人深省。
蓋蒂家族的故事並不是個例，歷史上19世紀末的美國首富範德比爾特，集裝箱的發明人、20世紀中期的美國首富馬爾科姆·麥克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富豪亨特兄弟，這些家族的後人都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就使家族財富大幅縮水。
小結
這些故事時常讓我想起《天龍八部》中掃地僧講的一番話。這位老僧講，武功和德行的修行要相匹配，否則有武功而無德行，有強力而無慈悲，人就會出大問題。金庸的小說中常有對社會的隱喻，所謂武功的修煉其實可以化用到許多事情上，爭名求利，不外如是。
積攢了財富本來是好事，但如果德不配財，財富反而會變成詛咒。財富是這樣，聲望、地位等等也是如此，如果來得太快太容易，人其實很難承受。我見過不少年輕人，一畢業就加入新興公司，公司迅速發展，他們的職級也水漲船高，但自己的能力其實沒有跟上。手下管理的團隊一旦大了，經常乾砸事情，團隊和他們本人都很難成長起來。這些年輕人早年的運氣到了這時，反而成了詛咒。
對一個人來講，最安全、也最容易獲得幸福的發展方式，就是年齡、修養、能力、財富和地位同步上升。否則，即使財富和地位一夜暴漲，終究會因為修養和能力的不足而跌落雲端。人難免做一些發橫財的美夢，但當現實中遇到了種種誘惑，你不妨想一想蓋蒂家族的故事，以為自警。」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演出歌手：
Soprano | 李宥穎
Alto | 劉郁如(雙雙)
Tenor | 梁詠鈞
Baritone | 葛飛
Bass | 鄭淩翔
Vocal Percussion | 林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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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 林靖騰
混音 | 林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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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拍攝地點 | 大溪方濟生活園區 - 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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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貝拉其英文 A Cappella 原意即為「在教堂」，因最早使用於教堂的樂器為人聲，其意可延伸成為人的聲音在教堂裡唱歌「Voices in the Chapel」。

在錄音、混音技術先進的時代，很多人都試著向外尋找更炫技的音響效果。而我們覺得，讓聲音回到它最原本的樣子更重要：每位歌手在這個當下，根據這個空間的原始聲響，用歌聲去連結最單純的彼此。帶著這個初衷，VOCO NOVO 開始了這項聲音計畫。

我們期望讓阿卡貝拉音樂，以不使用麥克風的方式演唱，並且讓這項藝術回歸其最初發展的場所－教堂，透過最純粹的呈現方式錄製人聲音樂作品，將音樂、和聲在教堂展現出的共振，原汁原味地記錄下來。有瑕疵、不完美，卻是當下發生的最有機、最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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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過一塊聳立於道路旁的路牌，不論其顏色是藍、綠、黃色，不論被馬路的沙塵掩蓋、被陽光曬得褪色，抑或光鮮亮麗，對Gary而言，都盛載著不同的故事。他總能夠從路牌的顏色、字體、排位、中英文字元大小、路牌身處的位置等等元素，講出那塊路牌的特色、故事、演變歷程等等。

Gary自小就喜歡發堀埋藏於道路、路牌之中的故事，他更創立民間組織「道路研究社」，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道路發展出一分力。

這份熱誠，出自他多年以來對於香港道路的興趣與專注；這份專注，有一部份卻原來出自一個屬於自閉的症狀——亞氏保加症。

「巴膠」童年

「記得小學三年級時，一位醫生突然跟我說我有亞氏保加症，是輕度自閉症的一種。當時其實不怎麼困擾著我，因為年紀太小，根本不知道是什麼。」Gary憶述起自童年時代就出現的人生轉捩點，說得輕鬆平常，彷彿醫生只是跟他說他患了感冒似的。

據藥物教育資源中心於2019年的文章指，香港約有一到兩萬宗亞氏保加症個案，患者（有時被稱作「A仔」）大多在與人溝通、待人接物方面會有困難；卻同時會擁有高於常人的智力、記憶力等。目前尚未有藥物能夠根治，只能循緩解專注力不足、穩定情緒去紓緩症狀。

「小學時其實問題不大，尚未成長到需要擔憂學業的年紀，頂多只是怕考試考不好，父母會責罵；在社交上，當時也有志趣相投的朋友。」Gary以奇怪來形容他們朋友的圈子：「我們班上有某幾位同學喜觀巴士，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巴膠』，於是我們自成一角，每天聚在一起聊巴士。」對於其他同學朋友，Gary沒有印象，亦滿不在乎。

成績欠佳的青年，到今日的IT男與社長

直到中學時期，因為先前參與社交技巧的工作坊，在與人溝通方面，Gary尚且能夠應付；「A仔」的身份與症狀，卻開始為Gary帶來學業煩惱：「好記得在學校有些科目，無論我多用功，把平常玩耍的時間都用在溫習之上，都仍然無法合格。」學校曾經叫他考慮退學，報讀職訓課程，早日為就業作好準備。然而，在職訓學校找不到喜歡科目的Gary，最後沒有聽從學校意見，輾轉之間到了澳洲升學。

Gary成功在澳洲取得大學學位，現在回流香港，從事資訊科技工作。回想到澳洲學習的經歷，他感覺鬆了一口氣：「當地的教育制度，比起香港更能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也有著更多比較有趣的科目，讓我也能找到自己的專長。」於是Gary開始放下心中成續久佳的顧慮，一邊修讀感興趣，亦力所能及的科目，一邊開始自己研究起港、英、澳三地不同的道路規劃。直至今日，Gary與道路研究社的伙伴，經常會解答市民大眾的疑難、也會就著設計、擺位欠佳的路牌向路政處、運輸處投訴。他們去年更出版書藉，科普道路標誌及交通設計的基本知識。

可以說，因為遠行澳洲，讓Gary走在一條相對平坦的道路之上，在就業市場、在社會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崗位。

香港融合教育的處境

澳洲的高中課程，有著法學、環境研究、多媒體研究、心理學、工作室藝術、舞蹈、戲劇、訊息系統等三十多個專業且分類仔細的範疇供學生選擇；反觀香港，即使政府為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推行融合教育逾二十年，當初校方給Gary的建議，卻仍然是「不如退學去讀職訓局」。這不單是學校的問題，畢竟香港大部份中學，學生能夠選讀的科目，不外乎文、理、商、工四個大類別，與上述澳洲教育的豐富及仔細程度相去甚遠。

在今日的社會中，Gary最終尋找到自己立足之處，閒時亦能以路牌、道路研究的興趣與專長、以「道路研究社」創辦人的身份貢獻社會。Gary未曾想像過，要是當初沒有赴澳留學，今日會過著什麼生活。然而，香港SEN學童的處境，在融合教育的大方向下，他們的需要是否真的被照顧到，抑或有更多例子，是他們沒有如Gary一般幸運，能找到自己的方向與崗位，而在力不從心的位置上苦苦蹉跎、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