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等因緣福報，能有此殊勝功德！

一個桃園大溪單親媽媽帶大，街頭赤腳賣冰棒的小孩，十二歲跟著老兵師父遠赴西藏密宗求法，現在竟然成了藏傳佛教文物、法器、沈香、藏茶全世界最大的收藏家。江老師的收藏多達八萬多件，遠超過一座博物館的收藏，使得這些藏傳佛教法器文物瑰寶免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這是何等殊勝功德妙法傳奇！這又是何等殊勝轉世因緣！

僧帽壺

僧帽壺：中國元代創制的瓷器造型的壺式之一。因壺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為口沿上翹，前低後高，鴨嘴形流，壺蓋臥於口沿內，束頸、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強烈的少數民族風格。元器形體敦實、壺頸較粗、壺流略短，明器壺流略長，清器頸略高，腹部略瘦。最早為元景德鎮青白瓷器。明清兩代繼續燒造。有青花、紅釉、白釉器等。

「僧帽」，出家僧人頭上帶的帽子。《佛教大詞典》「帽子」條目記載如下：頭巾、禪巾、菩薩巾，冬季僧侶頭上所戴布制之物。《釋氏要覽》卷下送終篇頭巾條載帽的形制「全長五尺三寸，前面長二尺八寸，背後長二尺五寸。」然而，除南傳佛教僧眾因為天氣的原因基本上未見著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著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裡面有天台、真言、淨土和禪宗的區別，有漢傳佛教和密宗的區別，以國籍論又有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帽子的區別。早期佛教對帶帽的要求比較規範，《四分律》記載，佛言：「比丘不得裹頭，是白衣法，若裹頭如法治，時諸比丘頭冷痛白佛。佛言：聽以毳若劫貝作帽裹頭。」這段文字記敘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許帶帽子的規定，但是後來因比丘無頭髮，天氣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許用毳或劫貝作帽裹頭。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儀經》還規定了「著帽之時，不得對佛作禮。」

佛教典籍中，佛祖雖然規定了是否可以佩帶帽子，但是卻沒有為它規定具體形制。因而流傳到後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狀不單有宗派之分還有國籍之別。中國僧帽壺根據傳器型制主要分三種，其一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為時大彬款式，其三為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高」僧帽壺。經比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壺，同一名稱的器形差別卻很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從上古陶器、青銅器的使用，漢之後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興起和進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的更加複雜。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每個朝代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工藝製作水平和審美風格而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變化，比較同一時期的器物是無法找出它們的傳承點和變化原因的時候，轉移到歷史文化的角度上來，而不能僅僅從工藝設計這一點來看問題

壺制特點
李茂林款僧帽壺
嘴短直，嵌蓋，壺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讀均成文。壺底刻「萬曆丁醜子京先生索，文嘉銘」。（萬曆丁醜為公元1577年）壺身上貼的蓮瓣花紋裝飾應該是根據佛教習慣而來。此壺在僧帽壺中的地位是比較獨特的，因為如將嘴、把不做考慮的話，壺身與當今和尚們冬天所帶之明宣德青花瓷僧帽壺

帽子最為相象。因此可以說在遍查佛教典籍後，沒有發現有關對僧帽的具體形制記載的情況下，此壺和僧帽這個名字的原始意義（上文《四分律》中載僧人因天氣寒冷而佛祖准許帶帽之語），並和現實情況下（淨土、禪宗等中原佛教僧侶所帶之帽子）最相符。

時大彬款僧帽壺
特點頗為明顯，壺身六瓣，鴨嘴流，蓮瓣裝飾上升到壺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飛把）。壺底刻「萬曆丁酉年時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書。

顯示這兩把壺製作時間相差不過二十年，但是形制卻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況下同名器形見應存在的一定的相同點或前後變化的傳承，於這裡卻絲毫沒有脈絡可尋。再翻看資料，介紹時款僧帽壺時多提到了是從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壺」演變而來，根據時間計算元代要早於紫砂開始盛行的明朝。雖然紫砂圓形僧帽壺本身之間也有一些細微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造型。

宗教內涵
景泰藍番蓮紋僧帽壺
瓷器僧帽壺也有著鮮明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經過多方查找對比後發現元及以後歷代以「僧帽壺」來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青花藏文穿連雙龍紋僧帽壺」、「甜白釉僧帽壺」等。尤其是現藏於台北故宮的「青花藏文穿雙龍紋僧帽壺」，揭示了僧帽壺的來歷！此器頸，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幾種差別不大，關鍵在於壺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義為吉祥祝福用語，現將其摘錄並翻譯如圖：「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此處所謂三寶即是對佛教中佛、法、僧的稱謂。這把壺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壺，為什麼明代要原樣仿制上一代少數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據這把壺身上藏文吉祥祝語的記載發現藏傳佛教和僧帽壺的出現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有資料說永樂皇帝為了在連續不斷的法會上減輕僧人們的睡意而定做了數百僧帽壺賜予眾僧作為飲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賜予藏僧的時間上要早於瓷器僧帽壺的出現，考慮到僧帽壺的使用價值和它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實用器皿，包括從藏傳佛教法器中選取和其有相同處的與之進行了仔細對比，發現了藏傳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對早期僧帽壺的設計起到了影響。「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帶在頭上的意思。就形制來說，此冠分五朵蓮瓣，每一葉冠中間，都有一個蓮瓣形的佛龕，佛龕中間各有一個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這也與僧帽壺頸部以上的設計比較相象。至此，經過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較和對歷史上僧帽壺來源的考察，關於其出現的原因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是以中原漢族傳統器皿「湯瓶」為主體結合藏傳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樣為頂部設計，並以此來明確其宗教使用特點而設計的飲器。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壺。

工藝特色
明永樂紅釉僧帽壺
僧帽壺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元代，最早出現時的載體為瓷器。明以後隨著大量瓷器工匠轉移到紫砂器方面的製作後也將此器形移植了過來。並且根據以上原因來看，紫砂圓形僧帽壺的出現時間要早於李茂林，更早於時大彬款，時款應為紫砂工藝成熟後，由製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據紫砂壺成型特點加以改良後出現的結果。李茂林款僧帽壺應和其它兩種是沒有傳承關係的，其出現的理由可以做以下兩點考慮：一，李根據漢地佛寺內僧人實際使用後產生靈感設計而來；二、李根據當時出現的瓷器僧帽壺款式所啓發，進而獨立創作的。

通過從歷史的角度，證明瞭僧帽壺在歷史上有著並且也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其一，解釋了壺名的由來，揭示了其與少數民族器用品有著直接聯繫，並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間交流的歷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壺製作工藝，設計思路轉變的過程。通過它能夠比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國歷史大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歷程，說明瞭「飛把」工藝設計的出處。其三、也展現了佛教傳統中從無帽到有帽，以至於到帽子成為法器的一種演變過程。通過這次對僧帽壺的研究後更發現僧帽壺與傳統文化分不開，它是折射出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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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關在距北京市區50餘公里外的昌平境內。相傳秦始皇修築長城時，將囚犯、士卒和強征來的民夫徙居於此，後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關。
1 券城與南北關: 南關甕城呈馬蹄形，南關主城門南北走，向上有重簷歇山城樓一座，自地面計算高31.8米，甕城西側有甕城城門通往關城向南的大道，在弧形甕城城臺上設有炮臺，陳列著明代古燈，外牆有垛口，內側牆低矮無垛口。作戰時可將敵人誘入甕城，主城關閉阻其入城，再放甕城閘門，敵人就被困在甕城裡，只能束手就擒，有“甕中捉鼈”之意，因此得名甕城，在甕城之中建有一座福佑關城的關王廟。北關與南關作用相同，呈長方形的甕城上設有炮臺，甕城城門朝向北側，北甕城中建有北方鎮守大神真武廟，廟內供有十二生肖神，水火。
2 古炮:在居庸關南券城和北券城城牆之上，分別陳列5門古炮。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米，炮口口徑8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1.7米，炮口口徑15釐米;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7米和1.79米，炮口口徑7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為1.08米、1.5米、1.7米，炮口口徑為14釐米和8釐米。明代是我國古代大炮製鑄和使用最興盛時期。元朝末年，朱元璋起義，和州人焦立向他呈獻十支新式武器“火銃”。用火藥發射鐵彈丸，當時稱為“火龍槍”。明朝建立以後，專門設有兵仗軍器局，研製鑄造大炮。大炮被稱為“神威大將軍”。在軍隊中，設有使用大炮的軍機營。京城衛戎，長城關口要衝，配備神機營。明成祖時，下令在長城沿線安置大炮。還“佛郎機”“神槍”“鐵銃”等。《明史.兵志》記載，到了明代中葉，大炮的鑄造工業逐于精良，製造出的“紅夷大炮”長可二丈有餘，重三千斤。發之洞裂石城，聲震數十裡。這種炮，有照門和準星用於瞄準，射程可達500多米。在修復居庸關北關城時，發掘出土石炮彈23枚，最大直徑為15釐米，鐵炮彈6枚，最大直徑5 釐米。
3 雲台石刻:堪稱一絕，券門內兩側右壁及頂部遍刻佛像，佛像造型生動，雕刻技藝高超，六種文字的石刻經文、咒語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資料。據專家考證，石刻造像具有典型的藏傳佛教薩迦教派的特徵。進入券門兩壁刻四大天王像。天王身軀高大，怒目圓睜，並有厲鬼在其左右，是護持佛法，鎮守國家四方的尊神。據說明朝正德年間，武宗皇帝朱厚燳微服出遊，夜間騎馬偷偷混出居庸關時，他的坐騎見到四大天王像，嚇得不敢前行。無奈之下武宗下令用煙火把像熏黑了，才得以出關。券門兩壁四天王的空間處，有用梵、藏、八思巴、畏兀兒、西夏、漢等六種文字鐫刻的《如來心經》經文、咒語、造塔功德記等，西夏文是紀錄我國古代黨項族語言的文字，創制於西元1036—1038年間，當時約有六千多字流行。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然必烈命其帝師八思巴創立的蒙古新字。它脫胎於藏文，採用拼音的方式書寫，並於西元1269年頒詔推行。以上兩種文字流傳時間很短便廢棄不用，而保存下來的石刻文字對破譯古代文字，以及研究西夏、蒙古歷史都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券門頂部刻有五個曼荼羅，即五組圓形圖案式佛像，佛界稱其為壇場。壇場的設立有保護眾佛修煉鐵，防止魔眾侵犯的意思。五曼荼羅的主尊佛像，由北往南依次為： 釋迦牟尼佛(如來佛)、阿彌陀佛(菩薩形)、阿佛(菩薩形)、金剛手菩薩、普明菩薩。其中除釋迦牟尼為佛祖之外，其他四菩薩在此顯現，則有四方教主的意思。五曼荼羅連同其他佛像，共197尊。券頂兩側的斜面上，刻有十方佛，在每方佛的周圍還分別刻有小佛102座，共計小佛1020座，取共千佛之意。這些小佛，是明朝正統年間，修建泰安寺(1443—1449年)時，由鎮守永寧(今延慶縣境)的太監谷春主持補刻的。連同十方佛下的菩薩、比丘，券項兩側部共有刻像1060尊。券門的南北券面上，雕刻著造型獨特、別具一格的一組造像，其中有大鵬、鯨魚、龍子、童男、獸王、象王等等，佛界稱其為“六拿具”。大鵬寓意慈悲鯨魚為保護之相，龍子表示救護之意，童男騎在獸王上自然是寓意福資在天，而象王則有溫馴善師的含意，券面最下端的石刻紋飾為交杵,又稱羯魔杵、金剛杵。原本為古印度的一種兵器，在此為斷煩惱、伏惡魔，護持佛法的法器。鑒於雲台刻石造像的歷史與文物價值，1961年，經國務院批准，雲台刻石造像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4 真武廟(1996年修復):明洪熙元年(1425年)建。真武廟所祀主神為真武大帝。真武即玄武，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北方之神，道教所奉的神。相傳古淨樂國王的太子，生而神猛，越東海來遊，遇天神授寶劍，入湖北武當山修煉，經42年而功成，白日飛升，威鎮北方，號玄武君，宋代皇帝因避其祖趙玄朗名諱，改玄武為“真武”。宋真宗時尊為“鎮天真武靈應聖帝君”，簡稱“真武帝君”。元朝時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神。明代對真武信仰達到鼎盛。朱棣稱帝后，特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將其所謂修煉之地──武當山賜名“大嶽太和山”。相傳，洪武初大將軍徐達北征“屢有真武靈助之”，因而在關內修建此廟。修復的廟內有道教真武神八大元帥、六丁六甲神將、水火二將和青龍、白虎等神像。
5 城隍廟:這組廟宇規模較大。城隍是道教所傳守護城池的神。中國古代稱有水的城塹為“池”，無水的城塹為“隍”。據說三千多年前的周代，除夕要祭祀八種神，其中就有城神、隍神。以後兩神合二為一，就成為城池之神了。道教認為城隍是剪惡除凶、護城安民之神，能應人之求，旱時降雨，澇時轉晴，以保五穀豐登，百姓安泰。最早是三國東吳時，在安徽蕪湖建城隍神廟，以供拜祭。到了唐代，祭祀城隍逐漸普遍，人們把一些在地方有功的開明人士死後奉為城隍神，希望他能繼續福佑鄉土，保護百姓。宋代祭祀城隍更是遍行各鄉。到了明朝，明太祖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在都城南京修建規模宏大的城隍廟，並頒佈城隍神的封號爵級，敕封京城城隍為帝，開封臨濠等地的城隍為王;府級城隍為威靈公，官居二品，州級城隍為顯佑伯，官居四品，並按照級別，配製服飾。另外，城隍還管領亡魂。朱元璋還為城隍組織了一套機構，設有判官和衙役，道教乘機聲稱“城隍老爺”有權拘捕活人到陰間，死人的陰魂也都首先到城隍廟去接受審問。新官上任必須齋戒沐浴去祭祀城隍廟後，方得進衙理事，每月初一、十五還得前往祭拜。
朱元璋如此重視城隍神是有他的目的的。朱元璋曾對大學士宋濂透露過心裡話：“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說穿了，大肆鼓吹神鬼的威力，不過是震懾臣民，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居庸關的城隍廟建於明洪武年間(1368-1397年)。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在這裡建置城隍廟除為了護佑關城外，還有約束軍民的用意。這次修復是1996年，廟內塑有城隍、閻王、山神、地神等神像。
6 水門:居庸關地形險要兩側高山，中間一水，水道，南北方向貫穿關城。長城與河道交叉之處，建有雙孔圓拱水門，水門上有閘樓，內設水閘，借此控制門內外水量。洪水季節打開閘口，瀉洪，枯水季節，儲備河水供關城使用。水門橋墩為南北尖狀，以利於減少洪水對水門的作用力，起到了防止毀壞，延長使用時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