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4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玄奘」（602年4月6日－664年3月7日），俗姓陳，名禕，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南境）人，師承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也是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奠基人。十三歲時（615年）洛陽度僧，玄奘向被派來考查的大理卿鄭善果表示自己出家的意願是「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因而被鄭善果破格入選。玄奘出家以後看見諸位沙彌聚集放逸，大談戲論，於是告訴諸位沙彌說：「經中不是這樣說嗎！『出家之人是為了求證無為法。』豈能再像無知小兒一般一直嬉戲，徒然浪費一生光陰。」其間聽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閱讀愛不釋手，直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隨從嚴法師學《攝大乘論》更加喜愛，乃至將《攝大乘論》一次讀完，再覽就沒有遺漏，大眾皆感驚異，乃至令玄奘升座複述，玄奘法音或高或低分析詳盡，盡得嚴法師宗旨，因此博得大眾的欽敬，少年時期的玄奘已經顯露出積極的修學態度，並獲得美好的名聲。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據傳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年）玄奘私下與商人結伴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聽。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再次北上尋覓先德參學，到相州訪休法師質問疑惑滯礙之法，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論》，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年），玄奘重遊長安學習外國語文和佛學。先後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攝論》、《俱舍論》、《涅槃論》，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其才能倍受稱讚，聲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玄奘感到多年來在各地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宗（後併入法相宗）、地論宗兩家有關法相之說多有乖違，因此渴望得到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融匯貫通一切，於是決心前往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發放的過所（護照），所以始終未能如願以償。貞觀三年（629年），玄奘毅然由長安私發，冒險前往天竺。經八百里莫河延蹟到高昌國時，得高昌王麴文泰禮重供養，復欲強留玄奘以為國之導師，玄奘「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麴文泰發覺玄奘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遂與玄奘結為義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國時更住高昌三載受其供養，講經說法。離開高昌後，玄奘繼續沿著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終於到達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請教過許多著名高僧，停留過的寺院包括當時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向該寺的住持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與其餘經論；瑜伽行派大師戒賢是護法的徒弟、世親的再傳弟子。在貞觀十三年，他曾在那爛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此後，玄奘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貞觀十七年（643年）學成以後，他立真唯識量論旨，在曲女城無遮辯論法會上等待十八天，結果無人敢出來辯難使其不戰而勝，由此名聲鵲起、威震天竺，被當時大乘行者譽為摩訶耶那提婆，亦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譽為木叉提婆，亦即「解脫天」。643年，玄奘載譽啟程歸國，帶回657部佛經。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熱烈歡迎。玄奘初見太宗時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譯經，但沒有得到批准，被指定住長安弘福寺。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築五層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來的經像。即今天的大雁塔，在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譯經院（國立翻譯院）、大慈恩寺與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00卷梵文經論譯成漢語，參與譯經的優秀成員來自全國及東亞諸國。玄奘依翻譯佛典與對經文的闡釋而開創了中國法相唯識宗，其學說卻深深地影響了其他諸多宗派。玄奘一生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前學界流行說法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為中土一切譯師之最。而玄奘直譯與鳩摩維什意譯以金剛經（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及阿彌陀經最廣為佛教徒與研究者互相對比參考。由玄奘口述、弟子僧辯機筆撰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尤有甚者，由於印度歷史紀錄的缺乏，這本珍貴的遊記更成為歷史文化學者研究古天竺地理歷史時不可或缺的文獻，而近現代以來，根據該書記載所進行之考古遺跡挖掘，亦證明玄奘當時所述真實可信，允為瑰寶。龍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譯完最後一部佛典《大般若經》之後感慨說：「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日？」玄奘於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深夜、六日子時（664年3月8日0～1時）圓寂，享壽六十二歲。初葬於白鹿原雲經寺；669年，改葬於少陵原（又稱鳳棲原），建有舍利塔，並在此興建興教寺。玄奘初葬於白鹿原古籍記載明確，但葬於雲經寺缺少證據，仍需考證。玄奘翻譯了數千卷的佛經，但陳寅恪認為譯文過於艱澀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的譯文通俗易讀。黃念祖居士謂：「羅師乃七佛譯師，應秦人尚簡之機，所譯文約義豐，精妙暢達，至理圓彰。玄奘大師之譯經，準確完備，力保原面，雖篇幅稍增，而原語具存，辭義詳明，可免誤解杜撰之弊。」

#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Albert Camus《瘟疫》 「我本以為殺人很簡單，有理念就足夠，再加上勇氣。但是我沒有那麼崇高，我現在知道了，仇恨之中沒有幸福可言……但我會堅持到底！比仇恨到的地方更遠！」──Albert Camus《正義者》 或許因為有過粗淺的舞台劇經驗，我多少能從《正義者》的字裡行間，想像角色的舉手投足與抑揚頓挫。也因此更能在這些鮮明面孔與字句的引導下，思索卡繆自《瘟疫》以來關懷的問題：以「正義」之名殺人，會讓你成為正義者或殺人者？反抗世間苦難的正義者，是否仍有資格尋得眾人渴望的溫情？如果對正義者來說，人間溫情終不可得，在反抗盡頭等著他們的「愛」，又是何種樣貌？ 完成於1949年的劇本《正義者》，取材自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黨人謀刺大公的歷史事件。然而時至今日，任何思索如何反抗不公的人，仍無從迴避劇本中關於反抗之難的核心矛盾：懷抱理念的高度，才能不受困現實淺灘，意識到反抗的可能與方向；有時卻不免離地太遠，看不見「人」的臉孔──無論是我們想要拯救的，或需要為此除掉的。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到底是一條不得安寧的兩難之路──理念支撐我們不向現實妥協，然而「人並不是一個信念」，我們該如何真正與想救贖之人站在一起？ 看見他人的臉孔，始終是重要的。《正義者》主角卡利亞耶夫的幾次重要覺醒，都與看見臉孔相關──行動之前，同伴便提醒他：再崇高的理念，也可能在有血有肉的行刺目標面前動搖。第一次的行刺失敗，也是因為目標身邊無辜孩童的神情，令卡利亞耶夫放下手中炸彈。即便到了行動成功被捕後，在獄中遇見革命黨人致力拯救的俄國平民，他才看清：即使理念能通往更美善的未來，對於囿於此刻的受苦者來說，畢竟過於抽象。 儘管上述諸多兩難，只要反抗關乎的是人，我們便不可能迴避他們的面孔。反抗的唯一進路，便是擁抱過程中一連串無從消解的矛盾，哪怕遍體鱗傷──「革命是為了給生命一個機會」，再崇高的理念，都無法抵銷生命本身的價值；因此為理念殺人者，只能拋出自身生命這最終的籌碼，回應矛盾。也是在第一次行刺失敗後，卡利亞耶夫體認到：要真下得了手殺人，不可能仰賴「仇恨在適當的那一刻蒙蔽雙眼」；反抗者必須走得比仇恨更遠，必須以「愛」作為行動的依歸。 從劇本中的對白，可以知道此處的「愛」，與《瘟疫》中論及「人們永遠渴望」的「溫情」不同。溫情是《瘟疫》中圍城之下「獨自一人的幸福」，是《正義者》中「忘記這世間殘酷悲慘」的短暫自私。世間確有溫情，但從不屬於正義者。反抗者放棄「生命中的幸福」，讓他們能以穩定雙手擲出炸彈、面對不領情的人民、最後從容走上絞架的，是一種愛──一種基督式的愛：「全部給予，全部犧牲，不求回報。」然而，我們到底不是人子，更不是神；卡繆筆下等在反抗盡頭的愛，是「人本主義」的愛──不求彼岸來生的救贖，只和此世的手足站在同樣的土地上，為他們貫徹反抗，與他們「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 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終究是條艱苦的荊棘之路。小說《瘟疫》接近尾聲之處，有一段醫生李厄與其摯友塔盧的對話：塔盧深刻體會到「為了打造不再殺人的世界而殺人」之中的矛盾，為此感到困惑與羞愧的他，決定堅決反對任何殺戮與禍害，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努力「成為聖人」。而李厄，選擇的卻是另一條在塔盧眼中，更為艱難、野心更大的路──「成為人」。 成為人，確實比成為聖人更困難──因為我們再也無法逃避矛盾、無法躲在抽象的信念之後。成為人，意味著看清與自己站在一起的同胞臉孔，然後出於對他們的愛，展開反抗──儘管人本主義到頭來，或許只是「群狗的約會，鼻子貼著地，嗅個不停，卻總是失望」，儘管不是神的人們，註定一次次展現人性的脆弱與無知；但只要生而為人的反抗持續下去，只要荊棘之路上有人繼續前行，卡繆的洞見便不會失效：我們人類確實卑微，但也偉大。

#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詳細內容請看知史Facebook，謝謝！ #知史 #中國歷史 #玄奘 #唐三藏 #大慈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