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但論民族性就是天差地遠，日本人靠的是與國家共存亡的死士心理，但中國人卻像某前市長一樣靠賭注和僥倖，自認為不想付出和犧牲就妄圖勝利，國難當頭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巨變
走向珍珠港的前夜：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陶太郎 2020-07-19通過這幾天的文章，我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對美開戰的思想準備，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或者說他們試圖在正面挑戰英美的同時，卻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類似於1941年7月日本那樣的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外交問題上，最容易釀成不可挽回錯誤的思維就是，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膽量，同時刻意低估敵人的決心，特別是面對的敵人比自己更強大（或者敵人認為自己更強大）的時候，尤為如此。從去年開始，我就常常推薦很多體制內涉及外交部門的朋友，多多閱讀《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長重光葵的《外交回憶錄》和《中日戰爭中的日英關係》這四本書，目標不是為了了解歷史，而是為了避免與美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的想避免與西方戰爭的話。　　在這四本書裡面，集中闡述了外交工作的細節。即一個在遠東無可置疑的霸權國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遙遠的英美不遠萬里與之決裂，並走向戰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外交細節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華盛頓最親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從維持對日貿易變成了力主對日禁運的強硬派，倫敦那些最親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萊琪，如何從日英親善的擁護者，最終變成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的鷹派？我們絕不能將這一切外交災難的源頭歸結於日本精英的無能和傲慢，實際上，日本精英並不愚蠢，無論是他的軍部領袖，還是他的外交官，都是當時一等一的精英。近衛是日本貴族精英中最優秀的人才，西園寺最傑出的學生；佐藤賢了、白鳥敏夫從小都是頂級學霸，智商超人；松岡洋右學貫中西，聞名東洋。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華北大哈佛耶魯最頂級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們的領導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對美戰爭的邊緣，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向珍珠港。我們也絕不能將英美政客視為戰爭瘋子，蓄意挑起戰爭，以毀滅日本，實際上，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極端害怕與日本的戰爭，他們恐懼對日戰爭，但他們依然走向了戰爭。所以，雙方對戰爭的恐懼並不足以避免戰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東亞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證，大英帝國絕無與日本開戰的企圖，英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始終抱有如一的深情，請您務必轉達我的善意。”　　——1941年溫斯頓丘吉爾接見日本駐英國大使重光葵　　“對日外交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避免戰爭為第一要務”　　——1941年3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霍恩貝克　　然而，歷史的淵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將超出任何人的主觀祈願。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討論日本遠東問題的會議上，美國是最不願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當武漢勝後的近衛內閣宣佈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美國就開始向蔣介石政府發出第一筆貸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對立面；1939年，當日本軍隊佔領海南和南海島嶼的時候，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1940年6月，當日本外長廣田宣布對南洋享有天然權利時，美國發動了對日本第一次禁運；1941年7月，當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時，英美對日本發動了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當對美談判無法成功之後，日本最終發現，他只能走向戰爭。　　從1937年11月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對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歷史洪流的改變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這些年來，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時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終迫使日美走向決裂的那個節點——譬如美國、英國、荷蘭、中國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殺日本的ABCD聯盟的？以及哪項事件促成了這個原本只有對話機制的架構變成了實際軍事外交協調？更重要的是，哪項事件促使英美下定決心不惜巨大代價發起對日本的毀滅性禁運？ ——要知道，英美對日石油禁運後，英國遠東油企、荷蘭印尼油企、美國西海岸油企幾乎全部瀕臨破產，並面臨著日本海軍的攻擊，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濟自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貿易談判，絕不同於20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談判，當前的中美交涉，實際上類似於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說，當中美關係越過某個節點後，就必然會面臨類似於1941年7月的日美間巨大製裁風險，即雙方將不惜一切代價打擊對方，最終不得不走向戰爭。中國必須有這個危機意識，絕不能像當年昭和精英那樣妄認為不可能發生，那是和平人在準戰爭時代裡極端幼稚的認知。1938年8月24日，日本頂級經濟外交智庫專門在《日本經濟年報》（第38集，162-165頁）撰文中分析了美國對日本大規模禁運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此的樂觀預期，這篇文章認為：日本進口乃是美國加州原油企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日禁運將嚴重傷害當地經營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廢鐵銷售企業純粹依靠日本的訂單維持，對日禁輸將激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至於日本對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絲，美國也無力禁運，因為其國內企業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國，禁止輸入會迅速傷及美國製襪業者，這是勞工密集行業。在日方看來，這些禁運都會造成極為不利的選舉影響，另外，日本智庫還認為，即便美國禁止輸入，日本還可以找到第三國轉運。
1940 年3 月23 日，針對美日無協議後的貿易情勢，時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內光政發表公開講話，他表示：“美日兩國的經濟分離和相互禁運對雙方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如果走錯一步，兩國就都要面臨危險。我不相信美國會冒險對日本實行全面禁運。”當年的日美談判實際上也分為兩次，1939年7月美國廢商約到1940年正式廢約，雙方主要進行的是經貿談判；從1941年7月美國對日本全面禁運封鎖和凍結資產後，日美進行的主要是政治、軍事、經貿談判，此時經貿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貿問題，而是與政治、軍事問題掛鉤，美國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經貿問題與政治軍事捆綁。這與中美交涉其實是很相似的，未來，無論美國政府誰上台，我相信中國都會與美國進行新的談判，但這次新的談判將與2018-2019年的談判完全不同，經貿問題將會政治、軍事問題掛鉤，談判的艱難必將倍增，談判失敗的後果也將更嚴重。當然，我並不認為，當前中國一定越過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節點”（指日軍1941年7月進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日本不得不在屈服與戰爭中抉擇），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離這個風險點並不遙遠。　　凍結中國資產這個選項，在當前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建議並被討論，這就證明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威懾。　　在1940年2月，關於英美荷三國對日本發起海上石油禁運，當時來看，主要有三個難題：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將會破產，商界強烈反對；　　第二，荷蘭人不願意參與，恐懼日本攻擊；　　第三，英美不想與日本開戰。　　這三個選項在當時日本社會廣為熟知，也確實是事實，並極大阻滯了英美荷採取行動。但是，到了1941年7月，這些阻礙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國駐美大使法里漢克斯的回憶錄集中記錄了當時英美對日本毀滅性制裁是如何決定的。說來令人諷刺，美國財長摩根索和法里漢克斯吃飯，席間，摩根索嘲諷英國人對日本的妥協，並哀嘆蔣介石的困難，法里漢克斯反諷道，你們美國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嗎？摩根索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將切斷日本人的動脈”。兩天后，當英美施壓荷蘭人參與後，列強石油製裁令頒布，同時凍結了日本的所有資產。由於這條法令是突然襲擊，而且此前羅斯福還專門強調美國不會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斷絕，結果卻是如此令人意外，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恐懼，按照美國大使格魯的說法，每天前來求情的日本軍政官員幾乎踏破了駐日大使館的門檻，某位日本海軍將領甚至害怕得當場顫抖哭泣，是啊，一個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將不得不在恥辱與滅亡中做出選擇，軍人的哭泣又能改變什麼呢？當歷史走到這個時候，昭和男兒如果不願意放棄大國雄心，那麼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與日本不同的是，蘇聯在美國的大規模禁運下，沒有選擇戰爭，而是放棄了統帥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潰）。四年，改變世界足夠了。說起來，從2016年到現在，時間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訓是什麼呢？當從2018年到今天，這麼多事情發生後，就絕不要太天真，絕不要以為不可能，絕不要認為英美很仁慈，絕不要認為英美很膽怯——歷史將會無情地嘲諷並打臉這種想法，1941年7月，當英美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絕望，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們必須意識到戰爭是可以爆發的，不是我們願不願意，而是我們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個空洞的歷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現實中的某個節點，她必須寄存在我們的頭頂，如同一柄懸劍。無論是為了戰爭，還是和平，她都能帶給我們無盡的幫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選擇了拔劍奮起。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國難臨頭，美帝羅斯福傾巢出動，我昭和的男兒毫無懼色，決心討伐美帝，為天下伸張正義”——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

戰端未開，勝負已分
走向珍珠港的前夜：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陶太郎 2020-07-19通過這幾天的文章，我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對美開戰的思想準備，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或者說他們試圖在正面挑戰英美的同時，卻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類似於1941年7月日本那樣的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外交問題上，最容易釀成不可挽回錯誤的思維就是，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膽量，同時刻意低估敵人的決心，特別是面對的敵人比自己更強大（或者敵人認為自己更強大）的時候，尤為如此。從去年開始，我就常常推薦很多體制內涉及外交部門的朋友，多多閱讀《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長重光葵的《外交回憶錄》和《中日戰爭中的日英關係》這四本書，目標不是為了了解歷史，而是為了避免與美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的想避免與西方戰爭的話。　　在這四本書裡面，集中闡述了外交工作的細節。即一個在遠東無可置疑的霸權國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遙遠的英美不遠萬里與之決裂，並走向戰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外交細節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華盛頓最親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從維持對日貿易變成了力主對日禁運的強硬派，倫敦那些最親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萊琪，如何從日英親善的擁護者，最終變成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的鷹派？我們絕不能將這一切外交災難的源頭歸結於日本精英的無能和傲慢，實際上，日本精英並不愚蠢，無論是他的軍部領袖，還是他的外交官，都是當時一等一的精英。近衛是日本貴族精英中最優秀的人才，西園寺最傑出的學生；佐藤賢了、白鳥敏夫從小都是頂級學霸，智商超人；松岡洋右學貫中西，聞名東洋。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華北大哈佛耶魯最頂級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們的領導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對美戰爭的邊緣，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向珍珠港。我們也絕不能將英美政客視為戰爭瘋子，蓄意挑起戰爭，以毀滅日本，實際上，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極端害怕與日本的戰爭，他們恐懼對日戰爭，但他們依然走向了戰爭。所以，雙方對戰爭的恐懼並不足以避免戰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東亞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證，大英帝國絕無與日本開戰的企圖，英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始終抱有如一的深情，請您務必轉達我的善意。”　　——1941年溫斯頓丘吉爾接見日本駐英國大使重光葵　　“對日外交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避免戰爭為第一要務”　　——1941年3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霍恩貝克　　然而，歷史的淵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將超出任何人的主觀祈願。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討論日本遠東問題的會議上，美國是最不願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當武漢勝後的近衛內閣宣佈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美國就開始向蔣介石政府發出第一筆貸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對立面；1939年，當日本軍隊佔領海南和南海島嶼的時候，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1940年6月，當日本外長廣田宣布對南洋享有天然權利時，美國發動了對日本第一次禁運；1941年7月，當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時，英美對日本發動了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當對美談判無法成功之後，日本最終發現，他只能走向戰爭。　　從1937年11月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對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歷史洪流的改變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這些年來，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時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終迫使日美走向決裂的那個節點——譬如美國、英國、荷蘭、中國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殺日本的ABCD聯盟的？以及哪項事件促成了這個原本只有對話機制的架構變成了實際軍事外交協調？更重要的是，哪項事件促使英美下定決心不惜巨大代價發起對日本的毀滅性禁運？ ——要知道，英美對日石油禁運後，英國遠東油企、荷蘭印尼油企、美國西海岸油企幾乎全部瀕臨破產，並面臨著日本海軍的攻擊，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濟自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貿易談判，絕不同於20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談判，當前的中美交涉，實際上類似於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說，當中美關係越過某個節點後，就必然會面臨類似於1941年7月的日美間巨大製裁風險，即雙方將不惜一切代價打擊對方，最終不得不走向戰爭。中國必須有這個危機意識，絕不能像當年昭和精英那樣妄認為不可能發生，那是和平人在準戰爭時代裡極端幼稚的認知。1938年8月24日，日本頂級經濟外交智庫專門在《日本經濟年報》（第38集，162-165頁）撰文中分析了美國對日本大規模禁運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此的樂觀預期，這篇文章認為：日本進口乃是美國加州原油企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日禁運將嚴重傷害當地經營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廢鐵銷售企業純粹依靠日本的訂單維持，對日禁輸將激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至於日本對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絲，美國也無力禁運，因為其國內企業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國，禁止輸入會迅速傷及美國製襪業者，這是勞工密集行業。在日方看來，這些禁運都會造成極為不利的選舉影響，另外，日本智庫還認為，即便美國禁止輸入，日本還可以找到第三國轉運。
1940 年3 月23 日，針對美日無協議後的貿易情勢，時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內光政發表公開講話，他表示：“美日兩國的經濟分離和相互禁運對雙方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如果走錯一步，兩國就都要面臨危險。我不相信美國會冒險對日本實行全面禁運。”當年的日美談判實際上也分為兩次，1939年7月美國廢商約到1940年正式廢約，雙方主要進行的是經貿談判；從1941年7月美國對日本全面禁運封鎖和凍結資產後，日美進行的主要是政治、軍事、經貿談判，此時經貿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貿問題，而是與政治、軍事問題掛鉤，美國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經貿問題與政治軍事捆綁。這與中美交涉其實是很相似的，未來，無論美國政府誰上台，我相信中國都會與美國進行新的談判，但這次新的談判將與2018-2019年的談判完全不同，經貿問題將會政治、軍事問題掛鉤，談判的艱難必將倍增，談判失敗的後果也將更嚴重。當然，我並不認為，當前中國一定越過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節點”（指日軍1941年7月進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日本不得不在屈服與戰爭中抉擇），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離這個風險點並不遙遠。　　凍結中國資產這個選項，在當前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建議並被討論，這就證明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威懾。　　在1940年2月，關於英美荷三國對日本發起海上石油禁運，當時來看，主要有三個難題：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將會破產，商界強烈反對；　　第二，荷蘭人不願意參與，恐懼日本攻擊；　　第三，英美不想與日本開戰。　　這三個選項在當時日本社會廣為熟知，也確實是事實，並極大阻滯了英美荷採取行動。但是，到了1941年7月，這些阻礙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國駐美大使法里漢克斯的回憶錄集中記錄了當時英美對日本毀滅性制裁是如何決定的。說來令人諷刺，美國財長摩根索和法里漢克斯吃飯，席間，摩根索嘲諷英國人對日本的妥協，並哀嘆蔣介石的困難，法里漢克斯反諷道，你們美國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嗎？摩根索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將切斷日本人的動脈”。兩天后，當英美施壓荷蘭人參與後，列強石油製裁令頒布，同時凍結了日本的所有資產。由於這條法令是突然襲擊，而且此前羅斯福還專門強調美國不會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斷絕，結果卻是如此令人意外，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恐懼，按照美國大使格魯的說法，每天前來求情的日本軍政官員幾乎踏破了駐日大使館的門檻，某位日本海軍將領甚至害怕得當場顫抖哭泣，是啊，一個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將不得不在恥辱與滅亡中做出選擇，軍人的哭泣又能改變什麼呢？當歷史走到這個時候，昭和男兒如果不願意放棄大國雄心，那麼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與日本不同的是，蘇聯在美國的大規模禁運下，沒有選擇戰爭，而是放棄了統帥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潰）。四年，改變世界足夠了。說起來，從2016年到現在，時間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訓是什麼呢？當從2018年到今天，這麼多事情發生後，就絕不要太天真，絕不要以為不可能，絕不要認為英美很仁慈，絕不要認為英美很膽怯——歷史將會無情地嘲諷並打臉這種想法，1941年7月，當英美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絕望，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們必須意識到戰爭是可以爆發的，不是我們願不願意，而是我們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個空洞的歷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現實中的某個節點，她必須寄存在我們的頭頂，如同一柄懸劍。無論是為了戰爭，還是和平，她都能帶給我們無盡的幫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選擇了拔劍奮起。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國難臨頭，美帝羅斯福傾巢出動，我昭和的男兒毫無懼色，決心討伐美帝，為天下伸張正義”——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

我之前分享的繁殖論，這已經是國際常識了！還問哪裡有文獻找不到，反而老師說什麼，教科書上有才會相信。
當時我看澳洲電視，他們不是像台灣的許多節目，只是為了衝高娛樂效果，上節目滿滿講幹話。
我當時觀看的每一集，都會請來不同研究人員、或科學實驗人員、醫學知識、學者等⋯ 有如Discovery 頻道，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況且我講的繁殖論，這根本是常識！因為生活在你我周遭，包括「全球正在上演」，不懂可以多出國看看，世界走透透，真的不懂上網找資料，怎麼會沒有？！打開一堆相關報導。
好比很多人說 在西方國家，通常窮人比較肥胖，這也是常識⋯ 你再說 哪裡有文獻。
這根本生活在周遭事件，並不是個人主觀意識，這是比例論。
因為外國的麥當勞等速食，相較來說 比較便宜，所以窮人通常都是吃速食店，而且熱量高容易飽足感，相較之下CP值更高。
你再跑了問我⋯ 哪裡有文獻？！
我真的無限傻眼，畢竟我不是生活白癡，用一下思考邏輯，自然有答應。
再來 外國人很喜歡做實驗，喜歡例如分兩組，一組只吃蔬果一年、另一組只吃肉類一年，或照現有的案例，然後分類研究。
好比 從小接觸寵物的小孩，反而減少生病率、並提升免疫力。
這你認為天方夜譚嗎？因為你沒知識。
外國醫院都在 pet therapy,你還在狗好髒唷！怎麼可以進醫院。
這些都是分類研究出的結論，人家反而都有真實研究，不是三姑六婆只活在自己社區妄想出來的。
我以上舉例的肥胖論是常識，也是分類出來的結論，你再一直跳針 哪裡有文獻的概念，真的很好笑。
好比 我之前一篇，窮人普遍生較多小孩，許多人都知道的常識，與各大學者都在討論的、與分類研究顯示的結論，一直說哪裡？
我來跟你講常識！而且不懂、少與世界接觸的人，可以上網Google。

窮人生小孩比例比較高 歸功很多原因

1、兒童死亡率高
由於發展中的國家兒童死亡率很高，父母可能故意擁有大家庭，因為嚴峻的現實是有時兒童無法生存，在布基納法索，令人震驚的8.5％的兒童會在五歲生日之前死亡。

2、受教育的機會有限
通常一個國家的教育程度和人均GDP越高，出生率越低，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布基納法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民能熟練地讀寫，這裡每戶的平均孩子數在5到6之間，在澳大利亞識字率為99％，平均每對夫婦育有1.77個孩子，受過正規教育的婦女，比未受過教育的婦女更有可能使用避孕藥具，後來結婚，生育的孩子更少。

3、教育較低的女性，生小孩機率高。
隨著時間的流逝，女孩越來越多地上學也降低了生育率，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很可能往後結婚，並生育較少的孩子。

4、早婚和性別角色
在某些落後國家/地區，預計女人的角色將是妻子和母親，在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二已婚的女孩常常承受著盡快懷孕的壓力。 這通常意味著結束女孩的教育，這可能會限製女孩的生活選擇，並導致使貧窮狀況永久化。

5、避孕方法有限
這些婦女大多數生活在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四分之一的育齡婦女由於許多原因，包括信息有限，避孕方法的選擇和避孕方法的使用，文化或宗教的反對，以及供應鏈通常不會延伸到偏遠地區或農村地區。

6、照顧長者
在某些發展中國家，政府不提供退休金或社會保障福利，因此父母必須依靠孩子照顧他們的老年，夫妻可能會選擇有大家庭，以確保他們長大後能得到支持。
例如，在印度法律要求子女和孫子如果無法自給自足，則必須為其父母提供食物，住宿和保健服務。

7、需要額外的勞動
世界上超過70％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依靠勞動密集型農業生存。 在這些社區中，可能會有文化上的期望，希望有大家庭來應對他們對額外勞動力的需求。

8、不聰明的人生的孩子比聰明人多
令人擔憂的原因，我們大腦皮質中所有的信息處理能力，最終將使我們能夠解決現代的重大問題，使我們的後代能夠堅持到遙遠的未來。
恐龍比蟑螂聰明得多，但蟑螂的運行時間更長，人們反而普遍認為它們智商較高。

可考慮一些歷史與研究
1）家庭較大的人的智商較低。
2）在現代世界中，受過一般教育的人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早繁殖，並擁有更大的家庭。
3）受過一般教育的人比受過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持有保守的宗教信仰。
4）保守的宗教信仰與反對節育和流產有關。 傑森·韋登（Jason Weeden）的數據表明，這一點實際上接近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之間分裂的核心。
一些保守的宗教，例如LDS教會，積極鼓勵大家庭。
其他保守宗教，例如羅馬天主教會，通過禁止大多數計劃生育手段間接地鼓勵大家庭。
5）較大的家庭可能會更貧窮，貧窮會導致青春期提前和生殖早衰（大量最新研究表明，這種現象與生物生活史模式有關，並且獨立於宗教或地方的任何規範投入而展開 文化）。

9、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如今的家庭較小。

10、如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宗教保守主義者的人數增加，並像他們投票一樣繼續投票，則教育和科學研究的資金也可能減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不僅會導致人口規模的上升，而且還會導致經濟螺旋式下降，原因與海納·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和詹姆斯·湯普森（James Thompson）的一些令人著迷的發現有關。
這些研究人員檢查了90個國家/地區中智商變化的經濟後果，分析了每個國家/地區總體人口的平均智商，以及“知識精英”（人口的前5％）的平均智商，以及 最低的5％人口。
正如各國的財富分配不同，智商的分配也不同，例如，加拿大和美國的智商最高的人（120）相同，但加拿大最低的5％的人比最低的5％的美國人的智商高5點（75比80）。
倫德曼（Rindermann）和湯普森（Thompson）的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擁有高智商的知識分子階層-許多在科學，數學，技術和工程領域都有成就的人-直接轉化為一個國家的更多財富。
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平均公民每增加1 IQ點，一個國家的平均GDP就會增加229美元，而知識分子精英每增加1 IQ點價值468美元。
知識分子的高水平表現還與發達和較自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有關，反過來又鼓勵該國的“認知資源”得到更多的發展，這被林德曼和湯普森稱為“良性循環”。
自由的氣候成為高智商創新者創新創造力的催化劑，他們因此解放出來重新思考舊的做事方式，並擴展到新的科學領域。
反過來，這又激發了新技術以及更新，更有效的經商方式，並為培育下一代創新者提供了更好的氛圍。

芬蘭的每個男性都必須參軍並接受智商測試，所有財務信息都將公開，因此這裡確實有大量有關智商，和其他人口統計特徵的信息。
答案顯示收入較高，結婚的可能性更高，但生孩子的可能性則更低。
智商低的人群有32％有孩子。 相反智商較高的只有26.6％的人有孩子。

許多報導文獻指出人們變得愚蠢那不是判斷； 這是全球事實。 在許多領先國家中，智商得分已經開始下降。
儘管對智商和智力之間的關係存在合理的疑問，並且人們普遍認為成功與否取決於毅力等其他美德，但當今全世界使用的智商測試確實確實捕捉到了有意義且持久的東西，數十年的研究表明，個人智商得分可以預測諸如學業成就和壽命，更廣泛地說，一個國家的平均智商得分與經濟增長和科學創新有關。
20世紀的智商增長步履蹣跚，使用各種公認的智商測試和指標進行的一系列研究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英國，德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分數均在下降。

震驚世界的研究表明，西方國家正在變得笨拙，因為聰明的人不再擁有比愚蠢的人更多的孩子。
研究表明我們的整體智力水平可能在1000多年以來首次下降。
西方的整體智慧正在下降，因為聰明的人沒有以前的孩子那麼多，而愚蠢的人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殖和繁衍。
聰明的人更有可能使用藥丸、避孕套或其他避孕藥具，受過教育的婦女比智商較低的婦女的嬰兒要少，這進一步降低了基因庫的整體智慧。

許多窮人為什麼養不活還要生？
因為窮人普遍沒有的自制力，貧困迫使他們短期思考，心理學研究表明貧窮使人們難以關心未來，並迫使他們生活在現在。

窮不會讓你變成罪犯，但是罪犯大多數都是低下階層的窮人，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有個經濟學家名叫蓋瑞貝克，他這麼解釋 富人生孩子是為了讓生命更完全，因為他的生命已經不用煩惱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 所以他們生孩子（在馬斯洛金字塔上生孩子是在滿足上層需求）。

女性不想生孩子的原因有很多，智商也是其中一種因素，英國一項研究顯示，智商跟願不願意生孩子之間存在著一種明確的關係：智商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生小孩。
發表這份研究的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員金澤聰表示，女性的智商越高會讓她生子生子的慾望越低，智商每增加15點，當媽媽的慾望就下降25%。金澤聰還參考了英國國家兒童發展研究中心的數據，並增加了經濟狀況及教育等因素，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女性越有智慧，就越不願意生孩子。
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自90年代以來，英國不願意生小孩的女性數量已經是以往的兩倍，平均每5名45歲的女性當中，就有1人沒有孩子，而在擁有學位的女性當中，沒有孩子的比例更是升至43%，這一數據也證實了金澤聰的研究，針對這一現象，英國約克大學的社會學家分析，越來越多的女性認為天倫之樂並不能帶來幸福，而當了母親後，會遇到太多繁瑣的日常生活問題，因此一些高智商、高知識的女性會擔心生兒育女會影響到自己的幸福感與生活空間。
好了！說到這裡⋯ 不然講不完，很多事 我都是點到重點，不要一直問 哪裡證明？這些都是常識，動點腦袋與推理，你就能更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