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東有一位葛修女照顧偏鄉孩子，而花蓮有ㄧ位劉神父照顧著45歲以上的身心智能障礙患者，這位神父今年要80歲，現在還在花蓮，不知道會不會再過幾年就回法國養老，他為台灣付出ㄧ生的奉獻，收養身心障礙的中年人，並建了一座怡豐園給他們住，台灣能有這位劉神父還有葛修女，真的是上天給予台灣最大的幸福。

二十五歲就從法國來台灣，玉里天主堂神父劉一峰的奉獻劉一峰神父的故鄉在法國布列塔尼，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他，年輕時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奉派到海外傳教。當時他看了派駐台灣的神父所寫的關於台灣社會的文章，發現台灣有多種民族，漢人就分外省、客家、閩南人，原住民又有阿美族、布農族等，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語言。年僅25歲的他，就決定將從未去過的台灣，作為自己未來終老一生的家鄉。

來台後長駐花蓮玉里天主堂的劉一峰，20年前接下前任法籍神父顧超前於民國69年創辦的花蓮玉里鎮安德啟智中心，照顧當地的智障、肢障與多重障礙者近50年，對台灣的無私奉獻，讓他在去年9月獲頒總統文化獎人道獎。

劉一峰到玉里後，見不得人受苦，路邊無家可歸的失業遊民，一律被他收留，根據個別能力為他們安排臨時工，更讓玉里成為全台唯一一個沒有遊民的地方。

為了照料弱勢族群，劉一峰靈活地運用資源，玉里天主堂每天早上彌撒後，就搖身人力派遣中心，除了做資源回收，也派人力為鄰近地區採收水果或搬家，透過工作讓這些在就業市場碰壁的人可以維生，更讓他們找回自我價值；而安德啟智中心收容較嚴重的智能障礙者，但部分人還是可以學著做竹掃把或簡單手工藝。

劉一峰收留的不僅是被棄置的物品，還有被主流社會排拒的靈魂和身體。他堅持從每一個人和物件之中找出存在的價值。神父說，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任何一個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價值是無限的。一個有生命的人，不能說他不能站起來。我看了很多人都可以站起來，成為社會裡很有用的人。別人有時候會說『唉呀神父你怎麼都接收那些人』，我說他們也是人，也是很可愛，我們跟他們住在一起，會發現他們都有很多很可愛的地方。我們會重視他們的優點，缺點盡量地控制就好了。」

副總統陳建仁表示，劉一峰神父如同聖經中的牧羊人，用心照料身心障礙者，自養育、教育到協助職涯訓練，並從事資源回收，秉持「沒有一件東西是垃圾，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用的」理念帶領著大家。

內文：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13327

如果大家想做捐物資，或捐款（可以抵稅）或當義工，可以直接聯繫玉里天主堂，遠從法國來台灣犧牲自己的ㄧ生去照顧被弱勢障礙者真的好偉大啊，大家可以多去幫忙劉神父，台灣有他跟葛修女的無私奉獻，真的是台灣最大的福份。

然後劉神父真的超帥，相由心生，我個人覺得劉神父比韓劇男主角都帥很多，當我看到他對著身心障礙患者發自內心的笑，就覺得好像天使，他的笑就像是怡豐園孩子們最大的幸福。

臉書搜尋：玉里天主堂
電話：03-8882824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