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裡不會提到的豐功偉業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講到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我先來講一個丈夫被綁架、妻子被輪姦、財產被搬光的悲慘故事好了。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看起來不相關的悲慘故事跟國民黨不當黨產相提並論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葉廷珪（ㄍㄨㄟ）這名字或許對老一輩的台南人還算熟悉，但是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葉廷珪其實就是台南市第一屆的民選市長（1951年），也是早期極為少數的黨外政治人物。（有人說他曾經加入國民黨，但是他的女兒葉秀英指證他的父親從未加入國民黨，是葉廷珪選上民選台南市長之後，才被國民黨不要臉地單方面宣稱而「被加入」國民黨。）
　
葉廷珪在日本時代就曾經當選台南市的民選議員，他同時也是戰前東亞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戰後則是台南扶輪社的第一屆社長。就是因為他的富裕背景，讓他在戰後因為被中國國民黨盯上而遭遇極大的不幸。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葉廷珪在台南市開山路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而外出，然後就被國民黨人綁架帶走，一路押到中國南京，然後再轉押到上海。如果國民黨要定葉廷珪是什麼叛亂暴民、共產黨徒或是日本倭寇的罪，那他們大可像抓湯德章一樣抓去大正公園槍斃不就好啦，連法院判決令都不用，幹嘛要大費周章把葉廷珪抓去中國上海呢？
　
「肉票換鈔票」就是葉廷珪被中國國民黨抓去上海的唯一原因，俗稱擄人勒贖。擄人勒贖這種事情在二二八抗暴事件發生後與白色恐怖時期特別多，一堆人莫名其妙被國民黨抓去監牢，然後苦主的家門口就會多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跟你說要拿錢來「打通關係」或是「安排見面」。（被槍斃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即是另外一例，陳炘被捕後，他家也出現一堆人跟他太太要錢說可以幫忙打聽消息，讓他太太花了一堆錢而導致家庭經濟困頓。）
　
現在的詐騙集團是打電話騙你說你的小孩被綁架，1947年的國民黨是打電話騙你外出然後直接綁架你。國民黨，你贏了。一堆台灣人就這樣散盡家財只為了把一個本來就無辜無罪的人給贖回來，結果通常多是錢出去了，人還是沒回來。你們國民黨人若是要上台講你們這個黨是如何創業發達致富的故事，記得要把這段「篳路藍縷」的白手起家過程給說出來，哥倫比亞毒梟都會跟你們磕頭。
　
葉廷珪被國民黨抓去當肉票之後，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趕緊把家中的大片土地變賣，換取了一船黃金，然後依照綁匪指示坐著船到上海的碼頭交付贖款。當然，如果國民黨當場就拿錢放人，那它就不叫國民黨了。天真的劉瓊瑛坐著船到上海交付黃金之後，她就被這群國民黨官兵給拖去輪姦，然後被丟到上海又臭又髒的後巷等死，直到被人發現才送去醫院急救。
　
葉廷珪本人呢？當然繼續被綁匪押著啦！這群國民黨綁匪因為幹了拿錢不放人還輪姦他太太的事情，卻又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定他的罪，就羅織了一個葉廷珪在日本時代改日本名叫「葉山岩」，說他是皇民的極爛理由來定罪。我是不知道中山樵跟石岡一郎會怎麼想這件事啦。然後國民黨偽造一堆文書就把葉廷珪丟進專關日本戰犯的上海高境廟監獄，隨便用一個中國愛國流氓最愛用的「漢奸」名義來說他是二戰戰犯，丟給國際戰犯法庭就烙跑閃人了。
　
還好國際戰犯法庭不是由這群桑斯奧福畢曲的中國人在主導，不然大概又會出現一堆胡判亂判的枉死冤獄。凡事講求證據的國際戰犯法庭根本找不到葉廷珪有犯下任何戰爭罪行的證據，所以就以抓錯人的原由無罪釋放葉廷珪。
　
好笑的是，戰犯法庭已經宣布無罪釋放葉廷珪，但是中國監獄的獄卒仍然不願意釋放他，原因是葉廷珪出獄前想跟獄卒要回他的Parker牌金筆，結果獄卒不想還他，就硬是把他多關了一個月。你還真以為中國國民黨會這麼輕易放棄他們的不義之財啊。
　
葉廷珪大難不死返回台灣後，就開始以黨外身分競選公職，由於他人氣超高，為人清廉不貪污又眼光遠大勤建設，前後當選了三任台南市長，包括第一屆、第三屆與第五屆台南市長，這種黨外跳屆當選三次的也算台灣政壇奇葩啦。其中1960年第四屆台南市長競選時，葉廷珪之所以敗給了國民黨的辛文炳，原因是國民黨大量作票，還把廢票灌進國民黨的票數裡。
　
國民黨在台南作票這件事還被「自由中國」雜誌在社論中拿出來痛罵並要求選舉無效。葉廷珪謝票的時候因此受到數萬名鄉親的英雄式歡迎，加上葉廷珪一度想要呼應「自由中國」的主張來籌組新的在野黨，這些事情讓國民黨高層相當憤怒，決定要用謀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大受人民愛戴的政敵。（「自由中國」雜誌也在該年被國民黨查禁停刊。）但是葉廷珪那麼受台南鄉親的歡迎與矚目，當然不能直接殺他，所以國民黨的邪惡腦筋就動到了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身上。
　
你應該知道電影中那種最下賤的反派總是愛把腦筋動到主角的家人身上的劇情吧！有想起林宅血案嗎？有想起楊清化血案嗎？曾經遭國民黨兵在上海輪姦的葉廷珪妻子劉瓊瑛，雖然九死一生逃過一劫，但是國民黨人在1961年再次派人在她吃的西瓜裡面下毒，她終究還是被國民黨給毒殺致死。下毒的市長公館煮飯佣人連夜打包逃走，連下毒者的戶籍資料都全部被銷毀，非常有國民黨特務的行事風格。葉廷珪的女兒也差點被國民黨派來的人給用刀刺死，還好葉廷珪即時出現救了他女兒一命。（劉瓊瑛遭毒死的公園路市長官邸後來也傳出鬧鬼事件。）
　
國民黨殺完人之後哩？當然接著就是劫財啦。葉家在台南有許多房產，連美軍顧問團都曾經跟葉廷珪承租房子，後來全部被國民黨人用你會在詐騙集團判決書裡看到的各種手法給偷光光，連他的古董金庫都搬光光，逼得葉家人只好在外租屋，甚至逼到他們家宣布破產。葉廷珪一家人被國民黨迫害劫財污名的經歷直到2004年才獲得陳水扁頒發恢復名譽證書而得以平反，還為他在湯德章紀念公園（湯德章遭槍殺的地方，湯德章也是葉廷珪的好友）種下苦楝樹以紀念他悲苦堅毅的一生。（葉廷珪於1977年逝世）連立法院都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增列「葉廷珪條款」。
　
好啦！我故事說完了。我知道你接著會想問說：「這跟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有什麼關係呢？」、「葉廷珪這種個案式的搜刮貪污未必會與政黨集團侵佔公產有什麼關連性。」或是「這些個人侵佔劫掠的財物絕對不會流到集團的黨產當中啦。」抑或是「葉廷珪的個案有白色恐怖時期的補償條例去賠償，該賠的也賠啦，不要跟國民黨侵佔國產的黨產扯在一起啦。」你如果會想這樣子問，就代表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問題的本質，或是想要鋸箭切割。
　
曾經在二戰後駐台的美國領事館官員葛超智，又名喬治˙柯爾（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將中國國民黨在戰後1945年開始對台灣的貪腐劫財情形分成了三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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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掠奪的程度可分為三個等級。（中華民國）軍人的財物掠奪屬於最低的一級。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任何不經心放著，或沒人看管的東西，片刻間便會被那些衣衫襤褸、無紀律的軍人奪走。
　
掠奪的第二級則在於軍隊裡較高層軍官。他們與承攬商在各港口設置倉庫，然後從那裡轉運出口大宗的軍事及民生物資。
　
最高層級則是陳儀及其徒黨牢牢掌控了所有的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戰後日本人移交或充公的房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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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當時國民黨籍省主席魏道明都曾經在1948年轉述美國將軍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曾於二戰擔任美軍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台灣巡視一圈後所說的話：「國民黨接收台灣拿走的多，給的少。（give less than take）比日本還不如。」拿走的多是什麼意思，你不會還不懂吧？
　
如果你不相信美國官員說的話，那這位中華民國高官汪彝定（中國安徽人，國民黨籍，曾任中華民國國貿局長、經濟部次長、台糖董事長）在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中說的話你總該信吧：「大陸來台的接收人員沒有是非觀念。極少有人把台灣看做是一塊需要用心好好建設的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抱著搶地盤、揩油水的心理而來。」
　
你可以說一兩個黨員的貪腐未必跟整個黨有關係。但是如果整個黨從上到下都在貪腐呢？這種中國黨國政治文化所帶來的結構性集體貪腐問題，你要怎麼切割來看呢？你要怎麼把劫掠個案私產與劫掠集體公產的原因切開來看呢？
　
你前面看到令人髮指的葉廷珪綁票案例若不是由葛超智口中程度最低下的一級，一群結夥的中華民國軍人或是軍官所幹出來的爛事，就是由二、三級的高階軍官或是國民黨高層所籌畫的邪惡計劃。但是不管這件事是由低階或是高階的中華民國黨官所為，它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當時國民黨人上上下下兄弟登山各憑本事的集體貪腐劫掠作為。細漢的搬細車，大漢的搬大船，如此而已。
　
一些低階的中華民國官兵之所以只能搬街上的腳踏車與民家私產，或是幹些偷拔鐵路號誌去賣，導致火車撞車出軌的狗盜之事，只是因為他們沒本事幹到第二級或是第三級那種可以獨攬進出口生意或是獨佔原料與侵佔日本移交公家廠房財產的程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民黨不當黨產的大宗來源）。
　
我個人相信那些只能在街上搶劫腳踏車的中華民國軍隊，寧可穿著軍服西裝在辦公室裡優雅地批閱文件來下令劫掠，也不想那麼辛苦地流血流汗去挨家挨戶擄人勒贖，因為葛超智口中的二、三級貪腐掠奪所搶來的可不會只有一船黃金跟一枝Parker牌金筆。
　
不管葉廷珪被勒贖劫掠的財產流向何處，他的悲慘境遇只是各種不幸被劫掠台灣人的濃縮版本而已。他的遭遇不只是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個案，而是指向了國民黨不法謀財的集體犯罪心態，而這個犯罪心態不但造就了國民黨眾多的貪腐個案，也造就了國民黨的龐大不當黨產。最下流的就是，國民黨還會冠以剿匪、平亂、救國、愛心、婦女、慈善之美名，來行劫貨奪產騙財之實，事後想要追討的時候，他們還會罵你清算鬥爭。
　
你現在搞懂了為什麼在講國民黨不當黨產之前，我要先把葉廷珪的不幸故事講出來的原因了嗎？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在1945年時才來到台灣六個禮拜的時間，台灣的街頭巷尾就貼滿了「狗去豬來」的標語了嗎？你現在知道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為什麼聽不懂國民黨行政長官陳儀廣播時所說的當官要：「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的「揩油」是什麼意思？那你現在知道「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財產追蹤為什麼要回溯到1945年嗎？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國民黨與深藍支持者很愛說二二八事件是鎮壓共產黨徒、平定暴民倭奴的事件，那麼請告訴我，既然二二八是中華民國國軍平亂剿匪的事件，為什麼有一堆被中華民國軍隊屠殺的人身上財物都不翼而飛呢？不是國族家恨的仇殺嗎？怎麼變成了謀財害命的財殺了呢？
　
一、王石定（高雄市漁業代表）：於1947年3月6日遭國民黨軍隊以機槍掃射致死。死後身上的西裝、戒指、手錶全部不翼而飛。
　
二、郭章垣（宜蘭省立醫院院長）：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軍人逮捕郭章垣之前，到他家中翻箱倒櫃的搜刮與搶劫財物，臨走前本想順手牽羊拿走另一位醫師蔡陽昆的風衣，後被蔡陽昆喝止才被丟還。
　
三、李瑞漢（律師）：於1947年3月10日遭國民黨特務帶走，就此失蹤。李瑞漢失蹤後，李瑞漢律師事務所的金庫被洗劫一空。
　
四、許錫謙（花蓮富商）：於1947年3月遭國民黨憲兵槍殺，死後身上錢財、戒指、金鍊、懷錶不翼而飛。
　
五、張七郎（花蓮縣議會議長）：與其子兩人，共三人於1947年4月4日遭國民黨軍槍決，死後父子三人被國民黨軍埋於公墓，身上衣服與物品全部不翼而飛。
　
六、陳復志（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死後身上手錶與皮鞋不翼而飛。
　
凡此劫財殺人事件不勝枚舉。中華民國軍隊從1947年3月20日還開始以「綏靖清鄉」為名進行屠村，不但任意進入民家搜查，許多台灣人被迫交出與「武器」無關的個人財物，將財產奪去後，國民黨軍還可能把原屋主與其家人殺害滅口。若家中有姿色貌美的女人被國民黨軍幹部看上，就會發生男被殺，女被姦殺的慘劇。後來屠殺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十一師部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一軍在上海殲滅之後，從中華民國軍人的屍體中搜出許多金戒指、金鍊與手錶，這些就是1947年對台大屠殺時所掠奪而來的財物。
　
如果你們中國黨是為了你們所認為的「仇敵」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主義」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統一大業」而殺人，不管這個「仇敵」該不該殺，這個「主義」有沒有道理，這個「統一大業」是不是本質就是侵略，我都還會敬你們個三分。但是很明顯的，從眾多的歷史案例來看，你們中國黨的真正動機就只是為了劫財而殺人而已。
　
你知道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第一集裡面麥克連警探的經典名言嗎？我很想說Yippee Ki-yay, Motherfxxker! 但不是這一句，是另外一句：「在那麼多的惺惺作態與禮義廉恥之後，你不過就是個賊而已。」（After all your posturing, all your little speeches, you're nothing but a common thief.）
　
國民黨，你們不過就是群賊而已。
　
（圖像繪製PJ McQuade）

[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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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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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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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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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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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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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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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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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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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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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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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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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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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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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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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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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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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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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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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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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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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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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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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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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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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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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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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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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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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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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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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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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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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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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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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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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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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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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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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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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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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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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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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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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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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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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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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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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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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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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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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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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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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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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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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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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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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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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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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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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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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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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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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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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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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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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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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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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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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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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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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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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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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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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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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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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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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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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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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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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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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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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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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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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