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大台以外 — 精神食糧國貨運動】

2019 年的精神遺產，在以後幾年仍會持續噴發。ViuTV 熱鬧起來，很難說沒有 2019 年一場精神浩劫的因素在內。社會事件有其動能，即使強硬鎮壓下去，動能不會突然消失，只是竄到其他地方。中國人面對日本人侵略，上不了戰場就罷賣日貨，支持國貨，道理一樣。

娛樂圈國貨運動

ViuTV 不是政治台，也肯定不想跟政治有關，但對觀眾卻有 lesser evil 效果，被香港人選做國貨運動的國貨。想像的共同體，用想像物來維繫，例如書籍、民間故事，所謂印刷資本主義。21 世紀，「印刷」的定義擴大為大氣電波。因為結成共同體的慾望很強烈，藝人就算不談政治，觀眾的目光也有了政治。他們將藝人分類，分為「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或者說口味更加分眾，終於到達令廣告商換人換台的臨界點。

ViuTV 紅起來，一班網絡明星也紅起來。當中當然有很多默默努力的人，但看著其他主流傳媒的情況，這個景氣，是躺著也贏，在 2019 年之前不會有。2019 年是被肺炎和警力硬生生壓下去的，民間戰敗感強烈，唯有致力於其他層面「贏回一仗」，TVB 的災難就因此提早來臨。立法會賢達自認收成期、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吃香喝辣大石壓死蟹，都被投射到 TVB 身上。這個老屎忽，是時候要死了。所以捧香港新藝人，正面而言是想香港再有娛樂圈，本地人有一些精神食糧，負面而言則是清算長期阻塞世界的娛樂圈膽固醇。

ViuTV 的藝人老實批評 TVB，在以前肯定被視為唔識撈、無大無細、不尊重前輩，可能要出來開記者會道歉冷藏，再不恭順，要你在娛樂圈消失，但現在卻成為另類的民間英雄。正如 2014 年雨傘革命同樣被硬生生鎮壓下去，但能量馬上就轉移到之後的反水貨行動。如果沒有失敗的雨傘革命，之後的事情也沒有人參與。這個時刻，大概是香港娛樂圈近二十年來最大機會，有今生冇來世，抓住了機遇，觀眾不會吹毛求疵，是哄著你呵護你上去的。千金難買一聲響，只要藝人們不出甚麼大事，躺著也贏。

燃燒的平台

至於 TVB 的情況又如何？大廣告商開始不想跟她走得太近，本地觀眾不買單，甚至連藍絲都批評 TVB 冇 X 用，轉台去看中國電視節目。現在 TVB 的情況就好像曾幾何時的 Nokia。Nokia 曾經是地球上的通訊業霸主，高中低端民用電話都是壟斷，更不要說商業的通訊基站。直到蘋果 2007 年出了 iPhone，軟件生態蓬勃發展，兩三年就將 Nokia 打到仆街。

2011 年，Nokia 要跟微軟的 Windows Phone 系統合作，CEO 對員工發表了企業史上著名演說「燃燒的平台」，表示 Nokia 現時沒有足夠強的手機系統，高階電話鬥不過 iPhone，也鬥不過使用 Android 的後起之秀，企業尤如站在一個燃燒的平台，必須跳船才能活命。然而「燃燒平台論」其實已經遲了發表，Nokia 一直死抱著以前建立的 Symbian 系統，而微軟則死抱著 Windows Mobile ，兩者都嘗試掙扎救亡，但企業規模太龐大，轉變速度太慢，遲來的警號沒能改變命運。

Nokia 出了幾代搭載 Windows Phone 系統的新機，但市場不買單，因為死局就是「沒人用，就沒人做 app，沒人做 app 就沒人用」的惡性循環，最後 Nokia 好像孔乙己裡面的孔乙己，說著回字有四個寫法，但最終還是不知不覺消失於客棧。至於 Windows Phone 則出到 8.1，然後自己也撐不住了，不再開發，轉為研究如何令 Windows 系統與 iOS 和 Android 連動。連最近推出的小眾商務手機例如 Surface Duo 也用 Android 了。很多年之後，整個市場物是人非，Nokia 還是死死地氣出 Android 手機，但高階市場早已被 Apple Samsung 甚至華為等巨企霸佔，回不去了。

2019 年的政治經濟巨變，改變了香港人的心，也連帶改變消費和娛樂模式，製造了一個 TVB 很難滿足的市場，即「符合身份認同的認同對象」。這對 TVB 而言就好像 Nokia 突然面對有流暢觸控和軟件市場的 iPhone。其實以硬件而言，早期 iPhone 反而比不上 Nokia，然而國內外潮人還是拿它 200 萬像素的鏡頭拍得不亦樂乎。ViuTV 做的只是一般電視台會做的事情，我們都如獲至寶了，可想而知 TVB 長期獨佔的時代，大家有多食屎。並不是說 ViuTV 有多好，而是 TVB 實在太 TVB。

認同的政治及消費行為

付錢付點擊率，特別是娛樂、文化這類非必要品，大家不介意付溢價，重點是你認同那個偶像，覺得同聲同氣。他們實際上音樂演戲是否衝出亞洲，可能不是重點。就因為他們不那麼像傳統藝人，有些人很鳩，有些人很臭串，有些人被上一代一口咬定不可能成功，他們的形象是性情中人兼 underdog，整個被打成 underdog 的世代，乃至被打為 underdog 的一般香港人，都會站在他們身邊，通過同情他人，以同情自己。就像以前的人喜歡張國榮，一開始是因為張國榮形象歌路很反叛，黑黑實實，那些不認同偉光正代表譚詠麟的，就聚集在他身邊。這件事就好像 2016 年新東補選，除了政治理念不一，一班長期悶著氣的窮鬼年輕人，自然不會投認同感遙遠的楊岳橋。鐵鏽帶的選民為何比較支持特朗普，也許最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沒有政客味」。

雖然 TVB 的大老闆已經出聲，但那遠遠未到「燃燒平台」的程度。做傳媒的朋友說，已經有聲音要求他們「做好報道」，大台也許認為節目不受歡迎，只是「公關問題」，只要傳媒友好一點，就可以逆轉形勢，做一下政治化妝就行。然而 TVB 給人的長年印象，已經太過曾志偉、王祖藍，或者陳偉霆。見 ViuTV 還會做一些清涼姐姐行山節目，同樣陳設在 TVB 發生，則是內部發出「封胸令」（2017、18 年間），好像你想看甚麼，他們就偏偏不給你。做《三日兩夜》紅了的林泳淘，因為個人言論「太黃」而待不下去。

同聲同氣，其實也可以是一場戲。為甚麼 TVB 就不准下面的人演好娛樂圈手足的戲呢？可能是他們看不到有改變需要，也許是認為年輕藝人跟年輕人甚至香港人同聲同氣就是政治不正確。行，如果香港只有一個頻道，霸著頻道就可以移風易俗，滴水不漏，但現在不是，你不可能憑一台之力，去規定世界的口味。

要看戲，我為甚麼不看別的？起碼別人知道演員和商人的本份，首先是尊重觀眾、有意願討好觀眾。一個不再有意願去討好觀眾的藝人，要不就是有特別吸引力，我行我素，好像張國榮復出後就搞藝術，要不就消失於市場。TVB 家大業大，但籌碼大概不像張國榮一樣多了。

【盧斯達：大台以外 — 精神食糧國貨運動】

2019 年的精神遺產，在以後幾年仍會持續噴發。ViuTV 熱鬧起來，很難說沒有 2019 年一場精神浩劫的因素在內。社會事件有其動能，即使強硬鎮壓下去，動能不會突然消失，只是竄到其他地方。中國人面對日本人侵略，上不了戰場就罷賣日貨，支持國貨，道理一樣。

娛樂圈國貨運動

ViuTV 不是政治台，也肯定不想跟政治有關，但對觀眾卻有 lesser evil 效果，被香港人選做國貨運動的國貨。想像的共同體，用想像物來維繫，例如書籍、民間故事，所謂印刷資本主義。21 世紀，「印刷」的定義擴大為大氣電波。因為結成共同體的慾望很強烈，藝人就算不談政治，觀眾的目光也有了政治。他們將藝人分類，分為「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或者說口味更加分眾，終於到達令廣告商換人換台的臨界點。

ViuTV 紅起來，一班網絡明星也紅起來。當中當然有很多默默努力的人，但看著其他主流傳媒的情況，這個景氣，是躺著也贏，在 2019 年之前不會有。2019 年是被肺炎和警力硬生生壓下去的，民間戰敗感強烈，唯有致力於其他層面「贏回一仗」，TVB 的災難就因此提早來臨。立法會賢達自認收成期、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吃香喝辣大石壓死蟹，都被投射到 TVB 身上。這個老屎忽，是時候要死了。所以捧香港新藝人，正面而言是想香港再有娛樂圈，本地人有一些精神食糧，負面而言則是清算長期阻塞世界的娛樂圈膽固醇。

ViuTV 的藝人老實批評 TVB，在以前肯定被視為唔識撈、無大無細、不尊重前輩，可能要出來開記者會道歉冷藏，再不恭順，要你在娛樂圈消失，但現在卻成為另類的民間英雄。正如 2014 年雨傘革命同樣被硬生生鎮壓下去，但能量馬上就轉移到之後的反水貨行動。如果沒有失敗的雨傘革命，之後的事情也沒有人參與。這個時刻，大概是香港娛樂圈近二十年來最大機會，有今生冇來世，抓住了機遇，觀眾不會吹毛求疵，是哄著你呵護你上去的。千金難買一聲響，只要藝人們不出甚麼大事，躺著也贏。

燃燒的平台

至於 TVB 的情況又如何？大廣告商開始不想跟她走得太近，本地觀眾不買單，甚至連藍絲都批評 TVB 冇 X 用，轉台去看中國電視節目。現在 TVB 的情況就好像曾幾何時的 Nokia。Nokia 曾經是地球上的通訊業霸主，高中低端民用電話都是壟斷，更不要說商業的通訊基站。直到蘋果 2007 年出了 iPhone，軟件生態蓬勃發展，兩三年就將 Nokia 打到仆街。

2011 年，Nokia 要跟微軟的 Windows Phone 系統合作，CEO 對員工發表了企業史上著名演說「燃燒的平台」，表示 Nokia 現時沒有足夠強的手機系統，高階電話鬥不過 iPhone，也鬥不過使用 Android 的後起之秀，企業尤如站在一個燃燒的平台，必須跳船才能活命。然而「燃燒平台論」其實已經遲了發表，Nokia 一直死抱著以前建立的 Symbian 系統，而微軟則死抱著 Windows Mobile ，兩者都嘗試掙扎救亡，但企業規模太龐大，轉變速度太慢，遲來的警號沒能改變命運。

Nokia 出了幾代搭載 Windows Phone 系統的新機，但市場不買單，因為死局就是「沒人用，就沒人做 app，沒人做 app 就沒人用」的惡性循環，最後 Nokia 好像孔乙己裡面的孔乙己，說著回字有四個寫法，但最終還是不知不覺消失於客棧。至於 Windows Phone 則出到 8.1，然後自己也撐不住了，不再開發，轉為研究如何令 Windows 系統與 iOS 和 Android 連動。連最近推出的小眾商務手機例如 Surface Duo 也用 Android 了。很多年之後，整個市場物是人非，Nokia 還是死死地氣出 Android 手機，但高階市場早已被 Apple Samsung 甚至華為等巨企霸佔，回不去了。

2019 年的政治經濟巨變，改變了香港人的心，也連帶改變消費和娛樂模式，製造了一個 TVB 很難滿足的市場，即「符合身份認同的認同對象」。這對 TVB 而言就好像 Nokia 突然面對有流暢觸控和軟件市場的 iPhone。其實以硬件而言，早期 iPhone 反而比不上 Nokia，然而國內外潮人還是拿它 200 萬像素的鏡頭拍得不亦樂乎。ViuTV 做的只是一般電視台會做的事情，我們都如獲至寶了，可想而知 TVB 長期獨佔的時代，大家有多食屎。並不是說 ViuTV 有多好，而是 TVB 實在太 TVB。

認同的政治及消費行為

付錢付點擊率，特別是娛樂、文化這類非必要品，大家不介意付溢價，重點是你認同那個偶像，覺得同聲同氣。他們實際上音樂演戲是否衝出亞洲，可能不是重點。就因為他們不那麼像傳統藝人，有些人很鳩，有些人很臭串，有些人被上一代一口咬定不可能成功，他們的形象是性情中人兼 underdog，整個被打成 underdog 的世代，乃至被打為 underdog 的一般香港人，都會站在他們身邊，通過同情他人，以同情自己。就像以前的人喜歡張國榮，一開始是因為張國榮形象歌路很反叛，黑黑實實，那些不認同偉光正代表譚詠麟的，就聚集在他身邊。這件事就好像 2016 年新東補選，除了政治理念不一，一班長期悶著氣的窮鬼年輕人，自然不會投認同感遙遠的楊岳橋。鐵鏽帶的選民為何比較支持特朗普，也許最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沒有政客味」。

雖然 TVB 的大老闆已經出聲，但那遠遠未到「燃燒平台」的程度。做傳媒的朋友說，已經有聲音要求他們「做好報道」，大台也許認為節目不受歡迎，只是「公關問題」，只要傳媒友好一點，就可以逆轉形勢，做一下政治化妝就行。然而 TVB 給人的長年印象，已經太過曾志偉、王祖藍，或者陳偉霆。見 ViuTV 還會做一些清涼姐姐行山節目，同樣陳設在 TVB 發生，則是內部發出「封胸令」（2017、18 年間），好像你想看甚麼，他們就偏偏不給你。做《三日兩夜》紅了的林泳淘，因為個人言論「太黃」而待不下去。

同聲同氣，其實也可以是一場戲。為甚麼 TVB 就不准下面的人演好娛樂圈手足的戲呢？可能是他們看不到有改變需要，也許是認為年輕藝人跟年輕人甚至香港人同聲同氣就是政治不正確。行，如果香港只有一個頻道，霸著頻道就可以移風易俗，滴水不漏，但現在不是，你不可能憑一台之力，去規定世界的口味。

要看戲，我為甚麼不看別的？起碼別人知道演員和商人的本份，首先是尊重觀眾、有意願討好觀眾。一個不再有意願去討好觀眾的藝人，要不就是有特別吸引力，我行我素，好像張國榮復出後就搞藝術，要不就消失於市場。TVB 家大業大，但籌碼大概不像張國榮一樣多了。

清明連著復活節長假，不少人都前往掃墓記念先人。對於世代居於大嶼山牙鷹角的文頭來說，為了延續家族的歷史和回憶，即使承繼了祖先遺留下來的萬尺地，他並未有像很多鄉郊原居民一樣，將祖地出售一乾二淨。

「太公地，祖先留下來，任何一塊土地都不可以賣。有環境就當度假，無環境，一人踎一個地方都有得你踎。你肯勤力做，餓不死你。」在這二萬尺位於石灘旁邊的祖地上，文頭花了幾年時間，花光積蓄，逐塊逐塊石頭，一點一點在祖地上蓋起三間小屋，希望堅實的屋子日後可以世世代代再傳下去。但文頭真正想延續的其實並不是屋子和土地，而是家族的回憶，對父母親以至先輩的懷念，而在起屋開路的過程中，他也在累積新的回憶，至於子孫能否領受，那是後話。 「因為回憶，所以做到我死，都會做落去。」

「遺產」的意義，並不只是上一代人對下一代的心意，更視乎下一代如何對待。2021年春季號《就係香港》，我們以Legacy為主題，當中#Redefine the legacy燦爛的遺產專題中，詳細記載了文頭的故事。中文的「遺產」二字，往往被理解為一些物質及量化的東西，「文化遺產」的講法也是近年才逐漸普及。 而英文中，Inheritance、Heritage和Legacy三個字，翻譯成中文雖然都是「遺產」，卻在意義上有不少分別。Inheritance是實實在在的「遺產」，對於經常發生爭產案的香港來說，大家毫不陌生，而大部分人能夠留給下一代人的，也是可以量化計算的財產如錢、股票或物業等。Heritage則多指向流傳下來的傳統、語言、建築及自然風景等等，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無論是物質或者非物質的，都是人類文明及生活的累積，不能單以年份或價格去衡量它們的價值。一個地方愈是珍惜他們的文化遺產，文化底蘊也愈豐厚。 至於Legacy，有定義為「個人、群體或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廣泛深遠的影響」。說到「遺風」、「影響」，雖然無法以數量或價格去計算，卻又那麼確切而深刻。

在當下，人人都將「永續」（Sustainability）掛在口邊，將視野放在未來。但未來並不是一個虛無的起點，過去留下來的，和當下所做的一切，都決定了末來如何永續。

Legacy，價值觀的承傳，就是永續的關鍵。

文章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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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就係香港春季號 #遺產 #大嶼山 #Legacy #Sustainability #永續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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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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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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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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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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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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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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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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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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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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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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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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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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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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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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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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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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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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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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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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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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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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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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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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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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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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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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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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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