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疫情重點【今日無新增病例！部桃院內感染，回溯2,265人隔離；昨不明感染源確診者足跡公布；桃園宣布暫停或延期大型集會、11家責任醫院禁止探病、陪病需實名制】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簡稱部桃）發生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院內群聚感染事件，今日暫無新增案例，但防疫壓力沒有減緩，指揮中心公布昨（24）日新增的2例本國籍60多歲個案（案889、890）更詳細的疫調結果，為部桃在1月8日到11日住院的病人及其家屬，其19日到23日的院外足跡多在桃園市八德區。

不過，因為這2起個案的感染源不明，指揮中心昨晚間緊急宣布回溯計畫，針對1月6日至19日自部桃出院的病患及同住者、陪病者及同住者，以及案899就醫時的接觸者，即刻進行居家隔離，其中回溯者高達2,265人，總隔離人數已將近3,000人。

■部桃匡列隔離人數擴大：2,991人執行居家隔離中

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表示，昨晚宣布回溯1月6日至19日在部桃相關的出院病患及同住者、陪病者及其同住者，以及案889的就醫時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昨日上午已先針對醫院內部相關通知完畢，至今天上午，將第一波出院病患共578人通知完畢，但因居家隔離通知書需要親送，還未全數送達。目前仍有30人尚未聯繫上，已由警政單位逐一協尋中。

目前部桃相關正在居家隔離的人數共2,991人，包含醫院相關人士422人、社區304人，回溯出院、陪病、探病者2,265人。陳時中表示，醫院匡列居家隔離的時間最早，有部分的隔離者已經完成14天隔離，因此隔離人數下降中，不過還會在解隔離前再採檢一次。

而回溯出院、陪病、探病者2,265人中，出院病患共1,048人、陪病者及同住家人1,217人。其中昨日新匡列的出院病患共578人，桃園病患佔526人，超過9成；其次為新北市、台北市的病患。陪病者及同住家人仍持續匡列，擴大隔離人數中。

■疫調進度：昨感染源不明確診2案，同12樓病房195人皆一採陰性

昨（24）日確診的60多歲男性（案889）在1月8日至11日於部桃12樓外科病房住院，期間並未接觸相關確診醫護，因此一開始12樓被列為低風險的綠區。案889及其妻子（案890）初步研判在20日發病、24日確診後，指揮中心緊急將整棟樓層列為紅區，擴大匡列、回溯民眾，但仍無法得知這2個個案是被誰感染，或是否部桃環境已有多處病毒，造成間接感染。

陳時中表示，部桃的環境已經消毒過很多次，因此現在已經都驗不到病毒，無法證實間接感染問題。要了解這2案的感染源，目前已經針對整個12樓外科體系病房195位相關人員全數採檢，都是陰性；接下來會再進行血清檢查才有可能釐清。

針對整起部桃院內感染群聚案，醫院接觸者已採檢518人，共6人陽性；社區接觸者採檢151人，7人陽性，還有8人採檢中。陳時中日前表示觀察期至少要到2月4日，但昨日爆發不明感染源院內個案後，陳時中今不再給出明確日期，表示要重新觀察這幾天整體變化來判斷。

此外，部桃醫療大樓中6、7、9、10、12樓已有確診個案出現，其中11樓是護理之家，收治49位重症的臥床病患，有人擔心電梯在共用情況下，對高風險臥床病患會造成較嚴重的感染，昨日指揮中心雖緊急將整棟大樓改列紅區，但因護理之家是獨立空間，並未列在紅區範圍進行隔離，僅針對該層醫護及病患採檢。

對此，陳時中表示，針對11樓護理之家，已做過相關疫調，49名病患、40名醫護也都進行檢驗。由於都是長期臥床的病人，目前幾乎沒有移動、轉院的風險，暫時也不考慮將病人移出，會看看整體採檢的結果，搭配更詳細的疫調來做應變措施。

針對護理之家的風險，2003年SARS期間曾居家隔離、參與國內重大醫療緊急事件處理規畫的台大醫院資深急診醫師石富元認為，護理之家相對一般病房是較獨立的空間，一般病人不會進去、護理之家的病人也不會出來。除非整棟醫院的空調系統不佳、造成傳播，否則護理之家的風險反而較低。

■經歷SARS急診醫師石富元：病人間接觸、環境感染、空調系統，都可能在感控中被忽略

石富元表示，院內感染的管控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包括人與人、人與環境、空調，都是容易忽略的環節，都可能會造成感染，需要再加以了解。

以病人與病人接觸來講，石富元說，疫調有時也很難完全掌握所有行動。「例如在醫院做檢查，通常都要等，照X光、超音波，可能不同病房的病人一起排隊；又或者病人到樓下抽菸、買東西、吃飯，病人或陪病者一天在醫院內移動的狀況不少，就有可能接觸傳染，這類行蹤也常常容易被疫調遺漏。」

同時，在醫院裡，醫師足跡範圍通常較廣，尤其是住院醫師，要跨病房樓層照顧病人，也要處理許多雜事，應該更仔細地釐清，這些確診醫師在院內看過的病人有哪些。

人與人接觸傳染之外，環境間接感染也是一大可能。這次第一波感染爆發時，醫師休息室也驗出4處病毒。「我可能打噴嚏，手上一堆病毒，開門出去，手摸到門把，等等有人進來又摸到，又摸到鼻子嘴巴，就會傳染，但是這兩人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面，這也有可能相互感染，」石富元說，其他如電梯、電燈開關、飲水機、咖啡機，都容易忽略。

最後則是醫院內的空調系統。石富元說，空調的討論一向不多，過去認為肺結核是空氣傳染，傳播粒子較小會飄在空氣中；流感則是飛沫傳染，「但這是古代的想法了，這些噴出的氣膠還跟空氣中的氣流有關，不見得兩個不同房間的隔離者，就不會相互影響，還得看當下的空調、氣流速度、管線等，也有可能將這些飛沫透過空調傳到其他房間；2015年韓國爆發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也跟空調系統問題相關。」

■公布案889、890足跡，多在桃園市八德區

指揮中心今天也公布案889、890的足跡，集中於桃園市八德區。

1月19日　10:00～11:00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市場
　　　　 17:40～19:50 星上星港式飲茶（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288號）
1月21日　16:00～17:00 全聯八德東勇店（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66、568號）
1月22日　14:40～15:20 Moominlu Bakery（桃園市八德區天祥街102巷28號1樓）
1月23日　10:40～11:30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市場

陳時中表示，在上述時間曾經出入這些場所的民眾，得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到2月3日。若出現任何不適症狀，一律配戴口罩，儘速前往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不得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相關的採檢費用，均由公費支出。

■ 防疫保單大熱賣！陳時中：效益200倍、風險千分之一，不太划算

近期因為部桃的群聚案，昨日宣布大規模匡列人數將達到5,000人，讓台灣產物保險（後稱台產）推出的「防疫保單」大熱賣。由於該份保單保費僅500元，1年內只要被通知居家檢疫、隔離，就可以獲得理賠10萬元，大量民眾排隊購買，台產則已出面宣布於今（25）日下午5點停止收件。

對此，陳時中表示這屬於商業行為，就個人來看認為不太划算。效益雖是200倍，但以台灣防疫1年多的成績來看，隔離風險只有千分之一。

陳時中進一步解釋，自疫情以來，境外返台的居家檢疫者約40多萬名，本土因接觸需居家隔離的人只有1萬多人，隔離風險性不高。但他說：「不過有這樣的保單，讓大家萬一被隔離可以無後顧之憂，也是好事。」

■提供居家隔離4大重點

由於指揮中心宣布緊急回溯擴大隔離，加上動員人力通知需要時間，不少桃園民眾仍未收到通知，防疫專線1922也持續佔線，應答率不到3成，陳時中表示已增加1922接線人力到213人，會在短期快速提升到應答率9成，並先整理這兩天最多人詢問的4大問題：

1.隔離對象：1月6日至19日，自部桃出院的病患及同住者、陪病者及同住者、案889就醫時相關接觸者，都應暫時不要離開家裡，等待衛生人員通知，並完成14天居家隔離、後續採檢、7天自主健康管理。
2.自1月6日起，有去部桃門診、急診就醫或陪同就醫的民眾，請於就醫隔天開始，進行14天自主健康管理。
3.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早晚量體溫、勤洗手、外出嚴格配戴口罩、避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的場所。若期間身體不適，可在「線上醫療諮詢平台」由急診專科醫師線上諮詢建議，若需就醫，會由當地衛生局安排。
4.居家隔離原則上一人一室，且要有獨立衛浴。若全家人都要居家隔離則不限，但須經常消毒共用區域；交談或接觸都要配戴口罩；用餐時要保持適當距離，使用公筷母匙或分菜後進食。若認為無法安全防疫，可預定防疫旅館、或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集中檢疫所（須自行付費）。

■桃園市政府防疫升級，增加17項社區防疫方案

今（25）日上午，桃園市召開防疫專案會議，市長鄭文燦祭出更高的防疫措施，包含11家責任醫院停止探病、陪病採實名制、大型集會及群聚活動停辦或延期等，也宣布學校的寒假輔導、活動停止等17項防疫方案，目前防疫方案暫定到2月底。

另外再過兩週就是農曆新年，除部桃院內感染事件之外，也可能會有民眾大範圍移動、走春的狀況。陳時中表示，近期會跟各部會密切開會，討論春節交通防疫措施，包括是否會增加對高鐵自由座的管制，或是恢復大眾運輸工具上禁止飲食等規定，若針對春節有更多措施，會在決定後即刻宣布。（文 / 陳潔；攝影／楊子磊；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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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 #本土病例 #COVID19 #院內感染 #群聚感染 #隔離 #擴大匡列

4歲來自非洲塞內加爾的艾寶今年4月因發燒不退，從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經診斷為開放性肺結核，歷經5個多月的重症急救與感染治療，期間龐大的醫療費用更仰賴公開募款，如今奇蹟似地恢復健康，讓他直呼「台灣人是我看過最美的風景」。
艾寶表示，今年初到台灣旅遊及工作時，就對台灣人的熱情、道德感、勞資平權及政府體制感到驚艷，他形容「如此和諧的國家體制是我從未見過的」，原先就希望將他所見帶回母國分享給更多的人，沒想到今年4月身體突然出現狀況，不但發燒不退，還合併意識不清、咳嗽、呼吸道等症狀。
艾寶指出，因本身家境不算好，加上語言不通，治療期間擔心醫院會隨時停止救治，沒想到台灣的醫療環境非常友善，不分種族、國籍、貧富都願意盡全力照顧。他滿懷感激的說，「台灣人無私的捐款協助及醫療人員的用心是他看過最美好的風景」。
輔大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劉偉倫表示，艾寶在台灣疫情緊繃時住進負壓隔離病房，雖然第一時間已排除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但他的肺結核檢體不易檢測、感染源不明確，需由侵入性的支氣管鏡確認病灶，礙於語言難以溝通，只能仰賴畫圖、友人電話翻譯等方式耗費不少心力。
劉偉倫指出，經檢驗艾寶有氣管食道廔管、氣血胸、縱膈腔膿瘍等，肺部呈現多個破洞，加上體能瘦弱、凝血功能及營養狀況不好，若開刀取出膿包恐危及生命，過程中艾寶因病況惡化，更2度需面臨急救，最終以插管、氣切，服用抗生素、抗結核病等藥物，肺功能從原先僅剩25%，如今已恢復至接近80%，可正常生活。
劉偉倫表示，一般人面臨如此嚴重的開放性肺結核，大多需要1至2年時間治療，但艾寶僅花5個多月恢復健康，可說是「奇蹟」。
輔大醫院院牧部主任洪萬六指出，艾寶在台治療費用高達500多萬元，透過公開募款如今已募得400萬元，未來若所得超過艾寶所需，會將多餘的金額用來協助院內有需要的弱勢患者。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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