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除了有共諜外，難道就沒有ＣＩＡ嗎？」某立委候選人在政論節目上氣呼呼地問著。

這個嘛，共諜與ＣＩＡ是不是應該相提並論，這就留給個讀者自己決定（就看你能不能畫出等邊三角形）。

不過臺灣有沒有ＣＩＡ？當然有的，今天就來講個小故事。

話說在 1988 年，當時蔣經國任總統，參謀總長是郝伯村，臺灣一度想要偷偷發展核子武器（！），結果被ＣＩＡ得知，美國政府立刻出面阻止，整個計畫因此被迫中止。

當時居中提供情報的，是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擔任副所長的張憲義。

1988 年 1 月 9 日，他在ＣＩＡ的協助下從臺灣潛逃到美國。四天之後，蔣經國逝世，民間因此謠傳他是被這件事給氣死到吐血而亡。多年之後，郝伯村更痛罵張憲義是「一個唯利是圖受僱於外國人的間諜，一個出賣祖國的無恥漢奸！」

幾年前，張憲義終於答應接受學者訪談，把當時的心境一一交代。他說自己是擔心的是發展核武後，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他指的是郝伯村）。他另一方面也擔心，萬一黨外人士獲得權力，將會無法掌控核子武器的力量，如此種種。

除此之外，他也描述與 ＣＩＡ 一路交往的經過。他說：

「CIA持續觀察我，並與我進行正式接觸，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的。⋯⋯我必須強調，這些接觸是很名正言順的，例如在一些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們就會問說：『我們『公司』對你的論文很有興趣，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很自然地牽扯到他們想要探詢的議題。但是，真正要被CIA吸收絕非那麼簡單，不是吃一兩頓飯就可以輕鬆搭上關係的。」

「其實，離開臺灣的當下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美國的紅線，我之所以離開臺灣，完全由美國決定。這個過程相當慎重，CIA不但要向雷根總統口頭報告並得到他的同意，還得知會國務院等單位，我就不便透露太多細節。」

「作業程序則引用到Public Law，就是基於美國國家重大利益或安全，美國國會和白宮同意每年在全世界提供約一百名或一百五十名配額，讓外國敏感人士接受美國的政治庇護，每個名額不需經過國會逐一開會討論就可以直接採取行動。依循這個法案，我不必也從未到美國國會聽證會作證，我認為美國政府只需向國會報備即可。」

「CIA吸收外國人的方式有些複雜，但絕非一些人所說只要設個飯局認識就好。大約在一九八四年左右，我的決心開始動搖，看法也有所改變。起初，他們多利用學術討論會的場合與我接觸，接著表示他們的『公司』有些業務上的需求，問我有沒有興趣云云，反正都是談這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簡言之，當時他們都是以科學活動的名義，和我聊些資訊而已，過程之中我並未提供任何白紙黑字的文件、甚至是核研所的設計藍圖。追根究柢，因為美方根本不需要臺灣設計的東西，我只不過是協助他們解除疑惑，並讓他們了解臺灣有研發核武的企圖心與實質能力。」

「事實上，他們決定吸收我之前，也是經過非常慎重的前置作業。一九八四年在美國開完學術討論會後，我被安排到一間飯店，在一間打通的大房間中接受測謊。或許現在的人不覺得測謊稀奇，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測謊，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受測者的胸、腹、手臂等部位貼上金屬片，透過儀器監測脈搏、血壓等生理反應的曲線，即能得知受測者是否說謊。」

「一開始CIA和我建立關係時，曾經做過一次測謊，到正式決定吸收我之前再做一次，直至安排我離開臺灣前的六個月時，他們對我實施最後一次測謊。由此可知他們有多慎重，否則他們不可能如此隨便派人與我聯繫；萬一我是臺灣當局刻意培養的情報人員，他們來找我豈不是自投羅網。固然臺灣和美國是盟邦，不可能罔顧外交關係而將他們一網打盡，但至少可以有計畫地給他們假情報，這樣他們也會很頭痛。」

「我在一九八八年一月離開臺灣，也是他們訂下的時間，我事先完全不知情。他們的前置作業大概有半年之久，『公司』有四、五個月的時間安排我們全家的行程，並不是事出突然或刻不容緩。」

「在這半年之前，他們得先確定離境流程是否可行，那些作業細節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曾聽聞『公司』原先的計劃作業是什麼，他們從未過問我的意見，甚至哪一天出國對我或我的家人比較有利，這完全都由他們決定。他們完全不過問我的意見，自然我也無法提出我的需求了。」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一路走來，絕不是為了金錢、美色，反倒是學術研究占了很大的因素。據說美國從蘇聯吸收了不少高價值人才，而且在他們前來美國以前，會約定好先給他們多少獎金。」

「但我的案例是，在我離開臺灣之前，一毛錢都沒有談，他們只承諾會照顧我，然後我們全家就來了。我再次強調，當時我完全不了解美國制裁的紅線標準，連郝柏村也不知道，我離開臺灣的時間點則完全由美國決定。」

「我必須再三強調，我決定和美國的合作，絕不是要出賣臺灣。非但不是出賣，反而是增進臺灣的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的和平穩定，我秉持這樣的理念進而決定離開臺灣。國人說我是間諜也好，郝柏村甚至指責我叛國也罷，我都無所謂。但是，我始終都沒有背叛蔣經國對核武政策的宣示，我背叛的是郝柏村的企圖心。」

「總之，所謂『叛黨』、『叛國』的指責，我可不夠資格承受，近年來那些離職退休的高官顯要之士，哪位不是離棄臺灣人民，想要風風光光地在對岸打高爾夫球。」

「切記在一九七O年代，中共提出武力統一臺灣的三要件，即：當1. 臺灣宣布獨立，2. 製作核武，3. 遭外國勢力占領時。所以，我的出走是基於阻止臺灣製作核武的意圖，避免落入中共口實進而以武力統一臺灣。」

「在我離開核研所以前，我在我的辦公桌上留下辭呈，其中一點寫到，我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濫用核武的威力，引發臺灣政局的不安，甚至造成臺灣老百姓的災難。」

「我接著說，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到底有沒有實權，是否能夠控制郝柏村的企圖心，我無法提供任何意見，但我唯一想提醒的是，站在美國的立場，除了阻止臺灣生產核武外，更重要的是防止中科院人才的外流，如果他們被國際上想擁有核武的國家利用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首先強調絕對不能打散中科院核研所的組織，打散的話反而更不容易控制核武的擴散，甚至被有心人士或政治野心家操控，而難以收拾。」

「我還特別提醒美國，能夠有效控制臺灣核武研發組織的人仍舊是郝柏村，所以我告訴丁大衛，不論美國或臺灣，都非常需要郝柏村協助處理臺灣接下來的政軍局勢。我們需要郝柏村留在位置上，借重他的權威，好好地穩住臺灣的政局與軍心，但前提是要符合美國的利益，若把他鬥垮了，反而會引發更多不安；同時也要讓郝柏村了解他踩到底線，讓他無話可說，必須接受你們提出的限武協定。」

「當時我判斷這麼做並不會傷害我的國家，打從一開始我協助CIA，我很清楚這麼做有益於臺灣，不是到現在才覺得有好處。憑良心說，我一開始同意做這方面的工作，他們也相信我是真心為了臺灣人民的福祉，而非有意出賣臺灣，甚至陷國人於不義。」

「說我是間諜，要看怎麼解釋。如果是出賣國家，像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讓國家滅亡的那種間諜，那我絕不同意，那不是我。我確實曾經提供美國相關的消息，但我是為了臺灣的老百姓，我也深信我這麼做有助於世界和平。」

＊陳儀深訪問，《核彈！間諜？ＣＩＡ：張憲義訪問紀錄 》，遠足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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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殺人！不要推諉卸責給一個駕駛！政策需要讓台鐵工作量增加人員卻減少，這樣的交通事業不出事情才怪！政策決定者需要出來負責，不是再推給事務官員負責了！

「台鐵人力不足的問題從前年產業工會成立才披露出來，兩年來到底新增了多少員額，又補足了多少人力？現場的感受是根本不到位！但台鐵局總是說：人力會花三年補齊，慢慢在改善。可是現實就是今年新增的一千名營運人員，昨天10月22日才到位，僅是剛好補足要退休的人力而已。

當既有的人力已經不敷使用的情況下，台鐵局思考的還是維持現有人力規劃，而不是真的擴大人力規模。這樣的思考模式仍然還是維持在企業經營甚至公司化的考量下，目的就是要減低營運成本。要用最精簡的成本，去完成最高效率的經營使用。

當列車編組不斷地重複使用時，檢修時間就大幅縮短。一班普悠瑪往返樹林台東或者南港潮州以後，做的不是完整的休息跟檢修，而是簡易檢查後就再拉出去做編組運用。機務檢修同仁，根本無法在兩三個小時的作業時間中完善查明列車問題。今年大改點以後，列車編組運用更緊湊，列車長們的班次也更為緊繃，以往跑的兩班普悠瑪對號車可能變成三班，區間車三班可能變成很破碎的五班。這就是台鐵局，一個極致壓榨人力跟車輛調度的事業單位。

進行軌道養護的道班同仁人力也是極度短缺，根據工務處的統計，十年來養護人力下降三成，但維護的範圍仍然不變，同仁作業更加困難吃緊。台鐵局依然沒有面對這樣的缺人現實，還是在這個缺工基礎上，往上提升自己的營運目標。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在這面臨極度緊繃的營運現實上，加上一個出乎預料的人為因素：也就是台鐵局對外宣稱的司機員關上了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為何他會關上？就是因為這ATP系統經常故障，許多司機員跟列車長都有遇到類似的經驗，當ATP故障時為了不用反覆復位而影響列車運行，他們就會選擇關上ATP，用自己的專業職能去駕駛車輛控制速度。

可是台鐵直到昨天才緊急發了電報重申：「ATP在運轉中不得任意關閉，且故障時且須立即報備。」難道台鐵局以前都沒有公布相關規定，沒有任何針對這些狀況所做的緊急處理流程嗎？面對這起重大死傷事故，是否要卸責於司機員個人，而隱藏整個制度的重大危機？

即使我們要苛責司機員超速，也要考量現實上他在面對誤點的狀況和ATP的異常下，他可能還是被要求要儘速趕到花蓮換一個編組！仍然要面臨調度所或檢查員的狂call電話，他不能停駛，也不能就地檢查車輛接駁旅客。因為旅客的責罵跟投訴，還有列車運行不中斷的要求，台鐵是不會為他承擔這些責任的！

這起意外的始作俑者不是這位司機員，是整個制度的問題，是台鐵高層的營運思維跟腐敗制度，造成了這起嚴重事故。兩年內出軌七次，不包含這起就是六次，這些都是給台鐵局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跟警訊。但是他們依舊在公司化議題打轉，在台中、高雄新增無謂的通勤站，開出許多前瞻計畫的支票，積極創造便當業務營收；唯一沒做的就是補足運、工、機、電務這些最基層的人力要求。」

這起意外的始作俑者不是這位司機員，是整個制度的問題，是台鐵高層的營運思維跟腐敗制度，造成了這起嚴重事故。兩年內出軌七次，不包含這起就是六次，這些都是給台鐵局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跟警訊。但是他們依舊在公司化議題打轉，開出許多前瞻計畫的支票，積極創造便當業務營收；唯一沒做的就是補足運、工、機、電務這些最基層的人力要求。

當民進黨力推公司化，當花東民代立委不斷要求新增普悠瑪、太魯閣這些傾斜式列車又要求開放站票時，到底為台鐵的出軌陰霾又覆蓋上了多少陰影。當我們不願面對薪資待遇跟人力需求其實是畫上等號時，一直想著用便宜的人力完成艱困的營運需求，我們就必須在安全這個層次上一次又一次地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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