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3 Bloomberg重點摘要

<美洲新聞>
疫情升溫的加州請領初次失業補助者越來越多 全美上周申請失業補助件數增加到142萬
從美國關閉中國駐休士頓使館來看 川普的白宮如今是強硬派當家作主
"民主資本美國與共產非民選的中國不能共存"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幕僚贏得美國政策主導權
站在拒馬前捍衛聯邦法院 波特蘭市長受到聯邦探員施放催淚瓦斯的對待
疫情衝擊托兒所及幼稚園封閉 大約800萬美國人因為要帶小孩而被迫辭職
美國財長努勤稱<免稅日>不會納入下一波振興計劃 但可能寫入接下來的疫情紓困草案中
根據<美國市長會議>分析指 美國今年GDP將萎縮8.1%且各大城市將持續出現失業潮
每日有效用戶增加讓推特獲利創歷史新高 推特正開發其他產品線包括付費訂閱
特斯拉全壘打般的季度財報 即使是最悲觀的分析師也找不到缺點
川普前幾個月都不參加直播募款活動 小額捐款不斷但大筆捐款萎縮61%

<歐洲新聞>
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貿易談判 雙方不願做出重大退讓而破局
義大利民粹派議員帕拉岡奈創設<義大利無歐>團體 唯一訴求就是脫歐與棄用歐元
貶損歐盟根本是"日耳曼工聯" 義民粹派議員帕拉岡奈曾被逐出五星運動黨
一個月升值3% 歐元最近的強勢可能是大潮來臨的前奏曲
英國跨黨派國會議員論壇指稱 首項強森內閣根本缺乏因應新冠疫情的經濟計劃
IKEA波蘭分店員工反同志發言後遭開除 波蘭以"違反員工個人信仰"為由控告IKEA
土耳其警告埃及切勿派兵干預利比亞內戰 並強力抨擊法國總統馬克洪支持東部武裝勢力哈夫塔
保障疫苗安全送到低收入國家 倫敦駿懋銀行設計出新冠疫苗運送保單
英國製造業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 英國工業聯合會調查未來三個月進出口訂單預期轉正
儘管將旗下疫苗測試能力擴增四倍 羅氏藥廠執行長仍奉勸全球更小心測試新冠疫苗

<亞非中東新聞>
東京星期四新增366例新冠確診創單日新高 增加病例多為40到50歲族群
韓國第二季GDP環比萎縮3.3%同比萎縮2.9%跌入衰退 創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季度負成長
中國稱美國破壞雙方友誼之橋 警告美國要想清楚未來兩國關係要朝向何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鞏固政權的國家主義策略 讓中國走上與全世界衝撞之路
挑戰美國太空霸權 中國發射「天問一號」首次展開火星探測任務
英國為香港人大開海外護照大門 中國外交部稱將不會承認英國海外護照為合法文件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宣布提供10億美元貸款 支援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國家購買新冠疫苗
港府宣布赴港旅客須持三天內新冠篩檢陰性證明 並將美國列為高風險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入院摘除膽囊 王儲MBS早已視事不影響國家運作
沙烏地阿拉伯結束石油價格戰首月一無所得 五月原油出口獲利降至64億美元
南非經濟受新冠疫情重創總統發表全國演說 央行將基準利率調降一碼

從歷史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第二篇。

晚安，接續上一篇話題，在聊小鄧與小蔣過招前，
請先我先把上一篇，最底下的重點展開。
沒讀過第一篇的朋友，建議先讀　👉　https://reurl.cc/zMxaa

上一篇文末有提到，在1969年中國文革正如火如荼，毛澤東正帶領中國，用喊口號來趕超英美，而此時蘇聯政變，中蘇邊境各部署10萬大軍，打打停停。美國方面，中國和蘇聯源源不斷地支持北越，使得美國在越南的援戰深陷泥潭。日本抱緊美國大腿，覬覦著收復台灣（台灣本來就是日本合法國土，只是二戰敗了吐出來交給美國，結果莫名其妙被老蔣佔了。），加上毛澤東的原子彈在1964年試爆成功，惶恐不安的老蔣深深恐懼自己將被滅了。

＃然後你所不曾注意到的歷史小線索來了

➡️　對中共這政權老美已經有了全盤規劃

　　若大家有在翻閱歷史，當年美國政府在對老共研究計畫完成後，其實花了很大的力氣，跟老蔣溝通了很久，要他乾脆就自立門戶，搞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各自分家獨立，可起初對老蔣來說怎麼可能？中國是他的根，老毛是他的死敵，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放棄的，高齡近八十的他，一門心思只是不斷的想著，如何跟老美要糧要餉要武器，彷彿以為老美是開佛堂的施捨不用錢，完全搞不清楚美國是要顧全世界的大局。
　　當時美蘇在全世界各角落死纏中，只著重在自己眼中反攻大陸的老蔣，其專斷獨行與死腦筋，逐漸讓美國人看清楚，為何這人會鬥輸老毛，丟掉整片中國大陸，很大部分來說，人都是被僵化的思考邏輯給侷限住格局，老蔣那樣類型的人，能在順風順水中的優勢執政，但沒辦法像毛澤東那樣，在極度劣勢下毫無資源下，靈活應變局勢，能屈能伸支撐到局勢有利，於是多方評估後，計畫已然逐步成形的老美，開始把眼光放遠，注意到老蔣身後總是站著一位沉默寡言，默默筆記並思考時勢的蔣經國，於是老美決定開始加大力度，去認識這位城府頗深的蔣經國，加大與他祕密聯繫的力道與程度。

　　但在越戰的中期，美方依然不放棄跟老蔣溝通，後來當上美國總統的尼克森，他在1953-1967年間，共有6次訪臺，是老美中訪臺次數最多的一位，而且跟老蔣有著深厚的私交。而十幾年來，老蔣從頭到尾就是一張牌　＃給錢給糧給武器反攻大陸，同一套說法聽了十幾年，初期新奇老毛還會怕得抖幾下，後面就成了陳腔濫調的紙老虎。　
　
　　大家若站在老美的角度去想就知道了，老蔣在中國時，美國給了千億美援與最新美式坦克武器，幫助他去打毛澤東，結果最終搞出一個富的流油的車輪黨，然後軍事上沒半撇，沿路丟盔卸甲，甚至不少部下是直接舉手投降，這樣荒腔走板的表現，直到丟掉整片江山，之後又沒經過老美同意，把軍隊全運來台灣佔山為王，對內實施白色恐怖鎮壓肅清異己，對外淨是對對老美空手套白狼。
　　
　　大家捫心自問，若你有個朋友見面就一直跟你要大筆錢（還不是借喔！），然後你關心他狀況時，發現他經營的亂七八糟，然後又不斷伸手跟你要，你想幫時他又不聽你勸還唱反調，然後最終搞到破產關門，失敗後準備跑路，剛好看到你有間空房，於是全家連同鍋碗瓢盆都搬進去住，還問你到底是不是他朋友？夠不夠義氣？

　　換作是你，你不會滿肚子牢騷，甚至火冒三丈？這種人情世故我們都懂，可當年老蔣不懂，他為了能反攻大陸，甚至偷偷跟蘇聯暗通款曲，私下商議要南北出兵夾擊中共，這真的犯了老美的大忌，很多人都說美國最邪惡最現實，幾千億美援被老蔣打水漂，還能忍住不出兵順手滅了他，到底現實在哪裡？拿錢辦好事原來是邪惡？

➡️　美國大布局下小蔣橫空出世的小線索

　　我前頭有提到，尼克森訪老蔣是1953年開始，然後在讀史過程中，注意到蔣經國也是在1953年9月第一次受邀訪美，因此直覺告訴我，美國人此時的確已經厭煩老蔣，轉向開始進行備用計畫，但為了怕老蔣像孫立人事件那樣，又把美國人屬意的接班人軟禁或殺害，老美這次學乖了，決定從他的兒子下手，而老蔣與小蔣的關係，其實並沒有絕對的崇拜與徹底臣服，畢竟小蔣是大房毛氏生的，一開始老蔣根本不疼也不重視，而小蔣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被蔣宋美齡給暗中排擠，甚至被硬是老蔣流放到莫斯科去，押在蘇共底下當人質，險些病死在冰天雪地的古拉格集中營。

（通常嘴巴最愛喊護家反同的，對兒子越是粗殘XD）

　　老美在安排評估一個人的政治手法是很細膩的，小蔣熟悉俄共的手法，讀過馬克思主義，但又吃過俄共的苦頭，他的基本立場是反共的，但又不是像老蔣那種極端不能溝通，他在成長中的歷練，使得他能為大局吃苦忍耐並審度情勢，他的寡言沉默但言必中的讓老美放心，對內又由於是老蔣兒子，他能鎮得住一幫外省大老，對外他跟中國又有情感，在將來兩岸溝通上，能扮演親中與親美之間勢力平衡的一顆棋。

　　於是老美1953年邀請小蔣第一次訪美，先拜會了美國總統艾森豪跟尼克森、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另外又讓他去參觀了華盛頓、紐約、舊金山、芝加哥、洛杉磯、底特律，這對以前只見識過蘇聯風光的小蔣來說，在不曾被二戰蹂躪的美帝的地盤上，看到各種新奇的現代化設備，簡直是大開眼界，彷彿看見另一個世外桃源，參訪結束他深深有感的說：

「除了軍事以外，美國所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政治上的民主作風，社會上的守法精神，以及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和 快樂。參觀這麼多地方，最讓我感到興趣的，是許多設備完善的的教育機構，在這裡，我不但可以看到美國富強的現在，更可看到美國人幸福的將來。」
　　
＃小蔣徹底見識到何謂民主與守法精神

　　　而就在古稀之年的老蔣還在滿腦子復國大業時，利用陸續　＃五次訪美　的機會，老美逐步給小蔣給做補強特訓，讓他通曉美帝後續情勢的安排與發展，讓他領悟政治該怎麼靈活玩，教導蔣經國如何透過軍事、政治、情報系統來加強對政局的掌控，並且讓他清楚知道，只要配合計畫，美國人會挺他繼任接班，並動用一切力量，讓他的政權在台灣維持穩定平安，由於老美反共目標跟他大體上是一至的，只是操作手法不同，而他卻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旗子，這佈局於是終於上路進行。

➡️　計畫第一步先背叛老蔣並獻媚中共

　　大家在看中美貿易戰，老美出招用連環計異常狠毒，其實以前就是這樣了，尼克森先五度訪台，與老蔣多方溝通無效後，於是轉向開始訪台並安老蔣的心，並逐步與小蔣取得聯繫並交代工作，然後在蔣經國數年後逐漸成熟，最後由最反共立場的尼克森，在1969年上任美國總統後開始了整套計畫，首先他派出季辛吉去密訪周恩來，並且商討兩國恢復交流的事宜，但老美也不是立刻就跟中共建交，而是花了三年時間，用各種手腕逼迫老蔣轉變心意，兩手策略進行，但暴怒的老蔣此時依然固執難以撼動，誤判形勢下，美國總統尼克森乾脆在1972年2月21日，出發訪問大陸北京，由於收到消息，老蔣可能會製造兩岸事端，阻擾尼克森訪問大陸，於是要　＃蔣經國　當面告知　＃參謀總長賴名湯　美方的要求，儘管賴名湯滿心的不悅。還是下令空軍戰機停飛半天，這樣史料分析，大家看懂了老美掌握了誰？而誰又掌握了台灣？？

　　長久以來的觀察，美國人的確是把中共統治下的人性給琢磨透了，他們非常清楚中共官員的基本性格，是愛面子、撒謊奸詐，偷得快後悔得也快，而且能掰彎說直毫不臉紅，而見識過中共統治人民的手段，他們深知這政權維持秩序的手段，那就是 #王權 、#專制和嚴苛的儒教禮法，而把中共那套行事風格摸清楚，正是美國將來在最後，用圈套設計中共時能成功的關鍵。 　

➡️　計畫第二步脫離越南泥淖

　　於是在1969至1972年間，為了盡快從越戰抽身應付蘇聯，老美開始與中共談判，而不出人意料的，盡管內部老百姓已經餓死幾千萬，但中共為了面子，依然努力展現出泱泱大國的態勢，頤指氣使的指使季辛吉要全力配合他們，並且在重要利益上極盡貪婪姿態，餓狼撲肉似的使足全力跟美國要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歷史中最難堪的事情發生了，老蔣由於帶著個人仇恨與遲疑決斷猶豫反覆，最終錯失了兩個中國併立於世界的良機，也使得1971年中共陰錯陽差地加入了聯合國，而整個大勢已去後，自此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直到現在的台灣，依然是世界組織外的一個孤兒。

　　老美在全世界跟蘇聯周旋這麼久了，他們當然知道中共在玩什麼把戲，以為佔盡便宜的毛周二人，並不曉得已經進了蠱中，老美為了做足了戲，開始削弱改變對臺政策與軍事幫助，而老共也由於經濟幾乎崩潰，基於生存需要，而改變了對美政策，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詭計，以前老共鎖國閉關自給自足，對外死活都跟老美蠻幹到底，這對擅長操縱經濟的老美來說根本沒轍，而一旦中美建交後，就產生了供需兩方的市場需求，由於中共是人治社會，完全沒在重視落實法治，於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缺點，貪汙腐敗之手就能逐步伸入共產黨中，數十年後當老美利用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廣大土地，只留下了難以移除的重污染，卻搬走了廉價而質優的需求品，之後再來從內部瓦解老共政權就容易多了，而當老美的意見，能開始鬆動老共鐵板一塊的統治階級後，那麼一切都好辦，依照中共人治並且內鬥凶狠的程度，只要施加壓力，不用老美出手一切都能搞定。

（看看現在美帝拿貿易逆差在搧老共的臉頰，看懂了嗎？）

　　而此後美國開始騰出手腳，對其全球戰略，有了利益重新分配的調整，於是中華民國開始在外交上開始遭遇到困境，而這段期間感受背叛滋味的老蔣，已經被憤怒沖昏了頭，無法思考下一步了，於是大權決斷開始逐步旁落，理智穩健的蔣經國開始被安排逐步接掌中樞，而中美之間，最終在1972年由立場最反共的尼克森總統，與中共的周恩來簽屬了《上海公報》，其內容對老蔣來說簡直是最大的刺激，5個月後，85歲的蔣介石心臟病復發，自此昏迷6個月。1975年，老蔣又因心臟病復發去世，隔年毛澤東過世，而兩位共讓上億中國人性命灰飛煙滅的人物都離世，象徵一個恐怖世代的結束，只是當時因美援幫助，台灣經濟已正準備起飛時，中國才正因為十年文革，從重症病房中插管，準備慢慢恢復清醒。

你若回去看看歷史，那三年之間，中華民國看似驚滔駭浪，但蔣經國卻是有條不紊的處理，說穿了不是他處變不驚，而是上了大位後的他，背後早有老美全盤對策給他建議，老美為了實際強化在台的硬體建設，在1974年起開始真正對台強化實際作為。

（關鍵字：美國懷特公司、狄寶賽與蔣經國）

➡️ 　計畫第三步十大建設保台灣

　　美國在近代台灣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由於國民黨統治，歷史課本從來不教。 前頭有提到，美國一直主動提供給台灣的經濟援助，早期是金錢與物資，在小蔣慢慢接手後，美國開始提供經濟發展規劃與顧問人才 。
　　在還沒與美國斷交前，大使館、經援使團、軍援顧問團，這三個機構是美國官方駐台的三大機構。美國對台除了軍事援助外，在經濟援助方面，駐台美援使團精細規劃台灣經濟各產業。
　　駐台美援使團除了成立經濟分析、計劃和審計三個辦公室外，駐台經濟援助機構也設有自然資源、電力、教育、貿易和工業以及公共行政小組等等。
　　為了處理龐大的美援，當時成立了美援運用委員會（也就是後來的國發會），主任委員一向是由行政院長兼任，行政院各財經部會都是主要成員。也就是說，美援會的實際地位，位階遠在經濟部、財政部之上，是當年推動台灣經濟的樞紐。

#只要會花錢找計畫辦就能拼好經濟

#至於後人號稱的財經內閣我們只能呵呵

　　大家若有興趣，可以去查查美援、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G. White Corporation）與狄寶賽先生（1915-2009；Valery S. de Beausset），他們才是幫忙規劃重建與擴建台灣基礎建設的人，如電力、通訊、運輸、港口、水利灌溉等等的重要關鍵因素，所謂的十大建設，就是在老美研究過日本的台灣計劃藍圖，並依照未來需求，去擘畫下逐步完成，其實不是我們讀歷史課本中的那樣，而直到現在老美還是深深的掌控著台灣經濟脈動，你去研究一下核電廠機組，都是哪國的產品，其實就很明白了。

　　老美由於擔心台灣經濟發展，被貪污的國民黨孔宋家族私人口袋給中飽私囊，更特地指派懷特公司，來台主導了台灣第一～四期的經濟計畫，而當時更指導與傳承經驗，給日後主持台灣經濟政策的技術官僚，例如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等人，也負責評估與選拔技術人才前往美國受訓，日後好交付經濟計畫，給他們認為妥當的人選。

　　十大建設共花費了３千億元，其中美援幾乎佔了絕大部分，而十大建設是由1974年起~1979年結束，儘管此時此刻中共一直逼迫，但照著計劃走的老美，還是很負責任地抓緊時間，幫忙國府建設台灣的基礎設施，之後好轉向檯面下的長遠合作計畫，於是在1979年十大建設幾乎完成後，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老美準備與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結束外交關係，但在斷交前，老美由國會出手，對老共玩兩手策略，趕緊制定了《臺灣關係法》），而且是一部　＃現行的美國國內法，國內法看懂了嗎？大家可以客觀去想想，如果老美不是真把台灣當國內建設，他何必一路出錢出力包山包海的搞定台灣經濟的基礎？如果真要講飲水思源，大家飲的可是美帝的水，從頭到尾可沒收過老共的錢，老聽人喊九二（一中）共識？你錯亂了嗎？

　　而政府跟國會玩兩手策略這招，是不是跟當初川普答應習大赦免中興，但一回頭又讓國會通過法案不准輕饒中興，是不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呢？最後補充一下，老美在1978年藉由預告明年將與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斷交，於是使得老共在1979年2月對越南發動了戰爭，這狠毒的一招使得越共與中共從此決裂，互為死敵影響到現今，而當現在美國拿貿易戰棒子在扁中國，外資企業移入正好讓越南政府笑呵呵。

＃下一篇為各位細細講解小蔣老鄧兩人的感情糾葛
＃分析過後就會更懂美國在其中佈的局痕跡有多深

小孩在吵我，今天暫時聊到這，下次見～ＸＤ
（我好像還是沒講到老鄧與小蔣過招，真糟糕＞＜）

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Blondel, Jean. 2002. “Party Government, Patronages, and Party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 in Richard Gunther, José Ramón-Montero, and Juan J. Linz, eds. Political parties: 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 pp. 223-5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ye, Timothy. 2002. “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Democracy: Insight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in Andrew Reynolds, ed.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Desig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emocracy, pp. 81-1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z, Juan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atthew Soberg, and Scott Mainwaring. 1997.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Rethinking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1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