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粒效應》

本書作者伊莉莎白.布雷克本在2009年由於發現端粒的特性而獲得了諾貝爾獎. 端粒的狀態也是近代所有專家研究對抗老化一直圍繞的主題

端粒是什麼？ 端粒是由DNA與蛋白質共同組成, 可以保護染色體. 端粒只佔細胞DNA得不到萬分之一, 但是卻是抑制細胞老化的重要角色. 在染色體末端的端粒負責延緩細胞的突變, 衰老, 與健康. 生物學家海富立克1961年發現細胞分裂次數是有極限的, 在他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細胞最多分裂50次, 接著就會死亡, 這也稱為”海富列克極限”. 而細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會縮短一點, 整體細胞也會更加的老化

那我們的細胞在什麼情況下會分裂呢? 當人體面對心裡, 生理或是環境的一些壓力, 導致細胞狀態開始下滑, 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細胞會自我複製一個新生細胞來取代舊的, 不健康的細胞以維持人體正常運作. 正如前述, 細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會更加縮短, 導致老化的加速產生

全書探討我們有哪一些行為會導致端粒加速縮短? 而我們又有哪一些方式可以增進端粒的活性, 讓我們常保青春? 我覺得這一本書對於我們身為健康產業的工作人員是非常棒的一本書, 它提供了很多我們平時沒有思考到的方面.. 某些我們覺得稀鬆平常的行為, 也許是加速我們變老的元兇! 而且對於身體造成的傷害是吃再多保健品, 塗再多潤膚乳, 做再多運動也彌補不來的

端粒的縮短與氧化壓力有強烈的關聯, 也就是自由基. 肌肉內的粒腺體會不停的透過氧氣來製造身體需要的能量, 但是假如人體一直在一個處於非正常的狀態之下 (各種壓力), 對於氧氣的消耗量就會增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產生自由基. 而自由機會直接攻擊健康的細胞, 進而產生一些疾病, 甚至加速細胞老化, 而直接導致端粒的短縮

那麼會影響端粒變短的因素有哪些呢？

1. 心理壓力: 長期的焦慮會引發HPA軸的內分泌反應, 促使皮質醇上升 (激發”戰或逃”反應). 而血清的皮質醇水平始終高居不下會讓身體處慢性發炎的狀態, 接下來則會導致肥胖, 心血管疾病, 胰島素阻抗, 甚至是精神方面的問題
2. 久坐少動: 人類的老祖宗在遠古時代是每天在原野之上覓食, 狩獵的. 但是進入工業社會的短短一兩百年, 活動量大幅度減少. 再加上飲食結構也在短時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所以一堆五花八門的疾病也接踵出現
3. 睡眠不足: 看到這一本書裡面提到睡眠我一點也不意外, 在”為什麼要睡覺” 這一本書中, 作者已經強調了睡眠的重要性. 時間足夠, 品質夠好的優質睡眠可以最大幅度的提升生長激素與降低皮質醇, 讓身體可以完全進行修補. 但是熬夜, 失眠, 睡眠干擾 (光源, 噪音, 焦慮…) 會讓人失去這最寶貴的 “進廠維修”, 既然每一天晚上休息狀態不佳了, 細胞當然加速老化. 所以 “美容覺” 真的還是有道理的
4. 化學物質: 尼古丁, 酒精, 染髮, 污染的水源, 過度加工的食物, 甚至毒品等等… 這些物質隨便一個對於身體的傷害都不小, 更何況現代人通常都會不止一項的面對這一些壞東西. 身體長期在這些化學物質 “八國聯軍” 的狀態之下, 招架無力, 就會隨之崩潰..

“端粒酶” 是存在細胞中, 維持端粒活性化的酵素, 端粒的縮短都是來自端粒酶含量不足, 來不及維持端粒的健康, 而讓細胞衰老. 而要如何維持端粒酶的水平呢? 首先第一點讓我非常意外: 心態！

由於本書另一位聯合作者: 伊麗莎.艾波是臨床心理學專家, 她與伊莉莎白博士合作了很多研究, 她們發現積極的心態有助於維持端粒穩定, 也就是焦慮之下的正向思考. 為了讓人們對於壓力的抵抗能力增加, 在 “認知行為理論” 中的一些概念就非常有幫助, 例如: 如何看待壓力, 如何接受自我, 對壓力作出正確的判斷, 而降低身體與心理的緊張

人在壓力下, 會產生相應的應激反應. 而假如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好壓力”, 那麼身體就會把它視為一種挑戰, 腎上腺素會加倍分泌. 接下來流入心臟與大腦的血液流量會增加, 血液中的含氧量也會增加, 精神上也會產生極大的專注力; 反過來說假如我們解讀這是一個 ”壞壓力”, 皮質醇則會迅速升高, 維持心率加快, 使人可以忍受疼痛, 同時會放大不安. 我已經知道長期的皮質醇反應會影響身體健康, 但卻沒想過透過自己心態上的調整就可以在內分泌上產生這麼大的改變, 進而影響身體狀態!

運動當然可以延緩身體老化, 那麼是什麼運動都可以嗎? 該怎麼做呢?

常運動的人, 端粒比較長, 自由基也較少, 免疫能力也比較強. 而運動當下所產生的生理反應與前面我們提到的 “好壓力” 是一致的, 同樣會使身體進入一個亢奮狀態, 所以保有運動習慣的人較不容易焦慮. 因為有壓力產生時, 大腦會馬上將其識別為 “運動” 反應, 而將腎上腺素提高, 皮質醇水平降低 (這一點在我之前讀過的 ”運動改造大腦” 與 “真正的快樂處方” 兩本書裡面也有提到)

而常運動的人得到一些文明病的機率也更低, 更加可以確保端粒的健康

那麼, 哪一種運動對於端粒最有益呢? 各位觀眾: 有氧運動! 在研究中發現, 一週三次的有氧運動, 連續半年, 端粒酶的活性提高了兩倍, 而肌力訓練則沒有這個效果, 但是可以當做有氧運動在骨骼肌肉方面的補強. 也就是說, 端粒酶的活性與心血管的強化有關 (以上這一句是書上原文, 只有做肌力訓練的別跳腳…)

而研究又發現, 頂尖運動員端粒的長度與適度運動者相似, 也就是說運動也有一個劑量效應, 並不是說越多越好. 事實上, 同時從事多種運動的人被發現端粒狀況最為健康, 端粒酶活性也越大! 所以別將自己框架在一種運動之下, 小孩才做選擇, 大人我都要!!!

關於睡眠, 與我之前寫的 “為什麼要睡覺” 結論一致. 維持健康其實做好三件事就足夠: 飲食, 運動與睡眠. 而睡眠也是前兩者的基礎, 熬夜, 睡眠時數不足, 睡眠模式不規律, 都會讓身體的氧化壓力增加, 進而促使端粒縮短 (想想你的生長激素)

在飲食方面, 本書推薦的是地中海式的飲食, 減少精緻糖類, 以全榖高纖的原型食物為主, 並且攝取優質蛋白質 (魚類), 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日照 (每日20~30分鐘與太陽適當的接觸) ,因為維生素D被研究發現與維持端粒長度有重要的關係

書本裡面還有提到很多可以抑制端粒短縮, 防止老化的方式. 讓我不禁深思, 在現在有多少的生活方式, 其實是正在漸漸地讓我們走上老化的這一條路？(有沒有看過一些人煙酒不離手, 但每天狂抹保養品? 其實是沒有用的…) 而我們不能等到已經老年了以後才來正視這些問題.. 成年之後, 我們每一天, 每一個月, 每一年, 都在不知不覺的老去, 唯有正視這些問題, 才可以不讓歲月在我們的身上留下足跡!!!

【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