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卦]經學傳家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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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學傳家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9-24 18: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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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學傳家 在 金老ㄕ的教學日誌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18-01-15 2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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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許久Somebody Sue/普通人終於讓東吳十二虎陳重新登板亮相了!

    東吳與我頗有關係(因為我讀東吳大學......好啦,我知道這樣說很爛,但真就是這種關係),所以當我重新看三國,實在對東吳的人物感到抱屈。

    三國演義是以蜀漢為正統,日本人由於受三國演義頗深,所以動畫、電玩等作品就大大強化蜀漢武將的能力。像是三國志11,有些武將擁有「特技」,然後蜀漢擁有......「神將」關羽、「鬥神」張飛、「騎神」馬超、「弓神」黃忠、「神算」諸葛亮、「工神」黃月英。我就算不提這些特技具體內容是啥,光這些名字,就知道他們在遊戲中是牛逼到了極點。
    曹魏的武將能力在電玩中雖然比蜀漢遜色,但是人才濟濟,板凳深度其實相當恐怖,若非光榮三國志的AI刻意設計的不怎麼樣,若是曹魏陣營主動的多路進攻,其實蜀漢及東吳將在長期消耗下落敗(而現實中的三國,蜀吳還真就是比不過北方的資源豐沛而落敗)。

    東吳......雖然也有「水神」周泰、「戟神」太史慈、「火神」周瑜等S級強將,但絕大多數武將,其實都很AB級。所謂AB級,就是能力不算差,但卻又沒多強,如果要數值化,那就是介於80~90之間(很多時候,當真是87分不能再高)。然後東吳的武將特技又大多數屬於水上技能,像是:增加水上的移動力、在水上攻擊有一定機率不會被反擊傷害......但很少有利於陸戰的特技,這就導致攻城及守城時,東吳武將真的很難用。

    由於電玩數值不優,三國演義少描寫,東吳的武將也就顯得很黯淡。像是今天分享的董襲老兄,我除了記得在曹操傳打死他後可以獲得那能力雞肋到不行的連環鎧......還真是挺不熟他的。

    三國雖然已經是描述到爛掉的歷史,但其實被忽略的還是不少,正如有些老兵喜歡描述自己的當年勇,曾經征戰無數的東吳諸將,也會希望自己的事蹟不被忽視吧?

    【chat三國】十二虎臣爆裂戰士:水中勇蛟董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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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十二虎臣爆裂戰士》下半場要開打啦!真的是讓大家久等了。基於距離上半場的前六位虎臣有點時間,大家要是喜歡這個系列文章的話,趕緊先複習一下,順便多多按讚分享,感謝諸位讚歎諸位!

    江東十二虎臣裡,已經介紹過的前六位與尚未介紹過的後六位,大致上可以用「孫策入主揚州的會稽郡」這個時間點作為分水嶺。孫策陸續打敗揚州的劉繇、王朗、嚴白虎等割據勢力後,自封為會稽太守,從那時開始孫策才算是個「咖」,具備逐鹿中原的實力和聲勢。

    孫策想要在江東穩固統治,光靠父親孫堅舊部「三鐵衛」以及核心親信「淮泗敢死隊」是不夠的,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終究還是得跟本土勢力合作,孫家才能走得長長久久。不過當時周遭還有很多敵人要面對,孫策並未有太多積極的攏絡措施,要一直到孫權時期,才開始大動作起用各位所熟知的「吳四姓」-顧、陸、朱、張這些大族子弟。

    董襲算是少數出身江東,卻又早在孫策時期便獲得重用的特殊例子,但是關於他的出身,則有很多曖昧不明的地方需要釐清。

    先說結論,與上一篇所介紹的陳武有著較為明顯的名門背景不同,董襲沒有世族該有的樣子,這大概可從董襲傳記裡的兩點特徵得以判斷。

    首先,董襲是會稽餘姚人,同時代幾乎沒有一個與他同樣出身會稽的同姓宗族在政壇或是學界上活躍。如果硬是要往前推,東漢時期倒是出現過一位孝子董黯,出身於鄰近餘杭的句章縣,並號稱為漢武帝時經學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孫,不過關係實在扯得太遠,而且董襲也沒有什麼經學上的言論或成就;若是往後看,在孫吳末帝孫皓在位時,有出現過一位官至司徒的董朝,不過有關他的生平乏善可陳,與董襲之間有什麼關係也無從得知。

    再者,通常世家大族之所以成為世家大族,在於他們「詩禮傳家」的特色,也就是說他們一族所掌握的學問是必須代代相傳的,所以他們就會極為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如此才能夠繼續把持住學問,進而維持家族享有的特權。董襲既不知他的父祖是何來歷,其子孫也沒能在孫吳政權裡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就他獨自一人載於史冊。

    雖然董襲不像陳武那樣有身家背景,但他卻又跟出身低下階層的蔣欽、周泰很不一樣,而這也同樣可以從董襲傳記中抓出兩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發生在孫策初步平定江東、自封為會稽太守的時候。當時董襲專程迎接孫策的到來,而孫策見到董襲身高八尺、渾身散發出旺盛的戰鬥力,當下將他招為會稽郡的「賊曹」,負責會稽的治安維護,用現代的邏輯來理解的話,大概等同於警察局局長。

    這則事件看出了董襲在會稽的特殊地位。如果他只是一介草民,那孫策不可能會特別與董襲做進一步的會唔,而且還封他做賊曹如此有份量的職務。

    就我個人的推測,董襲可能是因應黃巾起義後的亂局,而集結起來保衛鄉里的武裝組織頭子,又或者是趁著天下大亂盤據一地的山大王。在孫策用壓倒性的兵力入主江東後,與其像嚴白虎那樣被打到幾乎人間蒸發,倒不如主動輸誠,在孫策政權裡佔一個好位置。

    第二條線索則是發生於孫策被暗殺、孫權匆促接手的時間點,當時孫權還是個十八歲的少年,江東人心浮動,孫策孫權的母親吳氏為此特別召集眾臣商討日後對策,董襲不但位列其中,還有著極為優異的表現。

    董襲當時如此向吳氏說道:「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意思就是江東易守難攻,孫策大人的治理也很不錯。孫權大人接手,大家一定挺到底,政事有張昭處理,打仗又有我董襲等一幫將領來坦,大家安心免驚。

    既有資格能夠參與如此高層級的會議,還講得出這麼有sense的建議,歷史上的董襲似乎跟我們在《三國演義》或是電玩中所認識的董襲,很不一樣。

    甚至我還可以這麼說:江東十二虎臣之中,除了甘寧或許可以相提並論外,董襲在水戰能力上絕對是最出類拔萃的,他才是水戰之王。

    約莫在赤壁之戰前,孫權發起了第二次攻伐殺父仇人黃祖的軍事行動。黃祖見孫權來勢洶洶,自然是做好了萬全準備。他先是在屬於戰略要地的河口安置兩艘戰船,並且用粗繩與巨石將船隻固定,同時派遣一千多名弩手駐於船上,只要孫權的戰船攻過來,先用箭雨賞他個痛快,又可運用船隻阻擋對方,簡直就是一道堅固的水上長城。

    不過董襲帶著一百多名重裝部隊,駕著小船深入黃祖的戰船長城中,將固定船身的粗繩割斷,於是黃祖的防線因此被破解,而他本人也在這場戰役中殞命,孫權總算是一解心頭大恨,董襲也拿下這場復仇戰的首功。說不定在他迎接孫策來到會稽時,率領的是一支專門幹水上生意的「江洋大盜」呢!

    當然不僅是水戰,董襲在征伐山越上的表現同樣活躍,還因此受封了「威越校尉」這麼一個如此直接的武官職。更有意思的是,董襲是少數能在孫權尚未稱王時,能夠獲得「偏將軍」一職的強者。先前也曾提過,漢朝的將軍職是很崇高的,漢末除了手握朝廷的曹操外,沒幾個群雄給得起。

    為什麼歷史上的董襲好像猛到沒朋友,但後世卻好像沒什麼感覺,只是把他當作二線武將呢?其實答案在過去所發表的文章都有提過,大概就是三大要點:非蜀漢陣營、敵人不夠強、戰死。

    在《三國演義》將蜀漢作為正義的一方時,評價先加個十分再說,董襲無福消受;再來董襲有史可查的對手,不是那種免洗感很重的山越頭目,就是黃祖、劉勳之流,不像周瑜擊退曹操、呂蒙打敗關羽那樣威到爆棚;最重要的是,董襲最後是在濡須之戰因遭遇風暴,導致戰船翻覆而溺斃,那麼瞎的死法也就不用指望會有什麼好評價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董襲之所以會溺斃,並非他身手不如人,而是當時他不顧部下的極力勸阻,堅持要在船上盡忠職守的結果,而且董襲之死反而又透露出他深不可測的實力。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由於孫權因應曹操的進攻親自率軍迎敵,而董襲也隨同出征,並率領著五艘「樓船」的水軍。樓船是那個時代最大噸位的戰艦,一艘樓船的基本硬體設施起碼有三層,而且還有許多如發射箭弩的弩窗、反擊登艦敵軍的矛穴、擊發石塊用的投石車,甚至還有製造鐵汁的熔爐,再加上駕駛之需的舵手、操帆手等等,一艘樓船所需要的人員編制該有多少呢?

    以當時的技術而言,已經可以建造出容納近三千人的巨無霸樓船,或許董襲所率領的那五艘樓船級數沒那麼高,但畢竟還是樓船,就算是一艘一千人的規模,董襲當時至少手握五千兵力。再假使先前所推測董襲在會稽擁有武裝部隊屬實,那麼以孫吳政權世襲領兵的制度來看,這五千人都可以算是董襲的私家兵。

    話外一提,周瑜病逝後轉交給魯肅統領的部隊也不過四千餘人。

    難怪董襲寧願翻船溺死也不退,也難怪董襲死後孫權只是厚待其家屬,而非將這支軍隊再轉交給他的兒子繼續統領。

    當然以上都是稍嫌隨興的假設,但董襲在水戰上無與倫比的能力,倒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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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普通三國:寫給年輕人看的三國史》虎臣重啟 天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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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學傳家 在 陳信諭 醫師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18-01-07 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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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