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登出 今天是我在 @labsology 的final day，來為這段兩年的工作篇章寫些紀錄。提醒這篇是在整理自己的想法，慎入。 #有意識地累積自己的專業 #自己 品牌策略、溝通引導、專案管理這三項是我在離開後敢為自己背書的能力。這期間會不斷思考哪些是我要在組織中創造的價值，在團隊中只要大家想到什麼能力需求就會想到我。而我想我是做到了，累積了屬於自己的定位及資產，並有意識地從過去的經驗延伸到未來職涯的能力就是這三者。 #先有好覺察才有好溝通 #我們 在一個團隊中絕對會遇到各種溝通情境，而在每一次的對話，其實對方跟自己大多都含有太多假設、情緒甚至是自我認知議題，不透過覺察，是難以發現他人甚至自己所處的狀態，也導致很難在同個頻率上「真正」對話到。覺察真的太重要了，它需要發生在每一段連結中，家人、朋友、伴侶、同事，與自己。 #對組織發展及人的行為產生興趣 #組織 工作上會遇到各種企業，我們公司也正經歷rebrand階段。重新定義組織願景、價值觀/文化、原則，過程中會有很多的陣痛、變革。每一個人在組織中階段性的定位，人跟人該如何互動，這類型的問題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眼前，也更體悟到人是組織的核心，管理好人才會有更好的組織發展。 謝謝也珍惜在這份工作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會好好記著，我都說登出後除了江湖上再見，大家就真的變成只是單純好朋友的關係了，更好呢。 在工作四年後要再度回到學生身份（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希望之後可以依然帶著這些想法跟新的學習重回職場。祝自己離職快樂、預祝碩士人生順利🥳

過去十年，香港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距離越來越遠，固不待言，即使以威權政府的標準而言，管治也越來越失效。其中一個反映的面向，就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完全被廢武功，淪為純粹政治酬庸的庇護場。見微知著，林鄭月娥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自不是事出無因。 委員會可謂英式管治精髓之一，即使在今天的英國，政府體制也設有眾多常設委員會；每逢遇上任何大小突發事件，也是立刻通過成立各種委員會，作為緩衝，有時固然是buy time，有時也確實促進變革。英國早已是民主國家，但依然委任眾多委員會這類「不民主」產品，自然有其獨特公用，因為在任何社會，建制的認受性都不能通過單一途徑得來，選舉任何政黨都有贏有輸，但社會賢達則在各自的小圈子長存，也擁有一定公信力。政府通過委任各行各業的精英加入不同委員會，除了籠絡人心，其實也是間接管治的一種。只要政府有客觀基準委任，要找到業界翹楚，並不困難；而對種種新興勢力，也可以招攬於萌芽狀態。那些up and coming的青年要是在各自的業界不耐煩排隊，也有不同渠道讓政府破格吸納，變相出現了旋轉門。到了在英國殖民地，這套制度還局部取代了民主制度，被港英視為與憲法、法制鼎立的三頭馬車，缺憾自然很多，也不能說有代表性，功能極其量只是維穩，但畢竟確立了比較有規範的遊戲規則，相比今天的禮崩樂壞，又畢竟勝了一籌。 1997年後，特區政府全盤承繼了委員會制度，卻開始失去行政吸納的精髓。由於民眾對真民主的呼聲越來越強，委員會的代表性越來越弱，即使是精英集團要凝聚內部共識也不容易，政府的委任要有認受性，已經力不從心。但2012年前，政府對精英階層依然是爭取為主，希望政策達到相對共識，才推出去給社會大眾。直到2012年後香港變天，連這套制度也變質：昔日每一個政策局、乃至行政部門，都可以按自己的工作範圍，委任合適人選當委員會委員，當然依然是某一些人士壟斷，但起碼接近不同專業。 為甚麼委員會連維穩功能也喪失？ 2012年開始，一切卻變成需要中央統籌。在新一屆政府，（現已廢除的）中央政策組三名全職顧問當中，特別開設了一個全職職位，負責對所有委員會進行vetting，部局霎那間，就失去了人事委任權。據曾在當時中央政策組工作的朋友所言，「vetting」基本上按「2梁1唐」比例進行，目的是根本扭轉建制派內部的權力結構；連傳統精英也被邊緣化，「反對派」，自然全盤靠邊站。而新獲委任的新貴，除了依舊無民意認受，現在連業界內部尊重也缺乏，唯一憑藉就是「政治正確」，為了捍衛自己地位，又每每對建制內外對手採取鬥爭模式。更有甚者，林鄭月娥更開了大量壞先例，把選舉落敗的建制派安置在不同委員會，而無視這對當事人、委員會和政府公信力，都是多輸。這樣一來，政府連內部最後的諍友也失去，聽到的聲音都是一言堂，一葉蔽目。為甚麼施政越來越多問題，為甚麼《逃犯條例》一類明顯荒謬的法案，從前在醞釀過程當中就會被消失，現在卻被堂而皇之拿出來獻世，一葉知秋。 任何擁有正常思維的人都知道，已經沒有民主的社會，連小圈子委任也拋棄用人唯才原則，把委員會變成一個個政治酬庸機器，只是短視而自取滅亡之道。但「新香港」還是要這樣走，因為以上改變，也有其宏觀佈局，就是配合世界各大共產黨常見的「操控式任命」：nomenklatura appointment。 操控式任命，及其延伸 簡單而言，nomenklatura appointment就是由黨組織掌握一本名冊，即在各行各業、大小組織當中，可信任的「自己人」，然後通過種種方式，把他們扶植到各自的領導位置，無論是政府內部不同部門，還是大學、媒體、企業、娛樂，都是如此運作。昔日港英的委員會成員，畢竟是按照不同業界內部基準，找到有代表性的人，但現在則完全相反：就是要通過委任一些自己人，去越俎代庖，希望重新定義、扶植不同業界何謂「新精英」，顛覆所有地方的內部權力架構，而不是找到真正的精英。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的晉升，都不再是才能主導，而變成政治正確主導。在政府內部，能夠晉升的公務員首長越來越平庸，有稜角的都情願另謀高就；而在任何社會崗位，只要到了某個位置，要是不屬於nomenklatura的「自己人」，同樣會碰到玻璃天花板。未說政府委員會前，先說比較廣為人知的其他例子。例如年前港大遴選副校長，而副校長一職其實並不算位高權重，只是做多一點行政工作的「大打雜」，但在一切講求權力、位階、由上而下的人眼中，任何職位都應給予「組織vetting」。當時被提名當副校長、立場溫和的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就忽然成為眾矢之的，種種莫須有罪名接踵而至，背景不過是因為他的觀點接近民主派，罪名也不過是為了杜絕他能當上副校長。這行為的重要性不只是一個職務本身，而是確立了哪些職位必須經過「vetting」，然後就是要「依法」跟隨的既定程序。至於諸如企業主管一類職位，只要被當作戰略性位置，早晚也成為nomenklatura一部分。至於完全由政府任命的委員會，更不在話下。 其實在林鄭月娥時代，有見委員會制度的剩餘價值名存實亡，曾經銳意「改革」，推出自薦計劃，然而，這反而是荒天下之大謬。委員會制度本來僅有的價值，就是找到一些不願意參與選舉的有能之士，找到合適的崗位...... #nomenklatura #光復香港 #林鄭月娥

【#沈旭暉咫尺地球 🇸🇩】全球抗爭系列：蘇丹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香港這一波運動發生時，國際媒體的頭條本來是蘇丹。香港慢慢由一個角落變成主菜，與此同時，蘇丹的運動卻已基本修成正果，何其欷歔。曾幾何時，沒有人想過香港和蘇丹可以相提並論，但兩者的比較，卻也不是風馬牛不相及。 蘇丹於1956年獨立，此後不斷經歷軍事政變、內戰，近年由資深獨裁者巴希爾壟斷政壇，被國際社會視為21世紀最後的暴君。即使南蘇丹分裂而去，達爾富爾天災人禍頻仍，巴希爾以然永續執政，北京背後的支持，無疑是主因之一。今年年頭，群眾運動越演越烈，巴希爾終於下台，但不是因為運動很成功，他只是被軍隊內部政變取代；軍人雖然承諾還政於民，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純粹希望自保，令人想起非洲津巴布韋推翻萬年總統穆加貝的內部政變。於是蘇丹民眾繼續集結，要求軍方交出權力，規模席捲全國，遭到軍方強烈鎮壓，造成200多人死亡，政府甚至並下令禁網，以阻止暴力鎮壓的消息流出國外。 蘇丹人和香港人的訴求自然不盡相同，但從上述簡單背景可見，兩者並非沒有共通點。在不熟悉內情的離地旁觀者眼中，蘇丹獨裁者巴希爾終於下台，理應是運動成功的最大標誌，理應立刻「散水」，就像外媒以為香港的逃犯條例終於正式撤回，就等同「勝利」。但經過漫長運動，兩地種種結構性問題反而進一步暴露，群眾對Root Cause的不滿只有更深，假如不通過運動解決，那些新出現的苗頭變成常態，只會延續腐敗結構，假如成果被騎劫，甚至可以比「階段性勝利」前更差。基於上述認知，運動momentum才會持續下去，這也是伊拉克、智利等同期案例在總理下台後，群眾還未散去的共同原因。可以想像，即時此刻林鄭月娥下台，「散水」效果也等同零。 此外，蘇丹、香港兩地政府都是依靠軍警「止暴制亂」，伎倆相同，滲透群眾的手法近似，蘇丹實行了網禁而不果，香港也以法庭禁制令點名Telegram、連登，更是淪為一紙空文。單純高壓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令運動更難收拾，兩地民間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訴求之一。而當警察成為前線持份者，和解的角色增加了，解結的難度只有更大。 在香港，「無大台」成為近年一切民間運動的標記，因為昔日的反對派「永續社運」令人失去信心，大台精英領袖容易腐化，也是群眾不滿的泉源之一。但無大台並不等同無協調，香港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串連無處不在，通過資訊科技產生的高度默契，體現了「無大台、有默契」的新型組織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屬於新時代，並非上一代有「大台obsession綜合症」的前輩所能輕易理解的。在蘇丹，發放示威訊息的主要是「自由與變革力量」，他們一直透過社交媒體統籌，組織力強、但機動性高，每當有示威領袖被捕後，他們就隨即選出新任領袖。值得注意的是，當蘇丹親政府民兵向示威者開槍後，根據Google數據，香港網民搜尋蘇丹的次數激增，香港運動的國際化，那是轉捩點之一。全球蝴蝶效應，無出其右。 蘇丹與香港的無大台 昨天談及和香港運動同步出現的蘇丹，雖然過程一度互相印證，但蘇丹最終卻得到明確成果。在7月，經過蘇丹人民的「大三罷」和全民不合作運動，軍方和示威者終於達成共識，成立過渡委員會，再在8月成立負責39個月過渡期秩序的「主權委員會」，成員軍方、平民各佔一半，加上一名雙方都接受的人選，算是平起平坐分享權力，直到39月後舉行真普選，令結構性困局得到大轉機。當然，39個月充滿變數，但基於軍方掌握全國武力的客觀現實，這樣的過渡期，已是和平解決的相對理想選項。 協議中，雙方也同意成立具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真・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調查結果也有人不滿，並因此出現了小規模衝擊，但政府畢竟開始制裁了濫暴軍警，起碼令民間不滿開始得到宣洩。不要看輕制裁警暴的象徵意義，這是一個政權能否取信於民的最大關鍵，否則民眾不信任官方武力，私人武裝才會星火燎原，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非洲人懂，特區政府就是不懂。 蘇丹過渡政府解決了結構性問題，才開始發表經濟舒困措施，如降低通脹、重組銀行架構、重新制定稅務政策等。對這個負債極高、百廢待興的窮國而言，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蘇丹人自然「搵食艱難」，但一件事歸一件事，政府不會無知到本末倒置，把民生問題錯判為導引，作為解決群眾運動的藥方。可惜在香港，結構性問題明顯涉及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但在北京堅持「全面管治權」，連前領導人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論」也要拿來批判，解困只怕遙遙無期，在這前提下，政府任何針對經濟問題的行徑，都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蘇丹運動的成功，除了群眾「和勇合一」，和「國際線」關係也密不可分。軍政府願意談判，因為剛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埃塞俄比亞總理阿哈邁德，和非洲聯盟直接介入調停，協助雙方談判。假如蘇丹軍方不賣帳，這個本來已經被美國制裁的封閉國度，就要與整個非洲為敵，難道最後憑藉北京真的可以力敵全球？何況自從南蘇丹獨立，蘇丹的管治權威已大為削弱，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大增，軍方黃金時代已過，這都是國際壓力能奏效的宏觀背景。 在香港案例，特朗普曾經也在Twitter說要為習近平和香港抗爭者「調解」，甚至鼓勵他到前線，但這明顯是抽水...... #全文見blog #sudan #hk #protest #southsudan #decentral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