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第一案重判9年；國安法庭現「四不像狀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極可能從此成禁語】

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地生效一年後，香港今（7月30日）出現第一宗《國安法》的判決。判決對象是香港24歲青年唐英傑，在高等法院經歷審訊，早前被判「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香港高等法院於今天下午3時宣判監禁9年的刑期。

法庭指出唐英傑的罪名有二，其中「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為6年半，「恐怖活動」罪量刑起點為8年，當中兩年半分期執行，終判處9年監禁，同時吊銷駕駛執照10年。唐英傑代表律師隨後表示，將會提出上訴。

此事件起源2020年的7月1日，當天香港《國安法》落地生效，儘管警方拒絕七一遊行申請，大量市民仍自發上街抗議；唐英傑騎著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下稱光時旗）的重型機車，涉及未按警方指示停車並衝向防線，造成3名警察受傷。唐英傑隨後被捕，成為香港第一名以《國安法》被起訴的被告。被捕後唐英傑一直被收押，直到今年6月23日正式於法庭接受審訊。

24歲的唐英傑是餐廳的服務生，他在此案中選擇不自辯，交由資深大律師郭兆銘、大律師劉偉聰代理，劉偉聰此前參選區議員、亦在民主派初選47人案中被控違反《國安法》，目前保釋在外。罪成之後，郭兆銘在求情階段表示，被告在七一當日做了非常非常愚蠢的事，但被告曾經嘗試煞車避免意外發生，並非嘗試去撞死一名警員；被告單身，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在公屋，被捕後他在收押所中修讀英文及管理學，希望出獄後能找到工作維生，現已真誠地為其行為感到後悔。

但法庭不接納所有求情，指出認為此案沒有減刑因素，雖然被告有悔意，但沒有認罪，法庭知道唐英傑是家庭經濟支柱，過往良好品格，但品格和家庭背景不可以用作求情因素。

自27日判決成立後，香港包括律師、學者、媒體都在討論未來「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從此是否將成為禁語，是否在任何場合，以任何方式展示均違反香港《國安法》，目前各方只能猜測，結論仍是未知數。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對《明報》表示，日後如有市民公開呼叫「光時」口號或展示光時標語，「有相當可能構成煽動分裂國家」。

而香港法律學者、民間法律團體法夢成員阿腸（化名）表示，這次判刑相當具體和技術性，法庭沒有就《基本法》中所保障的人權進行辯論，也沒有針對「煽動」及「分裂國家」等控罪元素提出抽象的、一般原則性的總結，而是根據唐英傑揮動光時旗是在七一移交紀念日等具體情境，判決有罪。他預計在司法層面，這次判例不一定成為日後案件的直接參考，但由於法庭沒有就紅線畫出具體界線，反而未來可能讓市民進一步加強自我審查。

​​￭ 有別其他法律的審判過程，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唐英傑案為香港先例

這一次審訊，是香港高等法院對高刑期的案件，首次不設陪審團。

在15天的長期審訊中，控辯雙方的一大爭議點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八字口號是否指向香港獨立的政治倡議，最終由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裁決，在本案語境中，這個過去兩年於港人口中朗朗上口的口號，帶有分裂中國的意思。

在香港法庭過往的高刑期案件中，事實裁決和是否罪成由陪審團做出。針對高等法院初審刑期達7年以上的刑事案件，香港法院過往會組成7～9位市民組成的陪審團，負責裁定不同的控罪元素成立與否，罪成之後，再由法官進行量刑。

從制定過程到執行方式，《國安法》均有別於香港現時法律。它沒有經過本地諮詢、立法會通過，完全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整部法案從消息傳出到正式生效僅僅花了41天，立法過程從未對外公開。

根據港府最新數字，自去年6月30日深夜生效以來，至今年6月底，香港已有117人被以《國安法》拘捕，當中64人被檢控，包括傳媒大亨黎智英、《蘋果日報》多名高層、主筆，不同光譜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學者如黃之鋒、朱凱迪、何桂藍、戴耀廷等。另外，包括《蘋果日報》在內的3家公司也因《國安法》遭檢控。

作為《國安法》第一名被告人，唐英傑被法庭宣布不得保釋，在開審之前已遭還押356天。唐英傑後，絕大部分被控《國安法》的嫌疑人均不得保釋。

阿腸指出，除不准保釋外，綜觀《國安法》第一案的審判過程，可見香港國安法庭出現了一種新型態，一種介於「普通法和大陸法之間的四不像狀態」，例如在討論「煽動」等控罪元素時仍沿用香港過往普通法的概念，但此次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法官的角色在審訊中極大轉變，從原本中立的裁判員，變為經常親自下場、與控辯雙方討論、盤問雙方證人的角色。

對於《國安法》第一案，律政司一方此前稱旨在「保護陪審員的安全」，指示香港高等法院不設陪審團，改由3名指定法官審理。唐英傑一方曾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指要向行政機關提出合憲性的審查），但申請未被接納。

香港法庭指出，《國安法》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刑事審訊模式」，律政司司長的指示屬於強制性質；法庭認為按照《國安法》特殊的法律地位及立法原意，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刑事程序中，即使被告擁有陪審團審訊的權利存在，亦應被廢除。

​​￭ 「光時」定義歷經兩方辯論，但香港法庭一錘定音

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後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經常在香港民眾聚集的時候被高呼。此次案件的審訊焦點之一，在於上述八字口號是否倡議香港獨立，從而指向「分裂國家」。

控方找來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為專家證人。劉智鵬從中國歷史上的字詞使用切入，「光復香港」意指香港淪陷敵人手中，須奪回香港，包含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並視中國為香港的敵人；「時代革命」則指利用不同方法改變政權和社會系統，借此改變時代，故包括拒絶中港政府的管治。

劉智鵬認為，光時口號有著「穩定的意思」（意為此口號代表著固定的意義）、「沒有其他條件或因素影響時，我認為一般人都會這樣理解」。

與之相對，辯方邀請了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李立峯作證。兩人從「光復」和「革命」二字的歷史淵源分析，同時採用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共同撰寫專家報告。

李詠怡和李立峯的報告採用焦點小組與抽樣訪問等方式進行研究，訪問了超過400個市民的意見，分析超過2,500萬條網上帖文。數據顯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兩句與「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分別僅為+0.295到+0.353，代表兩個詞組之間的相關性是「中等（moderate）」。在7月13日至15日的庭審中，李立峯在約兩天半的作證時間中，以大篇幅向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介紹統計學的基礎原理，以及社會科學視角看社會的複雜性。

李詠怡指，民眾對「光時」字眼有不同理解，不一定指推翻政權，亦可指「恢復舊有秩序，及團結熱愛自由的不同年齡人士，為時代帶來改變。」儘管李詠怡強調口號在不同脈絡會有不同意義，而控方則連番追問李詠怡，「光復香港」的其中一種解讀是否為「香港特區落入敵人手中」，李詠怡最終回答：「如果答案只能是或者不是，那我說是吧。」

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在27日最終裁決，辯方專家的方式未能協助法庭理解「光時」口號意思。判詞中，法官指出兩位專家在報告表明接納「香港獨立」是其中一個與口號相關的概念；判決內容也強調，李詠怡作證時雖說並非必然，但也有承認「光復」一詞能指恢復失去的主權，而「革命」也能指推翻政權，強調他們不反對口號可帶港獨含義。

​​￭ 法庭擴大了「煽動」與「恐怖活動」的定義

針對唐英傑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法庭認為，案發當天是中央對香港恢復主權統治的紀念日，也是港版《國安法》實施首日，並有反《國安法》示威發生，被告插着「光時」旗騎駛重機，在繁忙街道上來回巡遊展示背上的旗幟並故意違反警方指示，顯示他想吸引公眾注意力。法庭認為，所謂煽動屬「廣泛面向大眾」，「形式不管文章、廣告、演說亦成」。

法庭最終裁決，在當天情境中，旗上光時口號有煽動的「自然及合理效果」，是能夠帶有把香港從中國分裂的意思，也能夠煽動他人干犯分裂的行為；唐英傑理解口號有港獨含義，並故意展示口號與他人溝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至於唐英傑另一項成立的罪名是「恐怖活動罪」，法官的判決指出，被告蓄意騎重機撞向警員，符合「針對人的嚴重暴力」的定義；而且被告公然挑戰「象徵香港法律與秩序」的警方，無疑會引起守法市民對自身安全的恐懼，並擔心香港的公共安全，尤其會令他們覺得一個安全和平的社會將淪為無法無天，「必然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法官再提到，涉案口號不論是如上述裁定有分裂國家的意思，或者採用辯方的解讀，都屬於一個「政治主張」，因此，被告的行為構成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因而罪名成立。

​​￭ 商人、新聞學者：對判決感無所適從

曾在店內展示「民主女神像」、店鋪曾被警員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搜查的童裝連鎖店老闆周小龍知道判決後，向媒體表示認為判決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周小龍說他們只是把標語放在自己店內，沒有插在機車上衝向警察，希望法庭政府清晰解釋什麼「不可以做」。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則反映，判詞顯示，法庭採納「光時」口號只要其中一個含意涉及港獨，已足夠構成違法。他指出法官可以憑環境裁定被告人犯案時的動機，情況會令新聞界擔心，以致損害言論自由。

（判決全文連結：https://bit.ly/3C66Dbx ）

（文／李智賢、溫艾鋒 發自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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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國安法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唐英傑 #言論自由 #報導者

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美中會晤在即 話語權爭奪鏖戰正酣】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3152021111447.html

備受矚目的首場美中高層會晤將在本週四展開，兩國對於這場會晤的話語權爭奪已經提前開打。中國持續以「戰略對話」進行宣傳，並在會晤前畫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的紅線，營造「 #聚焦合作」的氛圍；美國則反覆強調團結盟友抗中、以及對美中「 #嚴重分歧 問題」直接表達關切的重要。


▪️❌美列五中企為危險清單 中批美「科技霸權」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3月12日將五家中國企業列入了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通信設備和服務清單。這五家企業分別是華為（Huawei）、中興通訊（ZTE）、海能達通信（Hytera）、杭州海康威視（Hikvision）及大華科技（Dahua Technology）。

FCC表示，這些公司的電信設備和服務「被發現對美國國家安全或美國人的安全構成了不可接受的風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5日例行記者會上批評美方作法毫無事實根據、也無道理，還反批美國政府是為了維護自身科技壟斷的霸權地位。

趙立堅反指控美國才是威害他國安全的「黑客帝國」，聲稱「美國利用其先進科技優勢，通過安裝後門等方式，對包括盟友在內的世界其他各國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竊聽竊密。美國是地地道道的竊聽帝國、竊密帝國、黑客帝國。」

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求是》雜誌發表一篇《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文章。習近平強調，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要大力發展科技，一方面堅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全面聚及人才，把中國建設為「世界科技強國」。


▪️🇨🇳中共堅稱「戰略對話」 劃線「聚焦合作」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正在大力宣傳一個拜登政府從未用過的詞語——「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各大官媒都對「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做了正向的展望，《人民日報》誇這場會晤是「積極地發展」，央視則在18日的報導中突出會晤是「由美方邀請」、且選在美中兩國的地理位置中點阿拉斯加，凸顯這是「平等的會晤」，還批評拜登政府將中國定義為地緣政治威脅是錯誤的。

在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中共堅持把對話定性為「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是有爭奪話語權及訂立會談基調的企圖，刻意把此次對話納入過去五十年、被中國佔盡便宜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框架中。

「首先它(中共的目的)要造勢，對內營造著‘美國人終於要來找我們談話’、拜登新政府派高層示好的氛圍；中國正處在內外交困中，某種程度上，要以外交上的重大進展，來支撐國內的政局尷尬。」蔡霞分析。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周已強調此次會晤「不是戰略對話」，且是 「一次性會議」，尚未考慮會晤後續的接觸，必須先看中國在相關議題上拿出的實質成果。

「布林肯表明美國聯合盟友抗中共的態度，而(中共對會談)的定性顯然不同。中方意圖給外界的感覺是:美中雙方是‘單獨談’，美國不見得真能到聯合盟友抗中。」蔡霞說。

中國外交部在針對「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的聲明中要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聚焦合作」， 中共的御用學者、人民大學國關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官媒上分析，中方會希望美國結束貿易戰，「取消不合理的對華貿易制裁。」

但是這顯然不是美國方面關注的議題。布林肯說要與楊潔篪及王毅處理「有嚴重分歧之處」，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則強調，像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關稅這類的問題不會是主要議程，重點是溝通美國及盟友關切的議題，特別是中國在區域的擴張及對人權的侵犯。


▪️🇺🇸美國強調聯友抗中 直攻「嚴重分歧」


美中高層會晤的消息宣佈以來，美國官方一直在重複修建盟友關係，聯手對抗中國的口徑。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15日開始出訪日本、韓國及印度的行程。當天，他們聯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強調要重振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把同盟形容為美國的「戰力倍增器」( force multipliers)，以尊重人權、民主、法治為基礎，共同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文章話鋒一轉，批評「一些國家企圖挑戰國際秩序……尤其是中國不惜動用脅迫力量為所欲為。」

「當我們必須反擊中國的挑釁和威脅時，集結我們的力量能使我們更壯大。中國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權，系統性蠶食香港自治，破壞台灣民主，還在南海違反國際法聲索主權。我們團結起來，將能向中國究責。我們若不果斷行動並帶頭領導，北京就會這麼做。」

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國安會亞太事務高級主任的葛林 （Mike Green）則說，拜登政府先與印太盟友接觸，再與中國坐下來談的作法是「聰明的一手」，但「聯手抗中」的戰略比想像的複雜。

「 (美國的)盟友並不想要抑制中國 、也不想要完全與中國脫鈎，他們要美國既與中國競爭、又與中國合作。」葛林分析，「因此 (美國要在此次美中會晤中)與中國在特定議題上建立一種務實的工作夥伴關係，而非習近平向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那種新型大國關係。而這種關係又必須兼顧美國的盟友、合作夥伴的利益。」

在上週一場白宮背景說明記者會上，記者詢問美方邀請中國此次會晤，是否也有來自盟友的壓力?一位白宮資深官員並未直接回應，僅表示美國已針對中國議題，與歐洲及亞洲盟友都進行深入的溝通。

葛林分析，拜登政府繼承川普時期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的路線，但亟需要跟盟友重新建立一個統一戰線。在二月中的慕尼黑會議中，法、德領導人盡力避談中國的做法讓拜登政府察覺到「與歐洲人在中國問題上達成一致，還需要時間。」

他說，在‘歐洲牌’不好打的情況下，拜登政府正在努力經營印太統一戰線，「而且要（把這個戰線）搞大。」

▫️FCC聲明：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list-equipment-services-pose-security-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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