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4/09 市長施政報告】
北市疫情振興作為當繼續
郭昭巖要求
無圍牆博物館結合人文美食觀光導覽地圖
並跨局處資源投入加強城市競爭力吸引力

台北市議員郭昭巖4月9日質詢柯市長，要求市府結合無圍牆博物館與人文美食地圖大力推展城市觀光，作為疫情延續下的振興對策之一，也做為未來台北市城市發展的一環。最後，她還要求由她爭取在萬華辦理，卻因疫情而延後至中秋節舉行的燈節，相關預算必須補足，讓燈節辦得更好。

郭昭巖說，無圍牆博物館是市府重大政策，也是台北市長期發展城市觀光的重要關鍵，疫情持續的振興對策之一。因為當國外觀光客進不來，如何透過無圍牆博物館，做跨局處資源整合，把台北市打造成一個文化迷人、更具觀光價值的城市，吸引中南部民眾利用週休二日或國定假日連假，到台北市來消費旅遊，非常重要。

郭昭巖表示，去年在她多次質詢，市府也再三研議下，有了台北一起go及台北外宿節等活動，對受疫情影響的產業經濟稍有舒緩，10條台北秘境的宣傳行銷讓中南部民眾發現台北市也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市府努力推展城市觀光，她予以肯定。但隨著疫情至少持續到明年，市府的振興對策還要再加強。好比今年市府其實並未編列相關振興經濟的經費，但去年底她在總質詢時，市長曾允諾，只要商圈提出具體可行方案，市府就予以經費支持，這也是西門町春節期間1700多萬商圈補助的由來。

郭昭巖說，早年萬華區前區長周德威曾因為萬華有很多新住民姐妹創業的美食，加上特色小吃很多，因此結合周邊景點、人文古蹟、美食、商圈夜市等，編制印刷了「萬華人文美食觀光導覽地」，曾為萬華帶來了不少的觀光客。其實無論是艋舺無圍牆博物館還是城南台大無圍牆博物館， 都可以和人文美食觀光導覽地圖做整合，因為艋舺的紅樓、剝皮寮歷史街區、青山宮、龍山寺、龍山文創b2、文獻館…等等，或城南台大無牆的寶藏巖、自來水博物館、客家文化園區、紀州庵文學森林、菜園日式宿…等等人文歷史景點，都應該與區內的商圈夜市、市場、小吃、伴手禮、觀光飯店等做一完整的結合。同時要跨局處資源投入、好比都發局工務局景觀再造、公共設施加強。文化局、觀傳局、商業處、市場處共同規劃一日遊二日遊，及大型活動導入、商圈市場夜市的特賣行銷活動，甚至引入網路聲量極高也正面形象的網紅或名人做宣傳，來帶動萬華中正的文化觀光產業。對此，柯市長表示贊同。

她說，她身為選區議員當然首先爭取選區的規畫，12個行政區當然也可比照辦理。在國門尚未開放之際，這樣的規劃做法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南部民眾到台北一遊，也是疫情期間振興方案之一。等到疫情結束，國門一開，台北可以大聲的說：台北市準備好了！我們將讓世界更看得見！市長及蔡副市長也都點頭贊同。

最後，郭昭巖表示，謝謝市長支持她多年爭取燈節在萬華中正舉辦，她希望原訂商圈夜市包括觀傳局一系列原先配合燈節舉辦的特賣、行銷與觀光活動，相關局處仍要有經費配合補助，柯市長也大方同意。

鄭和家世 | 知史現場 之 寶船揚帆

《明史·宦官傳》對於鄭和的介紹只有簡單的一句話：「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從其他史料才知道他本姓馬，名三保，父親名叫馬哈只。永樂年間，禮部尚書李至剛為他父親所寫的《故馬公墓誌銘》，提供了更多信息：鄭和一家居於雲南昆陽州（今昆明市晉寧縣），父親叫馬哈只，「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母親姓溫，而祖父也叫馬哈只，祖母也姓溫。為什麼父親祖父同名？那是因為哈只是阿拉伯語Hajj的音譯，是對去過聖城麥加的穆斯林的尊稱。鄭和祖父和父親都去過麥加，因此而得名。墓志銘中也提及鄭和是次子，有一名兄長名叫文銘。李至剛曾參與《明太祖實錄》的編修，朝夕在永樂皇帝左右，被視為親信，和當時的內官監太監鄭和關係密切。因此，他的記述可信度極高。

另外有一位袁姓相士，也是明成祖的親信，後來寫了一本《古今識鑒》，對鄭和的樣貌有所描述：「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行如虎步，聲音洪亮」，看來鄭和酷似其父「魁岸奇偉」。這樣的長相，與他們的家世頗有關係。史家根據馬哈只的墓志銘、《鄭和家譜》、《賽典赤家譜》等進行考證，結論是：鄭和家世顯赫，是元朝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 al-Bukhari， 1211-1279）的六世孫。那麼，賽典赤何許人也？

《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記載：「賽典赤·贍思丁（Sayyid Shams al-Din），一名烏馬爾（Omar），回回人，別庵伯爾（Paighambar）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這裡所說的「回回人」，指的是13世紀初蒙古西征期間，那些被遷徙到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人，以及基督徒和猶太人，是當時「色目人」的主要構成部分。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是居於中亞布哈拉（Bukhara，在今天烏茲別克境內）的貴族，擁有波斯血統，而且據說是穆罕默德第27世孫（另一說31世孫）。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時，贍思丁率領千騎迎降，他來中土後成為元朝大官，忽必烈時出任燕京宣撫使、拜中書平章，1274年出任雲南行省平章，輔佐行省丞相，負責開發雲南的農業、水利和交通，以及發展文教。他既透過興建孔廟佛寺推廣以儒、釋、道為核心的漢文化，同時也將伊斯蘭教帶入雲南。他死後被追封為咸陽王。

在阿拉伯語中，賽典赤意為「尊貴的聖裔」，贍思丁意為「信仰的太陽」，烏馬爾意為「長壽」，別庵伯爾意為領袖，「別庵伯爾之裔」專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穆罕默德也譯作馬罕默德、馬哈邁德、馬哈馬等，因此鄭和原本姓馬，表示他的家族是穆罕默德的後裔。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鄭和被明成祖「賜姓鄭」，為什麼不是「賜姓朱」？這個「鄭」的由來，據說與鄭村壩戰役有關。燕王朱棣（後來的明成祖）以「清君側」名義發動叛變，最後奪取其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派耿炳文率兵30萬前往北平討伐朱棣。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率兵奔襲大寧，意在合併寧王朱權的兵馬，擴充實力。代替老將耿炳文出任總指揮的李景隆，乘虛圍攻北平。朱棣快速回師，在北平東面二十里的鄭村壩，大敗李景隆。朱棣為了嘉獎在鄭村壩戰役建立奇功的三保太監，「賜姓鄭」，又提升他為內官監太監。不過，有的學者認為，「賜姓鄭」，與鄭村壩戰役無關，沒有特別含義。

附錄：《故馬公墓誌銘》
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公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過，輒面斥無隱。性尤好善，遇貧困及鰥寡無依者，恆保護賙給，未嘗有倦容，以故鄉黨靡不稱公為長者。娶溫氏，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勩，縉紳咸稱譽焉。嗚呼！觀其子而公之積累於平日，與義方之訓可見矣。公生於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戍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歲。長子文銘奉柩安厝於寶山鄉和代村之原，禮也。

銘曰：
身處乎邊陲而服禮儀之習，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澤之施，宜其餘慶深長，而有子光顯於當時也！

時永樂三年端陽日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撰。

鄭和家世 | 知史現場 之 寶船揚帆

《明史·宦官傳》對於鄭和的介紹只有簡單的一句話：「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從其他史料才知道他本姓馬，名三保，父親名叫馬哈只。永樂年間，禮部尚書李至剛為他父親所寫的《故馬公墓誌銘》，提供了更多信息：鄭和一家居於雲南昆陽州（今昆明市晉寧縣），父親叫馬哈只，「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母親姓溫，而祖父也叫馬哈只，祖母也姓溫。為什麼父親祖父同名？那是因為哈只是阿拉伯語Hajj的音譯，是對去過聖城麥加的穆斯林的尊稱。鄭和祖父和父親都去過麥加，因此而得名。墓志銘中也提及鄭和是次子，有一名兄長名叫文銘。李至剛曾參與《明太祖實錄》的編修，朝夕在永樂皇帝左右，被視為親信，和當時的內官監太監鄭和關係密切。因此，他的記述可信度極高。

另外有一位袁姓相士，也是明成祖的親信，後來寫了一本《古今識鑒》，對鄭和的樣貌有所描述：「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行如虎步，聲音洪亮」，看來鄭和酷似其父「魁岸奇偉」。這樣的長相，與他們的家世頗有關係。史家根據馬哈只的墓志銘、《鄭和家譜》、《賽典赤家譜》等進行考證，結論是：鄭和家世顯赫，是元朝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 al-Bukhari， 1211-1279）的六世孫。那麼，賽典赤何許人也？

《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記載：「賽典赤·贍思丁（Sayyid Shams al-Din），一名烏馬爾（Omar），回回人，別庵伯爾（Paighambar）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這裡所說的「回回人」，指的是13世紀初蒙古西征期間，那些被遷徙到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人，以及基督徒和猶太人，是當時「色目人」的主要構成部分。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是居於中亞布哈拉（Bukhara，在今天烏茲別克境內）的貴族，擁有波斯血統，而且據說是穆罕默德第27世孫（另一說31世孫）。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時，贍思丁率領千騎迎降，他來中土後成為元朝大官，忽必烈時出任燕京宣撫使、拜中書平章，1274年出任雲南行省平章，輔佐行省丞相，負責開發雲南的農業、水利和交通，以及發展文教。他既透過興建孔廟佛寺推廣以儒、釋、道為核心的漢文化，同時也將伊斯蘭教帶入雲南。他死後被追封為咸陽王。

在阿拉伯語中，賽典赤意為「尊貴的聖裔」，贍思丁意為「信仰的太陽」，烏馬爾意為「長壽」，別庵伯爾意為領袖，「別庵伯爾之裔」專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穆罕默德也譯作馬罕默德、馬哈邁德、馬哈馬等，因此鄭和原本姓馬，表示他的家族是穆罕默德的後裔。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鄭和被明成祖「賜姓鄭」，為什麼不是「賜姓朱」？這個「鄭」的由來，據說與鄭村壩戰役有關。燕王朱棣（後來的明成祖）以「清君側」名義發動叛變，最後奪取其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派耿炳文率兵30萬前往北平討伐朱棣。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率兵奔襲大寧，意在合併寧王朱權的兵馬，擴充實力。代替老將耿炳文出任總指揮的李景隆，乘虛圍攻北平。朱棣快速回師，在北平東面二十里的鄭村壩，大敗李景隆。朱棣為了嘉獎在鄭村壩戰役建立奇功的三保太監，「賜姓鄭」，又提升他為內官監太監。不過，有的學者認為，「賜姓鄭」，與鄭村壩戰役無關，沒有特別含義。

附錄：《故馬公墓誌銘》
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公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過，輒面斥無隱。性尤好善，遇貧困及鰥寡無依者，恆保護賙給，未嘗有倦容，以故鄉黨靡不稱公為長者。娶溫氏，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勩，縉紳咸稱譽焉。嗚呼！觀其子而公之積累於平日，與義方之訓可見矣。公生於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戍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歲。長子文銘奉柩安厝於寶山鄉和代村之原，禮也。

銘曰：
身處乎邊陲而服禮儀之習，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澤之施，宜其餘慶深長，而有子光顯於當時也！

時永樂三年端陽日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撰。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