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安安大家好，本肥宅是台女兼民間團體的遊民社工，昨天在板上回覆了遊民相關新聞，並跟大家邀請有遊民問題可以問我。

我以為大家的焦點會在塔綠班或疫苗之類的新聞，這個回應數真的嚇鼠偶了，沒想到大家對遊民議題這麼感興趣，那我就來多寫一點我工作看到的事情，如果版主覺得不妥（可能跟原新聞沒啥關係了）可以把我刪掉，真不好意思。

#前一篇文章聊到身懷鉅款的遊民就跟日本進口的壓縮機一樣非常稀少，我說我七年看到少於十個真的是客氣說法（0123456789都少於十啊大家！），並沒有每年都看到至少一個那麼頻繁。

#但大家好像對很有錢的遊民很有興趣，我還是要認真澄清，千萬富翁遊民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的（大概千分之一吧），請不要誤會每個遊民都這樣，如果有興趣想了解遊民為什麼變遊民，可以參考我以前在八卦上發過的廢文，原始文章被洗掉了，但NPOst上面有備份。 https://npost.tw/archives/26009
(【複習】Re: [新聞] 萬華街友被趕 他怒：你知道我的苦衷嗎？ https://www.facebook.com/PttGossiping/posts/803644103106589 )

有些人問說，#為什麼億萬土地阿北不去找其他親戚賣掉他的持份換一筆錢？這裡有幾個條件：
1.你要有親戚台灣電話
2.你要能夠打給親戚
3.你願意跟親戚說你現在的落魄狀態，賣給他們
4.你的親戚願意買你那少的可憐的持份
5.買賣土地曠日費時，還牽涉到稅金（這部分要請懂不動產買賣的專業大大說明了），還有你要有手機，親戚或土地仲介或律師或土地代書才能找到你。
6.就算共同持有者願意買，你還要跟等著領你遺產的子女解釋為什麼你把他們可能得到的遺產賣掉了（如果你子女知道的話啦）
7.強制分割這就不是我遊民社工的守備範圍了，但連我這個不動產外行人都知道要搞很久（甚至好幾年的官司），阿北要活到那個時候才可以。

阿北光是在第一個階段就卡住了。那些久遠的親戚早就在外國，連死了沒都不知道。失聯幾十年的狀態下，你要怎麼找到他們？手機早就在流浪的第一天晚上睡覺時被偷了，連鞋子都被偷走，早上醒來只能赤腳跟路人乞討零錢，去便利商店買一雙最便宜的藍白拖。「可以去戶政事務所調謄本啊！上面有戶籍地資訊啊！」你只能調直系親屬的資訊，假設這塊土地是你7個手足共同持有（那個年代都生很多），然後每個手足又生了三個小孩，這樣至少就有21個人要聯絡，而你手足的子女個資，你是沒有權限調閱的，你只能調直系。

再來是就算你調到你子女的資料了，上面也只會有戶籍地址，不住在戶籍地根本是常態。
而且這個阿北的子女都在外國，他也沒有想要放棄身為父親僅存的自尊，告訴他們把巴流浪在街頭，只能靠路人接濟的飯糰。（要是我可能也會跟他做一樣的選擇QQ)

阿北的這個故事帶給我的啟示是不要生小孩，這樣我以後初四了必須申請低收入戶時，不養我的小孩的才不會收入被算進我的收入，#造成我無法申請低收，然後我又不好意思告他們。#共同持有的土地最好也趁能分割的時候割一割，以免像這個阿北一樣，我當初幫他找不動產專業人士調土地資料時，複雜的人名與關係已經可以媲美魔戒三部曲全部出場人物或斯卡羅的一萬倍了。

然後在我做盡了一切努力之後阿北就消失去南部了，幹你娘。雖然時間重來或他再次出現的話，我應該也是無法幫他啦，可能只能公部門社工用539專簽了吧，這就不是我這個小廢物的權限了。

唉，社工這個工作啊，無力感真的很多很多。其實有好多人，都是我沒辦法幫忙的。我工作的時候常常都覺得自己很廢，像是疑似精障但沒有病識感又沒有自傷傷人所以不能強制安置、因為以前在收容所曾經東西被偷被霸凌不想住收容所、還在酒癮或毒癮的狀態、囤積症、不願意告子女、要坐輪椅但身障生活補助金不足以負擔電梯大樓租金、住在違建無法申請租屋補助、容易與職場人際起衝突但又還沒65歲身障輕度、智障邊緣但不是智障、流浪一兩天我要去帶她安置的那天就消失......。

哎呀呀寫太多怕大家不想看，但看大家留言說辛苦了、很偉大什麼的，我都覺得很愧疚、承擔不起。我只是一個很廢、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人，而我也不覺得上面這些困境是任何一個社工能做到的，所以我才會上來發廢文，想讓更多人關注這個議題，我們從不同的位置一起去做自己能做的好事，這樣才能減少更多人流落來街頭，畢竟沒有人一出生，就是遊民的。

有很多留言也說，要有四千萬才能當遊民、連遊民都有老婆。想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不然前一段我把氣氛搞氣氛太差了抱歉），就是啊，#台女並不是只看錢的喔！身為一個台女兼遊民社工，#我發現很多男遊民啊，#都有女朋友呦ㄏㄏ。他們窮到爆，但為什麼他們的伴侶會跟他們交往呢？
有的人雖然窮，但很願意花時間在伴侶身上。有的人雖然又窮又機掰，但女友精神疾病發作的時候，是他不離不棄的守在他旁邊，每天在捷運站門口乞討到的錢，都會去買一瓶她最喜歡的生活泡沫綠茶（還指定一定要這個牌子，幹），去康家看她的時候，一次送給她。

我每次都很生氣，因為幫個案強制儲蓄的時候，聽到他把好幾萬當成紅包送給女友的孫子我就想說幹那又不是你親生的你這個盤子！！我花多少口舌與技巧才把這些錢存起來，你他媽......「那我看到她孫子叫我阿公，我就覺得很幸福......。」阿北望著遠方自己跟自己講話，我剛剛想殺人的戾氣整個都軟掉了。

唉，那有多幸福呢，我光想就覺得一定很棒吧。好啦，都包，都給你包。

雖然我懷疑他女友根本就是為了低收入戶補助金跟他在一起，但看到他幸福快樂的樣子，
我就覺得好啦你高興就好了。

話題怎麼會講來這邊？啊對啦是要講 #我交不到女朋友都是因為台女只愛錢 這句話是假的，如果你真的想交，好好對待眼前的每個人、交友軟體滑起來、徵友訊息放出去、不要把女生分成可幹不可幹，保持善良，就會有女朋友了啦，就算真的交不到女朋友，你也可以試試看跟男生交往看看啊，說不定會找到另一片天地。

大家都說阿北不找子女是他活該，#那我再講另一個有子女的大老闆變遊民的故事好了。以下的小故事都隱去個資。

人生就跟爬樓梯一樣，要從低處往上爬樓梯到101頂樓要花很久而且很累，可是從101上跳下來摔在地上，只需要幾秒的時間。

阿北以前是開工廠的，跟老婆育有一個小孩。後來阿北生意失敗工廠倒閉，跟老婆那邊的親戚借錢但還不出來，老婆很怒就離婚了，小孩跟老婆。

事業失敗的阿北到處流浪做粗工，一個月收入六千塊，剛好睡路邊，把錢拿來吃飯跟交通，偶爾拿去買佛珠跟玉佩（幹拎娘買個屁佛牌但我有忍住不要罵出來，我是個專業的社工，我學會用好的兩個代替靠北），他希望神明可以保佑他人生好起來。

阿北很想念孩子，我陪他去戶政事務所調戶籍謄本，查到孩子的地址，我陪他寫信（因為他沒錢買信紙），他說「我不會寫啦社工你幫我寫」我說「幹拎娘小孩是你的還是我的」
不是啦我當然不會講這麼不專業的話，我只是笑笑的說他先寫，寫什麼都可以，我會幫他修改、出主意，他放心吧。

他盯著信紙，手開始抖，然後慢慢寫上孩子的名字，說爸爸很想你。他邊寫邊哭，字本來就很醜了，豆大的淚珠更是把整張信弄得更難讀。我沈默的想著幹，原字筆應該拿油性的給他才對。

信寄了好多次，每次都查無此人被退回我的辦公室（因為遊民沒有信箱可以收信），我每次看阿北很興奮來找我問我有沒有回信，我只能搖搖頭。然後我就帶他去報警，報子女失蹤。報案的那天，我坐在他旁邊等著做筆錄，#員警說因為子女已經成人了，就算找到，#員警也無法告知他子女所在地址，#除非子女自己願意講，#他們才能幫忙傳話。阿北請警察一定要告訴他子女他的電話，警察說好，也留了阿北的資料。

後來你們也猜到了，警察找到子女，子女銷案，但不願意透露行蹤，阿北只知道子女還活著。

我不知道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某天阿北很激動的打給我，說他子女打給他了。我很高興的問他發生什麼事，阿北說有個無聲電話打來，那一定是他的孩子，他很激動的對無聲電話大喊「xXX是你嗎！我是爸爸啊！」他喊了很久，電話都沒有回音，然後掛斷了。他手機儲值卡沒錢了，只能接不能撥，拜託我幫他聯絡。

我用Whoscall查了那支號碼，那是一支上千人通報過的詐騙電話，大家都說這支電話無聲騷擾，不要接。

「不可能、不可能」阿北不接受我的答案，他空洞的轉身離開辦公室，不知道是藍白拖破掉導致的足部蜂窩性組織炎，還是他此刻魂不附體，他搖搖晃晃的離開。

我也很難過，我多希望像上一篇的留言一樣，這些都是唬爛的，如果這些悲傷都是唬爛就好了，如果我說的都是假的、我掰的、如果大家都可以真正過快樂的生活，那就好了。

可是就不是啊。
我說的每個字，都是真的。』

Re: [新聞] 4千萬身價街友被長照女主任偷偷登記結婚 https://disp.cc/b/163-e0Tl ｜前情提要 https://www.facebook.com/PttGossiping/posts/2410647919072858

魔術方塊，是一個轉來轉去，又會轉回來的東西。

殯儀館的清潔，不好找。地點特殊不說，有時候大日子一個禮廳會使用好幾場，搭棚子，佈置花山的大哥，也不會很溫柔地幫清潔人員分類。廁所也是要隨時保持整潔。法醫驗完屍體後，還要跟我們一起清潔解剖檯，大家燒紙錢的爐子，裡面的爐渣，一樣是要他們清潔。

有陣子人太難找，不僅老闆要自己下來做，有時候他們跟機關有合約，一天至少要出現幾個人，不然會被罰錢。老闆就會花一天三到五百去公園找遊民來湊人數。所以常常遇到一些怎麼叫都不做事，穿著清潔的衣服躺在樹下乘涼，有時候去收一下別人不要的三牲、水果。然後老闆做的要死。下了班後老闆還要跟他們說「辛苦了，明天還會來吧？」一般不用做事，又有雞肉豬肉豆乾水果好拿，還有錢領，誰不要來？所以老闆一邊找正職，一邊用這些人湊人數，一邊還要自己下來貼，真的很辛苦。

某天一個正職清潔員，跟我們借消毒水，他們要消毒。我覺得很奇怪，他們常常跟我們借消毒水，到底一個月他們領多少消毒水呢？怎麼每次都不夠？於是我問他。

「你們一個月領多少呀？怎麼常常不夠？」

他悲憤地說

「怎麼會夠，我要養四個孩子，老婆又沒工作，我一個月才賺兩萬多，房租奶粉付一付就沒了！每個月都跟老闆預支下一個月的。我這個月拿到手再扣掉上個月借的，也只有一萬一，怎麼會夠！湊人數的又不做事，我們這些正職做的要死！」

「⋯⋯⋯我說消毒水」

「歐⋯⋯一個月一箱，抱歉抱歉，我會叫老闆準備多一點」

於是，每次我看到那個二十多歲有四個孩子的清潔員拿著三牲回家，我都會覺得，很好，至少大家可以幫他一點忙。

今年年初，他們在整理禮廳的時候，摔壞了別人花瓶，那花瓶一對八千。

清潔弟弟賠完錢後，制服一脫，跟老闆說「這種爛工作我不做了！我好手好腳的，不信外面沒工作，我就算去做粗工，也不回來這裡。」

之後的好幾個月，我都沒看到他。

這個月，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在拖地，我覺得很眼熟，仔細一看，笑著跟他說。

「你又回來了呀！」

他靦腆的笑了笑，低著頭繼續做事。

回家的時候，又看著他拿回去的三牲跟水果，不禁替他擔心，天氣那麼熱，希望不要壞掉，至少不要讓小朋友吃了生病。

曾經我問他，怎麼不努力找一個可以翻身的工作。他笑著說「我哪有這種機會。」

或許，他的人生就像這個現在在蝦皮熱賣一個八十滿兩百免運，造型十分吸睛，適合老人小孩玩的「麻將魔術方塊」一樣吧！

有種人生，就算你再怎麼努力，其實都被定型了，轉不出別條路⋯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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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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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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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