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介紹一位美國總統，就是美國的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有的人可能對他不太熟悉，讀完這封信之後，你也許會對這位低調的總統留下不一樣的印象。

如果要問美國最好的時代是什麼時候，美國人通常會給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離我們比較近，就是克林頓當政時期。那時冷戰剛剛結束，又趕上互聯網產業起步，美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都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第二個時期很多人就沒那麼熟悉了，就是史稱「柯立芝繁榮」的柯立芝當政時期。雖然距離我們比較遠，但從經濟指標來看，柯立芝繁榮甚至超過了克林頓時期，柯立芝這位總統的很多做法也成為了後世學習的樣板。這封信我們就來瞭解一下，柯立芝是如何締造了美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柯立芝是一個怎樣的總統？
柯立芝最初其實是從副總統位置接任總統職位的。他原本是第29任總統沃倫·哈定的副總統，1920年和哈定一起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1923年哈定因為突發心臟病身亡，柯立芝就接任了總統之位。柯立芝做副總統時十分低調，他剛接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第二年就是新一屆大選了，柯立芝肯定會被選下去。結果柯立芝上台後一掃之前哈定內閣醜聞的陰霾，成功恢復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在1924年大選中又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且在接下來四年中開創了「柯立芝繁榮」的局面。

柯立芝並不貪戀權力，儘管他的支持率極高，但他仍然決定不再參加1928年大選。他說：「如果我再任職一個總統任期，就會在白宮待到1933年……十年，比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離任後，他和妻子回到了老家北安普頓，開始寫作。根據傳記作家唐納德·麥考伊在《柯立芝傳》中的描寫，當時美國民眾希望柯立芝再乾一屆的熱情堪比當年輓留國父傑斐遜。

柯立芝治理國家的理念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不妨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講的。成為總統之前，柯立芝曾經在馬薩諸塞州擔任州長，在就職演說中，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馬薩諸塞州是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它的一分子。弱者的福祉和強者的福祉密不可分。如果勞工憔悴，工業也不會繁榮；製造業衰退，運輸業也不會興隆。任何單方的行動，都不足以提供普遍福祉。但也要記住，一個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忽視一個人就是對所有人的忽視。暫停一個人的股息，也意味著停掉另一個人的薪水。」

這段話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說出來的呢？當時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都認為資本家太富有了，應該限制他們的利益。瞭解了這一點你就能體會到，柯立芝其實是在強調每個人的合法利益都應該得到正當的保護。後世的歷史學家也認為，柯立芝是一位典型的秉持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總統。

為什麼柯立芝堅持保護有產者的利益？
柯立芝自己是這樣詮釋這一理念的。首先他講，美國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尊重個人財產的前提之上。如果可以隨意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就相當於可以隨意剝奪他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做法必然會傷害社會的正義。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享有自己的財產乃是人的天然權利。說到底，財產權和個人權利是一回事，一方遭到侵犯，另一方也難以苟全。就在柯立芝這番講話的20多年後，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納粹政府開始剝奪公民的財產，社會的自由也就此喪失了。

第二，柯立芝強調，政府不能解脫人們的辛勞。柯立芝講，政府的作用是照顧社會中的弱者，比如殘障者等等；同時，政府也可以表彰那些傑出的人士。但是政府不是保姆，它的職責不是供養所有人的生活。人仍然需要自立，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取得成就。弱者需要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打擊強者。

第三，柯立芝講，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也只有這樣，現在的弱者和窮人才有可能在未來變得富裕；如果要剝奪富人的財富，窮人也會失去富裕的機會。這很好理解，如果一個人變得富裕，財富就會被拿走，那麼人也就不會有動力追求富裕了。

歷史學家克勞德·費斯評論說：柯立芝體現了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希望，他能解讀中產階級的期待，表達中產階級的意見。你可能會覺得柯立芝好像是站在富人一邊，其實只有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富人的權利，人們才會有動力去奮鬥。如果個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社會也就失去了走向繁榮的驅動力。

在自由市場的作用下，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平均的，如果要強行拉平，就像非要把生長速度不一樣的樹木剪成一樣高，違背了自然的屬性。財富從被創造出來，到惠及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總是有一個傳遞的過程。知識也是如此，人類發現了新知，總是從那些最前沿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慢慢傳播到普通學校、再普及到中小學之中。
我們不會因為大學的知識密度比小學高，就廢除掉大學，把大學的研究資料平均分給一百所小學，因為這樣不會促進科研的進步。同樣的道理，柯立芝認為，應當保護那些通過奮鬥獲得了大規模財富的人和機構，因為這最終會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繁榮。簡單來說，柯立芝主張通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來解決貧困問題，而不是平均主義。
柯立芝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柯立芝的這一套想法是1913年他擔任麻省參議員的時候提出的，十年之後，他成為了美國總統，有機會將他的理念付諸實踐。那麼他的成績如何呢？
柯立芝剛上台時，美國剛剛結束一戰後的經濟危機，由於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美國政府當時是債台高築，雖然比歐洲的情況還是略好一些。1923年夏天柯立芝上台之後，到1929年1月柯立芝離任，這期間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近一倍，佔到了當時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同時，美國的技術革新、設備更新和企業生產管理的科學化，也使得它在全世界的競爭力迅速提升。
柯立芝保護有產者的理念並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而是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3%～4%，是歷史最低點，美國失業率再次接近這個水平是疫情之前特朗普當政時期。柯立芝在任期間，中等家庭年均儲蓄額以每年8%的速度上漲。到他離任時，美國的汽車產量比一戰後漲了3倍，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擁有一輛汽車。1921年剛剛被推向市場的電冰箱，到了1929年已經成為了美國中產家庭中的常見電器。柯立芝自己也在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了「此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柯立芝繁榮的說法也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柯立芝的減稅政策並沒有產生財政赤字，而且由於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柯立芝當政期間第一次做到了使政府債務大幅減少。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總統做到了這一點，另一個就是克林頓。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說來簡單，雖然減稅了，但由於經濟繁榮，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總量增加，因此稅收總額並沒有什麼減少。
柯立芝在經濟上成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的作用，發展新工業。柯立芝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但是他從來不主張通過補貼的方式促進農業發展。一戰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麥克納利-豪根農田救濟法案，就是由聯邦政府出面來購買農產品，幫助美國農民和歐洲農業競爭。柯立芝否決了這個法案，他講，農業也必須「立足於一個獨立的商業基礎之上」。相比之下，柯立芝更支持通過實現農業現代化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有人評價柯立芝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總統，其實柯立芝當然做了很多實事，包括大力支持美國民用航空業發展、推動航空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革新等等。不過，也可以講柯立芝的政治理念和「無為而治」有相通之處，就是政府做的事情越少越好，相信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相信商業社會和企業的效率。
類似地，在法律方面，柯立芝也認為「人無法制定法律，我們只能發現法律」。柯立芝講，社會中存在著一些有利於社會的習慣、規則和文化，立法機構的職責是去發現它們，將它們提煉成法律，而不是基於主觀意見閉門造車，制定不合民情的僵硬的法條。
另外，柯立芝重視法律的權威，警惕多數人的暴政。他講，政治運動不能代替法律，如果審判可以在法庭之外進行，法制也就壽終正寢了。今天互聯網上有一些所謂「鍵盤俠」的做法，就像是要在法庭之外進行審判，這就不符合法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柯立芝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我們要廣泛地、堅定地、深刻地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渴望做正確之事……國家才會長存。」
小結
柯立芝於1929年卸任之後，美國發生了大蕭條事件，有的人就認為，是不是柯立芝的一些做法讓經濟過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也是之前一種流行的觀點。不過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發現導致大蕭條的原因非常多，結束大蕭條的原因也非常多，很難在柯立芝的政策和後來的危機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同樣的道理，也很難把克林頓的政策和2001年的股災直接聯繫起來。
總的來講，柯立芝確實創造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期。他言行合一，用實踐向人們展示了保護個人財產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降低稅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以技術發展驅動產業更新的重要性。」

Joe：「其實不只科學領域也有發明，政治也可以有發明，美國憲法就是人類史上偉大的發明，這部憲法誕生的關鍵是什麼，第一，黑箱作業，讓專業的來，第二，脫離英國，獨立建國，然後憲法修正需要很長時間的優化過程，而且不是把別人設計好的制度隨插即用，那會水土不服」

美國剛獨立的時候只有十三個州，甚至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國家，大概是類似聯合國的大型區域性組織，包含管轄範圍內的原住民、奴隸和契約勞工，人口大約不到300萬人，為了對抗當時世界第一的海上霸主英國，北美十三州的大陸軍隊靠高額軍餉募兵，從巔峰4萬多人，到戰爭結束1.3萬人，光這些軍費支出，美國在戰後負債高達3500萬美元，1784年，當時美國一年稅收37萬美元， 連付欠款利息都不夠，為了打贏英國，美國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戰後簡直是民窮財盡。

在國際市場上，美國非常需要英國的貿易市場，但英國港口封鎖了美國商船的貿易，英國通過《航海法》，嚴格控制殖民地對外貿易的運輸和市場，並通過對市場的直接控制，嚴格限制美國的海外貿易，法國和西班牙達到削弱英國殖民地勢力的目的後， 斷絕了對美國的援助，並解除對美國的貿易關稅優惠，美國對外出口貿易可以說完全被當時的英國封鎖。

當時英國是一個擁有全球最強海軍的大型組織，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每個殖民地都有被賦予的任務，有些生產原料，有些負責製造，有些負責消費，英國控制的地方包括印度、東南亞、非洲、美洲，北美十三州以外的區域都是英國直接或間接管轄，美國勢力只能被鎖在北美洲。獨立以前，美國在英國經濟政策的支配下，美國的製造業主要是散落在各家庭的小規模代工，當時美國主要的職業是木匠、鐵匠、鞋匠等，美國周圍都是各國的殖民地，在沒有海外市場的情況下，美國製造業出口算是被封死。

美國在1784到1787年之間，基本上屬於無政府狀態，在龐大的債務壓力下，民間債務因為沒有強制力，許多人索性不還債，大家欠來欠去，各州之間也很混亂，勢力較大的人甚至據地為王，當時歐洲人眼中的美國，基本上是政治上無政府、經濟上無秩序、國民間無素質的蠻荒地區，許多美國人開始思考，是否要回歸原本的母國，也就是重新回到英國的統治。雖然英國在經濟上欺負美國，但沒有英國的管理，美國人生活過得非常的不適應，原來打敗英國人的船堅炮利還算簡單，反而是要管理好美國內政才真困難。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21世紀的美國霸權，人們應該很難相信，兩百多年後，美國會發展成世界第一的經濟體，18世紀美國面對英國的困境，和21世紀台灣面對中國的困境有些類似，台灣和當時的美國都想和國外的各國進行經濟貿易，人們都希望有自由的生活環境，不希望被世界霸權打壓，當時的美國，艱難程度搞不好比現在的台灣還高；而18世紀末，讓美國脫胎換骨的關鍵，正是美國的制憲會議，當美國有可以依循的完整憲法，美國政府才能依法行政，國家運作才上軌道。

美國建國總統George Washington感嘆，只靠為多數人利益所設計出來的規則，如果沒有國家的憲法規範，光靠自由市場機制，國家難以正常運作，必要需親自建立一個屬於北美十三州的新政府，而新政府需要一個全新的憲章法律，規範全國人民，於是美國的創國先賢們決定舉行一場制憲會議，就是後來著名的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終於把美國從北美十三州邦聯，升級為美國聯邦，一個有作用的政府開始啟動。

當時美國十三州主要有四大僵局，第一，南方各州希望稅收時不計奴隸人口，選舉時則要計入奴隸人口；第二，各州人口數量不同，大州要求按人口比例產生議員數量，小州要求各州議員數量相同；第三，各州產業結構不同，工商業州希望降低稅收和關稅，農業州希望高關稅，認為保護主義比較理想；第四，國家未來向西開疆發展時，要確保東岸各州的利益。

在維護十三州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可想而知要完成一部十三州都同意的憲法有多難，這部憲法耗費了四個多月的會議才完成，可以說是人類政治史上的一項發明，會議中Washington是主席，參與者還有美國許多開國元勳，Benjamin Franklin、James Madison、Alexander Hamilton、James Wilson、George Mason等，他們完成了三大妥協：

「偉大的妥協」（The Great Compromise）：眾議院按照人口數投票，參議院各州兩名參議員代表，州稱為邦，參議院為第二院，涉及較多的人事，眾議院為第一院，涉及較多的財政，參眾兩議院權力，互相制衡。

「五分之三妥協」（The three-fifths compromise）：南方州的奴隸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折算人口，用規劃選舉權的票數。

「商業妥協」（The commerce compromises）：南方和北方經濟利益衝突相關的妥協、國會管理各州商業貿易權限的妥協。

三大妥協和憲法制定過程在會議全程保密，讓專業的政治家分工討論和設計法案，和基層民眾必須有一定隔絕，避免群眾和媒體形成輿論壓力，影響憲法制定者立場，各州代表帶著各州的民意與會，會議現場允許各州代表可以改變或反悔立場，整個討論過程有相當大的彈性，在歷經四個月的爭吵才產生共識，美國定義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政治：在維護少數人利益和尊重的前提下，在某些項目使用多數決定的原則，這才是真民主，例如大多數國民表決通過不納稅，所以全國免稅，這種暴力民主，不能稱為民主。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也產生了制憲會議，但在當時法國全民監督和輿論下，政治專業的設計概念無法融入憲法制定中，法國的君主立憲顯然不像美國這麼完善。美國的例子告訴全世界，制定遊戲規則和執行遊戲規的人是誰很關鍵，這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美國這部憲法的典範，讓後來許多建國的獨立國家紛紛效法，例如中南美洲各國，以為國家能執行這部憲法，就可以能成為像美國那樣的民主自由國度，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擅長詳細體察各方利益，以「利益」為一切的驅動力，除了均衡分配權力，還要用政治技術封鎖多數人所導致的暴力，民主不是所有人一起參與管理國家，而是把適當的人才，分配到適當的管理職位上，避免權力失衡，然後提高政治運作效率。

美國代議制度是怎麼運作的，一套國際協議要表決，美國政府各部門、白宮、參眾兩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派系、眾多環保、宗教、人權等許多各式各樣的團體，還有各產業代表等，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和妥協，這些過程透過許多媒體報導，美國各方人馬會因為輿論而形成自己的觀點，然後透過民意調查和民間企業統計，逐漸轉移壓力到政府各部門、國會和其他參與者的談判立場，即使只有小幅度的篇幅修改，都會讓只有一點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盡量參與討論，這種民主政治的決策是非常冗長的程序，至少是數季或數年起跳，只為了讓國內主要團體、企業和多數人民承擔決策的結果，至少人民可以承擔可預見的結果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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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