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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命題四大特色 考生眼手都要到

板橋高中國文老師官廷森指出，根據大考中心公布的研究試卷，未來命題可歸納出四大特色，一是命題情境化，不管引用文言或白話文，常有個情境的故事，例如有一題組同時引用世說新語和魯迅講竹林七賢的文章，要考生瞭解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背景。

第二，是強調整合運用的能力，非選、選擇題混合考，考生要真的讀懂文章，更無法瞎猜，但非選偏重只要寫約10-40字的簡答題，且會有提示，官廷森舉例，研究試卷有一題引用2015年一篇現代小說，把超商搶匪比成鬼，要考生從文中找出兩處描寫搶匪呼應鬼的什麼特色，就有圖例：半夜搶超商，對應鬼的「倏忽出沒」。

三是未來命題更強調跨領域、跨學科，且會引用時事文章，例如研究試卷有一題改寫李開復、王詠剛的書《人工智慧來了》，問考生：假如你是一位出版社編輯，以「人工智慧來了」為標題，請從下列四個標題文字，選出一個最適合的選項，並說明選擇的理由（建議作答20-30字）

(A)人類生命意義將要全部被改寫
(B)用樂觀的心態繼續走向新世界
(C)機器自動化勢必取代所有工作
(D)更應重視科學思想與技術教育

第四，官廷森說，未來國文考題更要檢視學生表達、說明的能力，要能統整、分析、歸納長文，再言簡意賅寫出重點，例如讀完一篇北非迦太基王國的興亡史，考文中提到：希臘人形容迦太基人是「為了搬運燒洗澡水的木柴而弄得灰頭土臉，卻始終沒去洗澡的驢子」，這意謂在希臘人眼中，迦太基人具有怎樣的生活態度？（建議作答約10字）」

官廷森提醒未來考生，因應新型國文考題，平時一定要多讀、多寫，「不只眼到，手也要到」，念書時要隨手做筆記、摘要、能快速抓到重點，才能拿高分。

活動主題前情提要 :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魏晉南北朝時期，
「筆記小說」的代表作，
記載東漢至東晉間，
名流雅士的言行風貌和軼文趣事。
也產生了許多成語典故！
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小故事吧！

資料來源：http://www.ifuun.com/a20178194614409/

【在苦瓜鹹蛋與辣子雞丁之間：所有創作都必然是個人化的】
◎伊格言

在《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中，藉由伊莉莎白這位睿智、尖銳、刻薄、機車無比的作家，柯慈（J. M. Coetzee，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批判了某些「自我異國情調化」的寫作。事情是這樣的：大作家（同時也是老作家）伊莉莎白‧卡斯特洛在郵輪上遇見了一位同行，一位舊識，一位非洲作家伊曼紐爾。與伊莉莎白相同，伊曼紐爾同樣受邀發表演說，講題為「非洲的小說」。何謂「非洲小說」？伊曼紐爾認為，非洲基本上並無小說傳統，真正興盛的是所謂的「口語傳統」。非洲人並不慣於在候車亭、在茶館裡、在書房裡、在長程郵輪上、在空閒獨處時打開一本所謂「小說」來看──如果他們真有閒暇之日，他們傾向於聚在一起聊天打屁，他們傾向於一種「在場性、演示性的敘事」（《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一個法國作家或英國作家的身後有著數千年的文字傳統……而我們繼承的是口語傳統」）。也因此，非洲作家伊曼紐爾表示，「非洲小說，真正的非洲小說，是口語小說。在書頁上，它處於休眠狀態，只有一半的生命；在我們身體的深處有一個聲音，只有當這個聲音把生命吹入詞語，小說才會甦醒過來，才會把話說出來。」

這有趣極了；且毫無疑問啟人疑竇。我們不禁想提問：如果多數台灣人有空，他們會習於「打開一本小說來讀」嗎？我當然不這麼覺得；我覺得台灣人也比較喜歡聚在一起（在熱炒店，在咖啡館，在辣子雞丁與苦瓜鹹蛋之間）聊天打屁，或議論是非，或闔家觀賞政論節目中無日無之的爭吵作戲兼且議論是非（但當然，說台灣人和非洲人相近，我想多數台灣人都會氣得彈出來）。如果多數中國人有空，他們會習於「打開一本小說來看」嗎？我想也相當可疑。台灣人有所謂「數千年的文字傳統」嗎？華人有所謂「數千年的文字傳統」嗎？顯然是有的；那麼，「數千年的小說傳統」呢？

這或許不是新鮮話題。張大春在《小說稗類》中已然明示：現今所謂小說形制，大抵全屬西方製造；而與中國文學傳統意義上的「小說」並不相類。「中國小說」，或說華文文學傳統之下的小說，是唐傳奇（〈杜子春〉〈聶隱娘〉），是說部（《水滸傳》），是筆記（《世說新語》），是「三言二拍」；非為西方所謂「story」或「novel」之範疇所能概括。我們當然也不難直接指出某些華文作家試圖繼承這樣的華文小說傳統──舉例，阿城的《遍地風流》（筆記傳統）、汪曾祺（筆記傳統）、金庸（說部傳統）、張大春自己的部分創作等等。然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中這位不識相兼且無禮貌的女作家（我們難免將之視為柯慈的化身──可以預期，或許柯慈本人也頗樂在其中）如此譏嘲「非洲作家」伊曼紐爾：
至於他所鍾愛的口語小說──他已經靠這個建立了他作為演說家的職業基礎，伊莉莎白發現，這個觀念連核心都被弄混了。她寧可說，「一部小說如果講的是那些生活於口語文化中的人，那它未必就是口語小說。正如一部關於女人的小說並不就是女性小說。」

她（伊莉莎白、柯慈）的看法是對的嗎？我認為是對的。問題在於，難道不能以接近口語的形式書寫一本口語小說嗎？這又有何不可？

我想我們或許接近結論了（伊莉莎白的尖酸刻薄令我們獲益良多；而柯慈極可能並不知道，張愛玲的尖酸刻薄同樣曾令深處華文語境的我們獲益良多）──所有的文化遺產、文化元素：中國的、異國的、華文的、世界的、台灣的，無論來自何方，理論上原本即可為人所用，為小說家所用。小說家當然可以口語的形式書寫一部關乎口語文化的小說，也可以「小說慣用書面語」的形式創造一部關乎口語文化的小說。作者有他自己的個人成分，這關乎個人癖性、文化養成，甚至可能關乎市場需求。但無論如何，站在一個藝術家的角度，當我們討論一部作為或優秀或拙劣的藝術品之小說，重點畢竟是一個個人化的深沉視野，個人化的特色，而不在作者的身份，也不在於作者對於任何文化傳統的「繼承」。以小說藝術觀點而言，任何所謂「繼承」，並不比一個個人化的獨特視野、或小說家如何「化用」那些「繼承」以創造此一獨特視野來得更重要。沒有什麼比一個觀點、一個視野的深邃豐富更重要的了。一部小說並不會因為它繼承（或不繼承）了什麼而變得更優秀，但一部小說絕對會因為它提供（或無法提供）一個獨特而深邃的個人視野而關鍵性地決定了它的藝術高度。真正無可迴避的是，所有創作都必然是個人化的。這是我的看法。
（本文為作者於2014年10月中國湖南長沙「兩岸四地文學論壇」會議發言草稿）
（圖為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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