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Y按:同樣的,看看外國同行對這本書的看法:

關於《大分流》的爭論
2003年第1期
美國康乃狄克州立大學
賴斯利‧豪納

　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在《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
的形成》一書中認為，與中國相比，歐洲經濟並非早已(1800年前)具備內
在的“決定性優勢”。毋寧說，只有當歐洲藉助於煤炭以及與新大陸的貿
易緩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壓力時，它才有可能走上分流的道路。黃宗智在他
對《大分流》一書的評論中指出，彭慕蘭的論證具有“意識形態的或情感
的”吸引力，因為它與此前的學術研究相比不那麼以歐洲為中心。但是他
警告說這種吸引力不應代替事實證據。同樣的，羅伯特‧伯倫納(Robert
Brenner)和克裏斯多弗‧依賽特(ChristopherIsett)也質疑彭慕蘭對證據
的運用及其結論。彭慕蘭在他的書中以及他對這些批評者的回應中，提出
了一些重要的反駁觀點。然而，總體而言，他的論證已為來自黃宗智、伯
倫納和依賽特的令人信服的批評所動搖。

　黃宗智認為，十八世紀的歐洲蘊育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而同時代的中國
則潛伏著十九世紀社會危機的根源。他對彭慕蘭的批評可以分為四個主題
：農業，內卷化對勤懇，人口，以及煤炭。黃聲稱，彭慕蘭忽視了有關十
八世紀英國農業革命－－這場革命使得英國更可能發生工業革命－－的重
要學術成果。當中國實行單一的種植業經濟時，歐洲的種植業和畜牧業已
經齊頭並進，黃稱之為“資本密集型的農業體制”。反之，“勞動密集型”
的中國農業制度雖然使得土地產出最大化，單位勞動的生產率卻較為低下
。為了證明這一點，黃運用了一些《大分流》中未曾引用的學術成果。他
引用了安東尼‧魏格禮(E.AnthonyWrigley)和羅伯特‧艾倫(RobertAllen)
的著作，後兩位透過對農業投入和產出的統計得出結論說：十九世紀之前
英國農業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黃認為彭慕蘭混淆了土地
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雖然中國的土地相當高產，但是中國沒有經歷英國
那樣的勞動節約型的進步。

　接下來，黃維護了他關於中國內卷化的理論－－這一理論在《大分流》
中受到長篇累牘的批評。中國曾經歷“不斷遞減的勞動邊際報酬”，並且
抵制了勞動節約型的資本化和規模經濟。以絲的生產為例－－農民以額外
的勞動時間生產絲，雖然報酬率在下降，家庭收入卻能得到增加－－黃將
他內卷化的概念清楚地表達為“沒有發展的增長”。他批評彭慕蘭忽視了
中國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和使得規模經濟成為可能的英國大農莊之間的區別
。黃還認為，彭慕蘭誤解了弗裏斯(JanDeVries)關於歐洲工業革命的理論
。黃聲稱，由於歐洲和中國都曾有過以低下的平均工資僱用婦女兒童的
情形，彭慕蘭就以為二者都有勤懇的特徵；然而，黃堅稱中國並未經歷曾
經有助於歐洲走上工業革命之路的城市化和消費的增長。他說，彭慕蘭忽
視了英國這些發展的革命性。

　關於人口，黃把溺殺女嬰稱作“嚴重的人口壓力”和貧窮的一個指標
－－而不是彭慕蘭所主張的預防性的生育控制。在黃看來，彭慕蘭之所以
願意從預防性的角度看待溺嬰，是因為這種看法有助於其論證的若幹方面
。彭慕蘭認為，中國的人口並不比歐洲面臨更為嚴峻的馬爾薩斯式的生存
壓力；他們都運用預防性措施來控制人口。同樣，如果把出生不久即被溺
斃的嬰孩從壽命預期和死亡率統計中排除，那麼這些統計數字就會比較有
利。與此相反，黃則引用溺殺女嬰的比率隨著貧窮程度的增長而上昇的證
據，主張溺嬰應被視同於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生存壓力導致的其它類型的
人口死亡。黃的觀點是令人信服的。把溺嬰描述為一種預防性措施在邏輯
上是有問題的；畢竟，溺嬰所避免的是撫養女孩的負擔，而不是懷孕本身。

　最後，黃把煤炭看作造成地區分流的一個因素。黃把彭慕蘭的論證概括
為一種機遇論：“英格蘭之所以區別於長江三角洲，是且僅是由於偶然取
得了煤炭以及殖民地。”他指責彭慕蘭“歪曲運用”了作為其主要證據來
源的魏格禮的著作。魏格禮強調的是煤在十八世紀、而不是十九世紀的作
用，同時他把煤列為有助於歐洲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之一。另外，彭慕蘭
表示中國缺乏煤炭資源，黃卻堅稱中國蘊藏著豐富的煤炭，對這一資源緩
滯開發是由於缺乏工業需求。

　伯倫納和依賽特同樣認為一種“存在已久的決定性的分流因素”使得英
格蘭與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到十八世紀中期分道揚鑣。與黃一樣，他們認為
英格蘭經歷了一種勞動生產率的上昇，這與長江三角洲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截然相反”；伯倫納和依賽特把這種對照稱作說明地區分流的“決定性
因素”。因為我們已經詳盡介紹了黃對勞動生產率的討論，以下我們就將
關注在對黃的討論中未曾涉及的伯倫納和依賽特兩位的貢獻－－此即，財
產和市場關係，以及生態危機。首先，伯倫納和依賽特指出，由於長江三
角洲和英格蘭都存在明確規定且安全可靠的財產權，彭慕蘭因而推論這
兩個地區都具備容許資本積累的制度性框架。然而，他們提供的證據顯示
，中國的地主從其佃農那裏每年大約收取農業產出的30％到40％作為租金
，這些錢被用於他們個人的、且是非生產性的需求。彭慕蘭忽視了“處於
三角洲政治經濟核心的這種重大的食利者因素”。除了這種“對剩餘的抽
取”之外，中國農民還以直接的、非市場的方式穫得他們的生活資料，所
以他們不需要進入市場，面對競爭。反之，英國的佃農被從他們的土地上
剝離出去，被迫在“競爭性的土地市場上尋求商業租約”。因此，他們推
論說，英國的財產制度鼓勵進入競爭性的市場，而中國的制度則並非如此。

　在描繪了一個為土地短缺、過度采伐和地力耗竭所困擾的十八世紀晚期
的中國之後，伯倫納和依賽特展示了一個免於生態危機的英國。英國透過
高產的農業或歐洲的進口仍然足以養活它的人民。有趣的是，他們用彭慕
蘭自己的論據來說明英國並不是因為來自新大陸的進口而免於食物匱乏；
幾乎全部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糖，隻佔英國1800年卡路裏消耗量的4％。沒有
這種來自新大陸的進口，英國依然能夠養活其人口。伯倫納和依賽特還批
評彭慕蘭為了把英國描繪成面臨類似中國的生態危機，曲解了魏格禮關於
英國煤炭的觀點。相反，他們認為英國並未面臨原料短缺，英國轉向煤炭
只是英國工業增長的繼續，而非另辟新徑。

　當然，黃、伯倫納和依賽特對彭慕蘭著作的某些批評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譬如，伯倫納和依賽特對歐洲生態危機的否認並未針對彭慕蘭提供的有
關此地過度采伐、地力衰退，以及有害的氣候變化的證據。此外，當彭慕
蘭指出黃有關中國織造收入的數字搞錯了一個小數點時，他也小佔上風。
當黃的錯誤被更正時，織造就顯得更為有利可圖；因此，中國的織造或許
並不能說明黃所提出的勞動回報的內卷式遞減。彭慕蘭在他的反駁中還質
疑了黃的“目的論”取向，即對發展的評估完全以資本密集型的勞動生產
率為基準。以日本德川時代為例，彭慕蘭力主勞動密集並不必然是“早期
現代發展的反面”。確實，黃因為過於專注勞動密集與資本密集對立的問
題，導致了對彭慕蘭著作多變性的忽略。《大分流》主張除勞動生產率以
外還有其它衡量發展的標準－－例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當時中國經歷
了發展，雖然可能不同於歐洲的發展。

　彭慕蘭在他的文章中還澄清了黃對其中心論點的“錯誤表述”之處：即
“英格蘭之所以區別於長江三角洲，是且僅是由於偶然取得了煤炭以及殖
民地。”彭慕蘭指出，煤和殖民地並非“大分流的全部內容”，但是它們
曾被嚴重低估。機遇和地理上的運氣不是英國取得煤和殖民地的唯一解釋
，但運氣並不是“無足輕重的”。當彭慕蘭引述黃對自己觀點的解釋時，
他仔細地指出，黃未曾引用原文，靠的是他的“印象”。總之，彭慕蘭稱
黃誤解了他的觀點。

　然而，總體而言，彭慕蘭的批評者成功地使他的結論引起了懷疑。黃的
評論暗示，彭慕蘭在尋求對某種歐洲中心觀的揭露時，為了推進他的論題
而操縱或遺漏證據。例如，黃舉出對英國農業革命做出重要評估的資料，
譬如安東尼‧魏格禮1985年的一篇文章。雖然《大分流》中用到魏格禮的
其它著作，但彭慕蘭偏偏忽視了這一篇。黃使讀者懷疑，彭慕蘭是否因為
與其觀點衝突而有意排除了這一資料。隨後，黃批評彭慕蘭在“操縱……
迥然不同及互相矛盾的數據以達到他所期望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
在此具體是指十八世紀中國婦女從事紡織取得的工資要高於其生活必需
－－之時，對實證數據采取了“摸彩式的做法”。此外，他指出彭慕蘭的
數字假定成年婦女使用的是效率高於單錘紡車的三錘紡車。黃襬出由徐新
吾－－彭慕蘭書中引用到的另一位學者－－提供卻為彭慕蘭所忽略的證據
：三錘紡車比較昂貴，因而並不普及，隻在三角洲的一小部分地區使用。
伯倫納和依賽特提出類似的說法，稱彭慕蘭“盜用”了魏格禮關於英國轉
向煤炭的理論；他們還指出彭慕蘭以日本的證據來論證中國水質優良。

　彭慕蘭自己的說法有時也不能令人信服。例如，為了反駁黃以工業需求
的缺乏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有可用的煤炭卻未用於長江三角洲這一觀點，彭
慕蘭引證中國的煤礦與長江三角洲之間的遙遠距離－－這是一個首次見於
《大分流》中的觀點。他還指出英國有另一個轉向煤炭的優勢：蒸氣機。
然而，仔細推敲，彭慕蘭的觀點令人懷疑。在他著作的前面，當論證“工
業革命的核心技術有可能在歐洲以外發展起來”之時，彭慕蘭解釋說，中
國人已經非常接近於發展出蒸氣機所需的技術－－但是他們沒有發展出來
。他承認，“我們永遠無法說清為什麼這種技術事實上首先在歐洲發展了
出來。”那麼，蒸氣機的缺乏真的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為什麼缺乏煤炭開
發嗎?如果交通運輸和沒有蒸氣機對中國人是不利的－－而蒸氣機又是有
可能發展出來的－－那麼他們為什麼不發展呢?也許，正如黃所說，是由
於缺乏工業需求，而這正說明英國更適宜於工業化。

　的確，正如黃在他的評論文章的結尾處所說，《大分流》對這一歷史領
域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彭慕蘭從歐洲和中國的學術成果中綜合了大量
的數據資料，並且提出了激發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促使對以往更歐洲
中心主義的學術成果的再評估。雖然黃、伯倫納和依賽特的評論並不質疑
彭慕蘭的良好意願，他們確實質疑他為支援其論題而對證據的運用。黃、
伯倫納和依賽特除了提出他們自己的證據以表明歐洲在諸如農業、人口、
資源、市場結構，以及生態這些方面都更適合於工業化以外，還批評彭慕
蘭對他的證據的運用。當然，這些評論並未全面懷疑彭慕蘭的重要著作
，而且他也能對他們的某些意見做出反駁。但是，總體而言，彭慕蘭的論
證確實是有缺陷的，而這些批評也確實對彭慕蘭的論據和結論提出了有力
的質疑。
　　　　　　　　　　　　　　　　　　　　　　　　　　(田嵩燕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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