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27）
通俗文化的記憶

有讀友問我能不能多寫些戰後香港的事，如平日生活、物價、交通等等。

我不是寫香港歷史，也不是寫生活記事，只是寫自己記得並想記下來的事。說交通，五六十年代港島與九龍的交通都靠渡輪，我隨父親坐汽車渡輪來往港九也不知多少次了。海底隧道和地鐵，都是七十年代才有的，相信是六七左派暴動之後，港府施政理念有改變所致。原委以後再談。

物價也記不得許多了，但從報紙售價可以大體上反映當時的物價和市民生活狀況。報紙售價一毫（一角）大概維持到七十年代初。1963年我參與創辦的《伴侶》半月刊，每份五毫；1970年我創辦《七十年代》每份七毫。

一毫子一份的報紙，那時有幾十份，可見有很多人願意投資。每間茶樓門口都有一個大報攤。許多茶客買一份報紙去嘆茶，嘆一兩小時後，就在報攤補五分錢（一個斗零）去換另一份報紙帶走。

嘆報紙嘆的就是港聞、狗馬、副刊，副刊主要是追小說。因此，那個時代，副刊的小說寫手是報紙要爭奪的。副刊專欄大都是報紙老闆親自管。寫手們寫的，有偵探小說、社會言情小說，而其中，又以作家高雄在報紙寫的連載，最能反映當時的流行文化和社會思潮。高雄生於1918年，1981年去世，原名高德雄（或名高德熊），筆名有經紀拉、小生姓高、石狗公、史得等，六十年代為《明報》寫怪論用筆名三蘇，而廣為人所知。他開創了「三及第」文體，並開創以貼近時事的社會處境小說《經紀拉日記》和《石狗公自記》。在眾多為報紙寫連載的通俗作家中，高雄可說是代表人物。他寫作題材之廣、產量之多、語言風格之奇，可說無人出其右。很多市民每天閱報都為了追讀他的專欄，最多的時候，他在十多二十份報紙的副刊有連載專欄，每專欄一千字，每天寫近二萬字。每一個專欄的小說都有連續性，他的奇才是要交稿才寫，居然記得每一個專欄昨天寫到什麼情節而可以續下去。而且可以引起讀者追看。他寫稿速度極快，曾經形容是像「縫衣車」那樣，右手拿筆不動，左手將稿紙往上推，大約二十幾分鐘就「推」出一千字。比抄要快得多。1966年我辦《文藝伴侶》時，約過他寫連載，看過他的手稿，他字跡固然潦草，但字體大都是有古代草書所本的簡字，那時的排字工人都是辨字專家，高雄的字跡雖草但不難辨認。

另一位是著名流行曲《今宵多珍重》的作詞者馮鳳三，他是1950年從上海來港的南來文人，以前在上海小報撰文為生，來港後成為寫稿佬，他稱之為「爬格子動物」。他在《新生晚報》以馮衡的筆名寫極短（三百多字）色情小說「仕女圖」，用聊齋體的古文去寫，看不懂的人不會去看，看懂的就會津津有味，當時也吸引我去讀。他另一個寫隨筆的筆名是司明，論述、見解也獨特，尤其是可以看到真正南來的上海人的觀念。他也日寫萬字，通常早上寫稿，下午就親自一家家報館去送稿。副刊稿都是二日前交，於是他在送稿的同時也順帶校閱次日要刊登的文章。

另一個日寫萬言的奇人叫王季友，以宋玉的筆名寫歷史人物的小說。他是寫舊體詩詞的高手，擅長以粵語入詩。他父親是舊學專家，原名陳文統的新派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就師承他父親，而王季友又是韓中旋學寫舊體詩的師傅。王季友以酩酊兵丁的筆名在《新晚報》每日寫兩首粵語打油詩，緊貼時事，抵死啜核。我最記得1957年，當時結第三次婚、年方25歲人稱玉女的伊麗莎白泰來，與新婚富商米高·鐸來港，酩酊兵丁賦詩曰：「情場幾度起風波，玉女終歸變玉婆，待到美人遲暮日，能否傾倒後生哥？」，說「終歸」，也是事實，一時成為絕唱，玉女之名號也瞬即在媒體被玉婆代替了。

這幾個都是在金庸、倪匡之前就名聞一時的副刊寫手，而且也同時被左派報紙羅致。他們是不計左右，有稿費就寫。我當時以讀左報為主，所以對他們印象頗深。有些只跟右派報紙寫的副刊寫手，我知道他們的名字，但較少去讀。

當時的新聞界雖分左右，但中共在1950年已經敲定了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為了中國的利益，願意讓英國長期在香港維持殖民統治。儘管中國大陸政治風波不絕，左派在香港的活動仍然以「團結大多數」和融入社會為主要方針。新聞之外，左派電影業和出版業，那時也盡可能融入香港社會。到六十年代中期，左派的新聞、電影、出版都較被香港市民接受，算是建立了一定的基礎，想不到1967年發生左派暴動，就自我毀滅了。（55）

圖1，網上找到一張五十年代西環的照片，散發著沉鬱的美。

圖2，六十年代初與堂兄李晨風一家合影，前坐右起李晨風、堂嫂李月清、陳琦（父親那時的妻子）、父親、我、李月清弟弟；後立者是李晨風五個子女：兆英、兆熊、兆安、兆燊、兆勳。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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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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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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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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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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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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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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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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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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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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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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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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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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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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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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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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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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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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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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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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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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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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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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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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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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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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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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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一千零一字」 (原載於《文訊》400期 )

2019/01.03的晚上九點，參加了鄭淑麗+馬修・富勒（Matthew Fuller）《Sleep 79》 唸書睡宿計畫。活動探討「睡眠」與「文本」的關係。紙本工具書還需要嗎？兩個小時我居然就坐著唸完了（我跟主辦方說對啦我們舞台劇平常有在練是啊是啊對啦對啦習慣被壓迫哈哈哈哈）。隨機翻開、隨意唸出《畫說漢字：1000個漢字的故事》的時候，下意識聽見了李艷秋「每日一字」的梆笛，有時也覺得好像在模仿盛竹如的斷句速度，也想起之前替易鵬先生錄王文興《背海的人》的那段時日.....其實每個形聲會意字都很有意思，只是那本書如同伊索寓言故事後的「正解」般有時令人哭笑不得，整個展場很有意思，我測了腦波發現假笑會被測出來因為無意識狀態突出.....不知道昨天晚上聽完的聽眾是否有回到國小的午睡經驗？過程中我以一種平淡緩慢並刻意拉長1.2倍句組間隔的方式朗讀，為的是想競賽前面的紀錄：催眠到底！工作人員的數據顯示，在半小時內睡眠人數具增，過程中也有鼾聲，結束後，據說大家反應好睡嗯嗯很好睡，不錯不錯我非常有成就感收工！

回家後E給我看他一歲半的姪子的影像，說阿布布最近迷上了巧虎，他顛倒拿著故事書翻呀翻，口中喃喃自語自圓其白日夢，影片最後，以擁抱她母親手掌玩偶（巧虎本尊）作結。Ｅ說ㄟ剛剛大家都沒有起床氣嗎？在空總文化實驗室睡到晚上11點，再穿越諾大空地（剛剛被介紹說這一月一日元旦有「娘娘腔操槍典禮儀式」的空地）整回台北車水流燈之中，像極了凌晨三點的光景。鄭淑麗的《Sleep 79》計畫適用的文本並不強調溝通，我先前提出朗讀《人類大歷史》居然還被駁回，說是太有趣了怕聽眾睡不著。但是傳統文本被唸出來之後，縱使放大每個字充滿荒謬，但Ｅ也說她相信聽眾聽完兩小時現在一定滿腦子都是一個個國字（然後我們唱起了《忐忑》）。什麼事情被擴張了呢？ 重新定義了說故事本身的需求嗎？

「字」和「說故事」，一向是表演練習中非常重要的兩個概念課。每個字到詞到句子的音調變化方式有其規則，面對有距離的觀眾時特別要注重句子尾音要能完整表達、詞組重點要在音量強弱上具體技術表現。從一個字，到兩字一組的詞、到有主詞動詞形容詞到受詞的句子，是一個需要仔細放大斟酌的過程，像是錄音被放慢10倍，《窈窕淑女》Higgins教授的斤斤計較，確實是演員該有的追求。《如夢之夢》一開始的繞場，20多位演員，拆著劇本說明莊如夢的故事
，目標是「要像是一個人說出來的故事」，所以快接還是慢接上一個人的話、而後加快還是加重哪個詞、音調與他相近同一個key之後，轉不轉調？哪一秒暫停一下好？看一下觀眾能否表示心意的連結？有時候潔癖或強迫症犯了，我就飄向某個演員耳邊，倚老賣老反正我是表演老師那樣給筆記說了三分鐘的為什麼「所以第一個字要有爆發力一點」。我多年前一個工作是在錄音室，彷彿國民黨老兵般念著《背海的人》中的“的的的”這類種種自創句，多年後看到「島嶼寫作」裡王老先生的書桌、稿紙、手和筆跡塗抹書寫的畫面，以及「每天大概就寫一行……啦」，更堅信：文本表演，就看字與字之間，我能不能還在中間，找到空間。如果我懂節拍，我就應該知道除了半拍之外，還能做四分之一拍、八分之一拍的變化掌握，如果我知道除了半音之外，無琴格的樂器能做出微分音、滑音、顫音和裝飾音等。只要在表演時，對文本的文字單位，要求以更小的單位洞見該做變化處，也許效果會不錯。安排好了，就像練琴一樣反覆到熟練。

我是這樣子了。我有著比一般人敏感的組織聲音能力，在我看到文本的第一時間內，是可以看到文字結構也能預聽到自己的聲音。但是今晚解放我的，是我們無論多老都會有「聽故事」的需要，聽一個床邊故事的需要，反覆聽一個床邊故事的需要，我們就先再也不談表演吧！不談如何傳遞「動態的內在視像」給觀眾的技術，談談你的身邊有沒有一個人，對你提出著/ 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給我講個故事好嗎，我想在故事裡睡去」。《Sleep 79》計畫有它的計畫。特地來聽的人也有他的計畫。我卻只知道：睡前閱讀依然會被傳承下去，不管內容是什麼，巧虎故事書倒過來念也是很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