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事件409 漢堡也要「純日本」。

來自美國的漢堡，到了日本以後，個個身材都瘦了一圈，有些還是維持原汁原味的豪邁姿態，但不少日本出生的漢堡店，開始改頭換面，例如使用日本酒種麵包、自製番茄醬、甚至是日本產黑毛和牛的絞肉，有些漢堡彷彿吃多了身體會健康一樣，原本垃圾食物的形象全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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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10年前剛來日本交換學生的時候，敝探員為了融入日本社會，積極嘗試模仿日本人，一旦被發現是外國人就覺得很氣餒，才經過一年，原本的自己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然而，你學得再像，終究也不可能成為「純ジャパ」（純粹的Japanese），反而越學越有反效果，為了「更像日本人」而加入追求高同質性的團體，就會招來隨時都會有人嫌你學得不夠像的下場。後來，我才領悟到，在日本社會的生存之道，就是只能模仿表面，讓對方知道我就是一個漢堡，就算是吃了會身體健康的漢堡，也永遠都不可能變成壽司。

因為當時學校裡外國人或是「歸國子女」的比例稍高，只要誰外語講得比較好，或是外表比較特別，就會被人問起是否是混血（ハーフ、half）或是在國外住過，這時候，沒什麼特殊背景的日本人們就會自虐地回答「不是，我是純ジャパ。」

以前這樣區分人們的「品種」、「產地」或「生活環境」在日本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畢竟在那些留學生多的大學之外，「純日本人」在這個社會上還是最有利的一群人。

但是去年，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教授辦了一個名為「あなたは日本人何パーセント？Letʼs 『混ジャパ』Project 堀潤さんと一緒に2030年の日本人を考える」（你的日本人度有幾％？Let's 混Japanese Project 跟堀潤教授一起思考2030年的日本人。）的活動，被大肆批評「根本是歧視！」、「什麼單一民族的發想！」而緊急抽掉爭議字眼改為『そもそも純ジャパなんて言葉は必要？』（說到底，我們真的需要純Japanese這個名詞嗎？），讓本來在學生間的幹話「純ジャパ」一詞聲名大噪。

在這次奧運的賽場上，有很多代表日本隊出賽的選手是歸化或是擁有不同的「品種」、「產地」或「生活環境」，無論他們表現得如何，都有人（不一定是本國人）會因為相對「不純」的背景而做差別化的評論。加上近年來大量增加的移民，一直以來習慣了單一民族、文化的日本，也開始思考「何謂日本人？是種族、國籍、認同、還是文化？」、「要成為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有必要區別純不純嗎？」

有人可能覺得在日本，漢堡就是要精緻健康堅持國產，也有人就是喜歡豪邁垃圾食物的那一味。壽司的世界我們不懂，只要每個漢堡都能找到自己的乾爹乾娘飯碗飯票， 在這個險惡的社會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個好漢堡了，你說對吧。

譚新強：邪不能勝正

恭喜拜登正式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選舉日為去年11月3日，因疫情嚴重所以大量人選擇以郵寄方式投票，所以點票需時較長，但也只不過約一周而矣(投票科技非常過時)。投票率高達65%，但選舉結果一點都不接近，拜登得票比特朗普多出近7百萬票。不幸特朗普願賭不服輸，多番經社交媒體散播謊言和思想病毒，故意撩起民粹，呼籲支持者以"行動"奪回國家，結果導致1月6日的暴力襲擊國會山莊悲劇，5人喪命。特朗普的4年邪惡總統任期，就此在這片血腥回憶中告終，可能也頗適合，希望起一點警剔作用。

有些人可能抗拒我以邪惡來形容特朗普，以邪教來形容他的信徒。他們錯誤以為正邪觀念已屬過時，且憤世嫉俗（cynically）認為世界上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只有個人利益，根本不需要講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擇手段，即使導致其他人無辜受害。

反過來，另外一些意志較薄弱的人，又容易被人洗腦，變成極端主義分子，盲目追隨他們相信是至美至善的某種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或國家主義。最危險的是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擁有絕對性，不用講道理、邏輯、證據的絕對永恒真理（通常再加上幻想被迫害），任何不相信的都是魔鬼，所以可以隨意欺凌、打壓，甚至殺害和徹底剷除！

明顯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已出現嚴重問題。過去30年，低下階層人士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在美國甚至下跌，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中國情况也嚴重，但低下階層的生活也在改善），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採用零利率、負利率和QE等極端政策，情况更加速惡化。美國股市不停上升，窮人無論多努力工作仍追趕不上，反而連最基本的全民醫保都沒有，還講什麼人權？

這逐漸腐化的社會環境，就培植出西方民粹主義和特朗普現象出來了。香港的情况也有點類似，歷史背景、居住環境差，再加上聯繫匯率輸入資產泡沫，社交媒體輸入思想病毒，結果也出事了。

美國的反民主制度選出特朗普，初時很多人都只覺得是個無傷大雅的鬧劇，有如向所謂的傳統精英階層（establishment）豎起中指致敬。他的言行誇張，極具娛樂性，總算替他的支持者出口氣，更為每晚的「脫口騷」提供大量搞笑題材。開始時只是對他們認為是有點過分的PC文化的一點pushback（反攻），不想接受性別完全平等和性取向的完全自主權，弄致有些公眾地方需要設置4個或甚至更多的洗手間！但當然這是個危險的「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戲謔逐漸演變成對所謂自由主義的仇恨，以及更醜陋的白人至上、種族、國家、甚至新納粹主義！到了一兩年前，這些非常邪惡的意識形態、極端信仰，甚至暴力語言和行為，包括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在共產主義就是魔鬼的包裝下），幾乎恐怖地成為美國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

拜登勝利不代表民主勝利

不過，後來不幸碰上COVID疫情這次嚴峻的全球大考，特朗普的無知和無能完全暴露出來，甚至選擇完全反科學的政策，導致傷亡惨重。一如我所料，到1月20日拜登就職，美國死亡人數剛好超過40萬，有人讚我料事如神，過獎但非也，我只是相信科學和疫情傳播數學模型的預測。COVID當然是今次美國選舉的最重要推手，選出拜登也並不代表美國社會突然放棄原來的種族歧視觀念和極端國家主義。我更不贊同拜登勝利代表「Democracy has prevailed（民主最終取得勝利）」，最多只算「America has survived（美國倖存下來）」。但我希望拜登能幫助改變美國文化，起點撥亂反正的作用。

我勉強算跟拜登有過一面之緣，另參加過一次他也在線的Zoom峰會，亦有一些曾當他顧問的美國朋友。感覺上他是一個nice guy（好人），比較謙虛和關心別人，人生經驗豐富，且經歷過不少家庭慘劇，年輕時喪妻女，數年前又再失去最痛錫的長子，所以肯定擁有較多同情心和同理心，其實是每個領袖必須有的基本素質。他絕對不是一個完人。讀書成績非常差，代表人並不太聰明（IQ低），但人緣好（EQ高），所以30歲時已成功以反越戰立場（他也是個以哮喘為由的draft dodger），擊敗原以為肯定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他當了多年的單親父親才再婚，且近40年一直每天坐2小時火車到華盛頓上班。

我不清楚拜登私德如何，有否犯過性騷擾過失，但似乎不算太嚴重。政策上也曾犯錯，投票支持小布殊攻打無辜的伊拉克，但後來表示後悔。他始終是美國帝國主義下的產物，尤其因他已去世兒子，雖已成為特拉華州的檢察總長，仍志願參軍到伊拉克打仗，所以至今拜登幾乎每次演說，到最後都必加句「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請上帝保護我們的軍人）」。不算過分，但亦意味他也是會不管戰爭的原因和對錯，只會堅持美國一方永遠站在道德高地，即使不是，仍將盲撐下去。

故意散播歪理就是邪惡

回頭再分析一下正邪和善惡如何分界。我並無強烈宗教信仰，更非一個研究道德倫理的哲學家，但我是一個有良知，擁有基本人性、理性、講道理、講邏輯，更相信科學的「正常人」， 在我心目中，這個世界是有善惡，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使不是絕對性的，也最少有相對性的區別。

我認為現今衡量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正邪，需要3個標準：

（1）某觀點和論述，是否符合事實和基本科學。近年假新聞、假歷史和假科學，充斥各媒體甚至教育課程，指鹿為馬已變成新常態，更遑論渴望人民有獨立思想和科學精神，以數據和理據為依歸。一切故意散播反事實、反科學的歪理，都是邪惡的。

（2）不論立場，每個人的思想，尤其行為，都必須有一些包容性和慈悲之心，更不可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如果太過固執和自以為是，且妖魔化其他不同意見人士或甚至其他國家，情况就非常危險。矮化他人至連人也不是的地步後，到時最恐怖最殘忍的暴行都可以做出來，例如恐怖襲擊，和早前報道出來的澳洲士兵以殺害阿富汗兒童為「破處」殺人訓練，以及Blackwater僱傭兵在伊拉克的無數次濫殺無辜平民的戰爭罪行，且獲得總統特赦！不用多說，這就是邪惡！

（3）從前只要對人好，已可算是善良，但在現今全人類面對氣候變化和相關大流行疫情的挑戰，我認為任何故意損害地球環境和不按本分協助抵抗疫情的行為，也是邪惡的。戴不戴口罩，開電動車還是只因喜愛引擎聲而開內燃機超跑等選擇（當然亦需配合再生能源發電），已不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乎全人類未來的大議題！

拜登上台第一天，已簽署17個行政命令，大部分為扭轉特朗普之前發出的邪惡命令，包括停止退出世衛，申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停止歧視多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限制令，以及在所有聯邦政府建築物內的口罩令。這些都是撥亂反正的好開始。

但可惜美國邪惡故意抹黑中國的言行仍未改變。蓬佩奧在離職前最後一天，仍不遺餘力，將純屬中國內致的新疆政策， 誣衊為極嚴重的種族滅絕（Genocide）罪行。不幸美國候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亦表示，大致贊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種族滅絕是最嚴重的人類罪行指控，絕不可亂說，後果可以極嚴重，可以帶來戰爭。請留意，美國的誇張指控，並非指控中國殺害維族同胞，他們只是誣衊中國採取限制維族人生育的政策，而此指控明顯與事實剛剛相反。眾所周知，在從前的一孩政策下，少數民族包括維族同胞，都享有優惠人口政策，可多生一個，農村更可生三個。在新疆此優惠政策到2017年才取消，不是壓制維族，是漢人終於也可享有生兩個同樣待遇！在2010至2018年期間，新疆的維族人口急速增加了25%，是漢人的10倍，升至近1300萬人。

過去十多年，新疆固然有恐怖襲擊和社會分裂問題，但現在情况已好了很多，新疆已再次和平穩定和安全。從前主要是受到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不道德戰爭和大屠殺所影響，令到大量伊斯蘭教徒走向極端化。中國必須處理此動亂問題，但政策和手法比美國和平加有效數百萬倍！再教育、反洗腦和職業培訓，總比大屠殺正義和善良得多吧！

中國新疆政策比西方大屠殺善良

談到種族滅族這類極嚴重罪行，歷史上不幸也經常發生，大部分西方帝國，尤其英美都曾犯下這些滔天罪行。所謂發現新大陸後，一手十字架，一手利劍，再加散播病毒。1763年，英軍在特拉華州曾試過假扮善良，贈送沾滿天花病毒的毛氈給原住民，但原來不是意外，竟是故意放毒大屠殺，是原始的生化武器，行為極度殘忍和可恥！歷史清楚記載，歐洲殖民主義者，在200年內滅絕99%的美洲原住民，估計人數高達5000萬至1億，即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十多倍！這才是滅族！

肯定又有人反對重提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罪行舊帳，狡辯與現代西方人無關。我認為責任多大需考慮4個因素：

（1）罪行的規模。德國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日軍南京大屠殺，和歐洲殖民者滅絕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這等級的罪行，當然應受到很長時間，超過一世紀的懲罰和譴責，以及更重要的不可讓後代忘記此歷史，慎防再犯！

（2）時間的過去始終是個因素，必定體現一個exponential decay function。即使是極殘酷滅族罪行，例如蒙古帝國征服歐亞時，就算用當時標準，手段也是極度兇殘，罪孽甚深。但畢竟已過了800年，死者已矣，被消滅民族，已無後人替祖先發聲爭取平反。

西方人殖民美洲500多年，美國也立國近250年，拜登提名當內政部長的哈蘭（Deb Haaland），才是有史以來首位原住民內閣成員！這就算是贖罪？

（3）我從前也曾討論過，英國犯下嚴重歷史罪行如鴉片戰爭（販賣黑奴的罪也不輕），沒有發生過革命，連君主立憲制都仍保持着，既沒有賠償，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怎可能推缷責任？美英每四五年一次的選舉制度，只是表面化的政黨權力交替，絕非洗脫罪名的藉口！

（4）最重要的標準仍是這些國家有否真正懺悔，有否洗心革面，改變現今政策和行為？以此為標準，美國和英國肯定不合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單在中東及中亞的不義之戰，在過去20年已殺害和導致過百萬伊斯蘭教徒死亡！行為和後果與十字軍東征幾乎無異！從前以護教拯救聖城為名，現在以更虛無縹緲的保衛自由民主作藉口！每次我聽到美國士兵滿臉正義，洗腦式地說，冒險參軍去伊拉克打仗殺人，是為了自由民主，我就毛骨悚然！為誰的自由？為誰的民主？

相對來說，中國過去了30年的政績，不止成功，更證明大量汲取過去錯誤中的重要教訓！以處理2019年的香港暴亂為例，拖了很久，明顯主要原因正是不想大開殺戒，企圖以最低武力止暴制亂。手法明顯比英治時代和中國內地過去經驗溫和，跟美國警察先開槍，後問話的慣例手法，更不用比較了。中國對外政策更加和平，已40年沒有戰爭！

中國需建構理論基礎說服世界

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非常成功，人民素質不斷提升，今年人均壽命將超越美國，整體名義GDP也可望數年內超越。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得到超過90%全國人民的支持，且管治手法不斷改善、優化和減少使用武力，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可惜中國不善表達和論述自己的管治理念，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所以至今連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未拿過。獎本身不重要，重要的「獲獎」代表中國開始整理好理論基礎，且願意跟世界闡述和進行理性辯論。最新的narrative economics（敍述性經濟學）已證明很重要，中國更需學習運用敍述性政治，說服世界中國是代表和平、人性、正義和善良的！

我始終相信邪不能勝正！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