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香港人》眾籌短短一星期﹐
暫時眾籌數量有3825本，每日直線上升中。
有國外朋友會替當地朋友購入數量十本以上。
在連封面都沒有的情況下，非常感謝各位的信任。
我也決定了盡全力將書寫好，提早趕功完成。
而部分訂單，是最令我鼻酸酸的…
　
很多人訂書之後Inbox我說：「六月時我不在香港，我未確定地址。」
　
我說：「沒關係，到時再Inbox我確認地址吧。」
　
很多人已經準備移民離開香港，
有的因為下一代的教育問題，有的純粹受不住打壓。
他們希望把《屬於香港人》留給下一代，對於香港這個地方保存印象。
　
他們害怕，即使十多年後回來，香港已變得面目全非。
　
香港的移民潮，曾經在1997年前發生過一次。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很多人害怕回歸後，人民對於香港回歸之後感到悲觀和恐懼，加上97年主權移交逼近，很多香港人都選擇移民。
　
當時我還是小學生，幾乎每個月都有同學移民。根據統計，那段時間移民的人佔人口的5%。
　
你以為這樣就很誇張了嗎？其實歷史中還有一次，令香港足足少了一百萬人口，而且還是「被移民」的。
　
這次，就跟大家說說這個故事吧。
（警告：準備紙巾）
　
【失散•重聚】
　
當時，我在街上經過，遠處一個日本士兵發現了我，他揮手示意我過去。
　
父親教過我，看到日本兵，一定要九十度鞠躬行禮，否則會被當成間諜或抗日東江縱隊成員。
　
我一邊戰戰競競走過去，一邊向他鞠躬。
　
走到他面前，由於語言不通，我只好指著米袋，示意我只是想去拿米。
　
日本軍點頭，一手搭住我肩膀，用手示意叫我跟著他，儘管我不斷向他解釋，我只是去拿米，我不是間諜，但日本士兵也絲毫沒有反應。
　
他將我帶到一輛軍用車上，他用力推我叫我上車。
車上還有其他人，全都是香港人，他們沉默不語，眼神茫然，沒有人知道將會被帶到哪裏。
　
我上車後，車坐滿了，士兵示意司機開車，我就這樣被他帶走。
　
在戰爭發生的初期，母親就被日本軍人殺死了。
只剩下我與父親相依為命。
　
以前，香港人常被嘲笑是英國人的走狗。但日本軍佔領香港後，根本沒打算把香港當成殖民地一樣管治，他們只想榨盡香港的所有資源，利用香港的碼頭與機場作為輸送點，與敵國作戰。
　
1943年，香港糧食極為短缺。日本遭到同盟國反擊，多方面截斷海路的資源輸入，連在香港的日本軍也沒有足夠的糧食。
　
於是日軍政府實行糧食配給制度，每人每日，能分配到六兩四的白米，後期更減少至四兩六白米。
　　
父親在碼頭的搬運工，雖然工作也解決不了糧食問題。但日本推行「遺返華人政策」，沒工作或居所的香港居民，必須遣返回鄉下，令香港人從160萬，減少至60萬。
　
父親出外工作後，我便負責去排隊拿米。
　
對於日本而言，英、美兩國的人民還有作為談判籌碼的作用，香港人對他們來說毫無用處，甚至是負累。
　
當時的香港人，想生存亦要靠運氣。
　
既然沒法處理負累，便將負累送給敵人。在1944年12月，日本實施「強逼疏散」政策。
　
曾聽父親說過，日本軍會從街上亂抓市民，說他們是失業遊民，由於語言不通沒法溝通，根本沒法解釋。
　
而被抓走的市民，便會帶去碼頭，用船將他們運送回中國。
　
父親在碼頭工作，亦有在貨運船出海運送貨物，曾見過載著香港市民的日本軍船。
　
由於進入中國境內有機會遇到敵軍，日本船開出公海之後，便將所有人推下海，讓他們自生自滅。受盡飢餓折磨的人們根本沒有氣力求生，結果全部浸死。
　
我左右張望，我乘坐的軍車不像是去海邊，而是沿著山路前進，更進入了一個有軍人駐守的地方。
　
最後，軍車來到一片荒地，我認得這裏是佐敦京士柏附近。日本士兵命令我們下車，在場除了我們之外，周圍還有數百個市民。
　
「挖吧。」其中一個懂得說廣東話的軍人，把一些工具分派給我們，叫我們在地上挖坑。
　
可是…他們並沒有說，那個坑用來做什麼的…
　
（待續）
下集：
父親尋兒子、京士柏萬人坑、人食人傳聞、人肉肉包…
　
有興趣看嗎？給我一個Like & Share吧！　
在香港被消失前，
我想用故事將歷史留住。
　
我想眾籌一本書《屬於香港人》
也許你覺得歷史很悶，但我對寫故事有100%信心。
香港人亦有義務瞭解香港歷史！
　
全書會以二次世界大戰前為開端，
日治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保衛戰。
亦會有重光後的香港、偷渡潮、六七暴動、七、八十年代生活文化…
　
《屬於香港人》六月出貨。
為避免這本書「被消失」，唯一方法是「沒存在過」。
所以只接受預售，有多少預訂，就印多少本。
不會公開發售。
預售網址：（可寄海外）
https://bluegodzistore.boutir.com/i/Xqe2DogAA

居港德裔攝影師 Michael Wolf 逝世（1954-2019）

謝謝你用鏡頭拍下香港的擠迫窄巷高樓、佔領區裏不放棄的面貌，與對這個地方的愛。

//「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李寶瑜——生活達人Michael Wolf﹕香港魅影 高密度情意結】https://bit.ly/2UWTyiO

【明報專訊】「你幾歲？你住在哪裏？你和父母同住嗎？你覺得和父母同住很好嗎？能夠獨立嗎？外面租金怎麼樣？既然不好，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反抗呢？對，反抗過後好像也沒有用，但幾十小時的絕食是不夠的……」

才走進德國名攝影師Michael Wolf的攝影室，未訪問前，他便搶先一步，一板一眼地問記者，他說這是他的開場白。

幾乎每個他遇見的香港人，不管樓下的看更，還是對面公司的搬運工人，或者後巷的清潔大嬸，他都會問一遍同樣的問題。

訪問前他剛看到一篇報道，現在全球大約有八十人，正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止是香港的事，還是全世界的事，不過卻在香港特別明顯。

一個人的際遇，和一個社會的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至今日，香港人，不斷被租金樓價追擊、生活質素下降、鄰里關係被摧毁，生活在這個世代這個城市，誰還能獨善其身？

精神上的家

有一輯攝影作品，名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高密度建築），你會看到一幢幢密不透風的大廈或屋邨，這是香港可悲的特色，本地人看了無奈，外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拍攝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這輯作品瞬即廣為人知。

今天社會上，有人呼籲年輕人移民或者到外國闖闖，可是Michael卻偏偏離開德國，帶着相機，來到這座彈丸小城。「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初來甫到，他說他馬上愛上這個高度密集的都市，各個地方三十分鐘便能到達，極為便利。另一個優點是，鄰近中國，Michael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神秘黑洞，等待人們探究。在一九九四至二○○三年之間，他以香港為基礎，每年平均花上半年時間遊歷中國，替德國雜誌stern探討內地的歷史文化、工人生活和政治環境等等。那麼，為何不直接在內地居住？他說得很理所當然﹕「那包括了很多原因，在中國生活還是會有限制，例如審查制度、被人監控，而香港卻是極度自由、開放和容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裏找到我精神上的家。」在香港的第一年，他帶着德國女友住進尖沙嘴的一幢唐樓，四百呎居所在第五層，每天上上落落爬樓梯不下十次，過着香港老百姓的生活，但他樂此不疲，還熱中了解勞動階層的生活。

第一個攝影計劃

Michael說，九十年代，是攝影記者的黃金時代，當時為德國雜誌stern工作，可以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一個題目，資金預算毫無限制，記者和攝影記者可以周遊列國深入發掘題材。但自二○○一年九一一發生、金融風暴接連而來之後，雜誌的工作待遇大不如前，準備時間大幅縮減至兩星期，他不再滿足於這樣的工作模式，○一年開始，他開展自己的攝影計劃。早年遊歷內地，他留意到街上的椅子，「他們從來不丟棄物件，椅子壞了，便自己修理，這種美學實在很與別不同。他們不介意物件的外形，只要能用就可以，於是修修補補，令這些椅子變得獨特，也同時表述了中國」。照片結集成他第一輯作品Sitting in China，Michael還將蒐集回來的椅子放在藝術館裏，加上燈光映照，成為最真樸的生活藝術。面對中國，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卻也因為這樣，令他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中國，不像在歐洲，即使現在，每天都有新事情發生，太瘋狂了，太令人驚奇」。

獨有角樓、幽默地拖

對於香港，Michael說早已覺得自己變成局內人，但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卻成為他渴望探討的東西。他說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刻感到沉悶過，所以他喜歡四處逛街，就算要去灣仔電腦城，他都會提早幾個地鐵站下車，走進橫街窄巷一探究竟。

於是漸漸地，他的作品特質，發掘出香港獨有而被人忽略的一面，像Hong Kong Corner Houses，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帶的街頭街尾，他發現設計奇特的「角樓」，屋形彎曲，順着街道而建，這些建築師或者籍籍無名，但卻令他覺得鬼匠神工。再由建築而至生活細節，陰暗潮濕後巷的地拖、膠手套、椅子，成為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地拖放在那裏，只是為了晾乾，但卻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效果，在巴黎你不會看到有人把地拖放在街上」。又或者用衣架晾着粉紅色的膠手套，無意間造就了錯落有致的感覺，他的鏡頭為平實的物件添上藝術角度和幽默感。他更關心人們的生活條件，為香港人抱不平，「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的收入，但你付出多於一半的薪金來付租金，你已經所餘不多。至於歐洲，勞動階層的中位數收入也不是很高，如果你在書店工作，你可能有約二萬二千港元收入，要應付很多稅收，但租金卻只佔薪金的三分一，還有很多福利，社會有一個更大的安全網。如果你長期失業，還能得到八至九千港元一個月的政府援助，這當然也很受爭議，很明顯香港政府也不想效法，也因此歐洲經濟下滑，太多福利了，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平衡。但歐洲有更多空閒時間，每周三十五小時工時，法國人更被取笑﹕『法國人有假期，而他們有時用工作來填補一下時間。』生活質素真的很重要，當一個人在臨死邊緣，你問他最後悔什麼，他不會說他不夠努力工作，而是會說想念自己的孩子，應該花多些時間陪他。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衡。」

徙置居民真面目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直至二○○六年，已經在香港住了十二個年頭，在和朋友籌備拍攝一本公公婆婆的家常食譜《老爹媽思廚》時，他得以接觸四十多名香港老人。加上當時石硤尾的舊徙置大廈被下令清拆，最早在一九五四年落成的徙置大廈將要移平重建，眾多老人和家庭要搬離居住多年的地方。為了記錄快將變遷的空間和人物，他邀請社工和他一起走訪了二百多家住戶，拍攝成《100×100》系列，一百個家庭在一百呎單位裏的生活實况。在拍攝時，他沒有擺佈過居民的生活場景，沒有居民因此換過一件體面衣服或收拾一下房子，Michael拍下了他們真實生活的瞬間，他請居民在面對鏡頭時令自己腦袋空白，不需要表達情緒，「我不會只專注於一個人，我更在意人與物的關係，他的處境、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代表着一種類型」。他拜訪每一個家庭，都會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居住時間等，問及喜歡這公屋的什麼東西，居民無人不說﹕喜歡這裏的鄰里關係。但公屋拆了，人離去了，只剩下鮮活的照片和記憶。

四年人事幾番新

初到香港，Michael住過幾年尖沙嘴唐樓，一九九七年他和女友成家有了兒子之後，決定要有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空間，於是搬進西貢。在九七至○八年間，他們定居新界，西貢、南圍、清水灣，由移居香港至今已經搬遷五次。但到了○八年，太太受不住香港的空氣污染而患上哮喘，決定和兒子搬到巴黎，但Michael知道那座浪漫城市並不能激發他拍攝的意欲。於是，他決定和家人分隔兩地，回到香港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他想靠近市中心，搬到上環普慶坊的高層單位，○八年那時那裏還有醬油店、印刷公司，租金才一萬五千元，但兩年之內，租金漲成五六萬元，幾乎所有人都搬走了，鄰里關係全數改變，他從沒見過這樣急速的轉變。其他城市可能需時十年才改變得了的街道人貌，香港只需四年，轉變的原因正正是租金飈升。「在歐洲，租金升幅只可根據物價指數上升，可能每年只有0.2%上幅，包括巴黎。但在這裏，租金可以隨時兩倍三倍急升，其實應該要有租金限制，但香港政府必定會說不應干預自由市場，即是讓貧富懸殊加劇。」二○一三年，Michael在柴灣工廈租下自己的攝影室，可是上一次租約，又加了30%。香港人永遠被租金和樓價狙擊，對於加租的壓力，Michael感同身受，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特色小店生存不久、藝術文化也難以長期立足，他恨鐵不成鋼﹕「香港人只懂接受！」二十一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香港人受租金和空間折磨的問題。

盼待年輕人建構香港

唯有一種轉變，令他喜出望外，「九十年代那時的年輕人，不會過問香港將會如何」，但現今的年輕人，開始有本土意識。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去佔領區，拍下所見所聞，「誰會敢放電話在街尾充電，而不怕被人偷？香港人就是這麼誠實。」七十五日的佔領，「是前所未見，也不會再有」，因為需要再有另一種形式，他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權，只有「永不放棄！」為記錄香港的面貌，他正陸續推出一系列九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如Hong Kong Trilogy、Hong Kong 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其中一本，會整合他這些年在香港拍攝到的雨傘，以及一位香港攝影師的雨傘運動作品，結集成書，作為紀念也作為激勵。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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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同航站，最美的就是往往就是遺憾】

完整的重看了一次史蒂芬史匹柏、湯姆漢克、凱薩琳麗塔瓊斯合作的「航站情緣」（The Terminal）。

據說這個故事的背景真有其人，他叫做納賽里（Mehran Karimi Nasseri），世界上停留在同一個機場時間最長的紀錄保持人，1988年，他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去英國的路上，遺失難民簽證，於是受困機場，總共待了十八年。

有報導指出，史蒂芬史匹柏曾經買下這個故事的版權。

「航站情緣」的電影故事描述威特賴來自東歐，想要前往紐約，但在班機飛行的途中，他的國家發生了政變，他的護照簽證都因此失效，他被迫成為沒有國籍的人，被移民局滯留在紐約的甘迺迪機場。

這個角色就是由湯姆漢克所飾演的。

因為先前沒有這樣的案例，移民局也只好將威特賴暫時滯留在機場，於是維克多展開了機場生活。

威特賴開始利用機場的資訊學習英語，過程中結交了同樣在機場工作，來自不同區域國家的朋友，威特賴對任何人都保有善意，並且幽默真誠的幫助所有人去解決問題，漸漸的，他成為機場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除了移民局的代理局長迪克之外，迪克處心積慮地想要讓威特賴犯錯，藉此把這個問題丟給其他的單位，以免妨礙他晉升局長之路。

威特賴在機場生活中，認識了美麗的凱薩琳麗塔瓊斯所飾演的空中小姐艾蜜莉，兩個人總是在機場相遇，而凱薩琳麗塔瓊斯總是匆匆離開，因為她其實跟一個有婦之夫交往長達七年，每次到紐約，都是等著對方的電話，然後趕去見他一面。

但在幾次的交談中，威特賴跟艾蜜莉互有好感，威特賴在艾蜜莉的眼中感受到她的對於自己身分以及命運的無奈，艾蜜莉則在這個陌生男人的眼中，看到了真誠以及善意，不過他們總是沒有機會能好好的吃頓飯。

隨著政變的時間拖長，威特賴去紐約然後回家的時間也遙遙無期，這個時候，代理局長迪克開始對威特賴想要前往紐約的理由感到有些疑惑。

就在此刻，威特賴也鼓起勇氣，邀請艾蜜莉共進晚餐。

究竟威特賴為了什麼一定要前往紐約？而艾蜜莉與他又會展開一段什麼樣的關係呢？

這裡就不暴雷，請有興趣的朋友自行去找這部電影來看看。

（防雷線）

先說我覺得這部電影的片名翻譯的不太好，電影的原文指得是候機大廳，故事也是圍繞在機場的候機大廳所發生的一切。

威特賴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他熱心、善良、樂於助人，帶有特有笨拙的幽默感，於是他透過這種方式漸漸贏得機場其他人工作人員的信任，甚至每個人到電影最後都想幫助他。

在電影中段，出現了一個同樣來自東歐，想要夾帶藥品回到自己的國家給父親治病的旅客，因為沒有申報所以要被扣留，因為機場沒有人懂東歐的語言，對方非常的激動，於是威特賴被請來翻譯，威特賴為了幫助對方，告訴他要他說這是給動物吃的，因為給動物吃的藥品不需要申報。

這件事讓局長迪克大為不滿，卻贏得了機場其他工作人員的人心。

這部電影其實蘊含有很多政治象徵，比方東歐來的威特賴，來到自由的美國，卻被象徵著體制僵化的移民局代理局長迪克給關在機場。

艾蜜莉這個來自美國美麗的空中小姐，有著人人稱羨的條件，卻被一段錯誤的感情綁住，成為離不開，永遠在等待對方的第三者。

和艾蜜莉交往的這個沒有名字的男人，電影中不斷暗示他的位高權重，並且有非常好的經濟條件，但卻永遠不會和自己的元配離婚。

艾蜜莉則在這段錯誤的關係中，不斷地消磨掉自己的青春年華。

機場裡威特賴的好友，印度來的掃地阿北、黑人機場行李搬運員，帶有墨西哥色調的食物運送司機，這些組合都具有某些暗示。

電影的最後結局也非常有意思，當賴威特的國家結束政變後，移民局局長（後來在電影中升任）立刻要求威特賴離開美國。

但威特賴還是堅持前往紐約。

威特賴要去紐約的原因很簡單，其實他想幫助他的父親，完成夢想，他的父親不識字，卻非常喜歡紐約的爵士樂團，於是他請修女幫他寫信，一封一封的輾轉寄到美國，跟知名樂團的團員要簽名，其中只有一個團員班尼高爾森從未回應，直到威特賴的父親死去。

於是威特賴承諾他的父親，一定要來到紐約，去聽爵士樂，去幫他要到了班尼高爾森的簽名。

最後機場所有人都聚集起來，幫助威特賴，讓他完成對父親的這個承諾。

電影就在威特賴離開爵士樂酒吧的計程車上畫下了句點。

至於凱薩琳麗塔瓊斯，電影裡留下了一個非常美麗的遺憾。艾蜜莉聽完了威特賴的故事，最終幫威特賴取得了一日簽證，讓他可以在回家前，到紐約去一趟。

但是代價就是艾蜜莉回到了自己男友的身邊，因為這張簽證是他靠關係取得的。

艾蜜莉流著淚說，這就是屬於他的命運。

電影原本的結局其實是設定艾蜜莉在威特賴要進城前，兩個人在機場相遇，然後艾蜜莉拋下一切，跟威特賴一起進到了紐約。

不過電影的結局是艾蜜莉在機場外向威特賴點頭致意。

我覺得這個結局最美，因為真實生活就是如此，一個來自東歐的中年男子跟一個年近四十歲的美國空姐，即便交往後，大概不會有什麼完美的結局出現。

不如讓威特賴完成對父親的承諾，然後回到自己的故鄉。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這部電影用「航站情緣」不太適切。

候機大廳，象徵著我們每個人到了這裡都會短暫等待，會遇見不同的人，但是，命運也會安排我們，搭上不同的航班，展開不同的人生。

這樣真實了許多，也惆悵了不少，卻也多了幾許詩意跟美感。

航站情緣，IMDB目前7.3分，就推薦給喜歡湯姆漢克的朋友。

這個角色非常適合他，老實、忠誠、笨拙中帶有善意的中年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