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复必泰」的布條讓國民黨陷入了重重的公關危機。當然，這個危機是他們自找的，怪不了別人。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另一件事：為什麼台積電、鴻海與慈濟，這次都選擇與政府口徑一致，強調布條事件並非政治介入，而是純粹法務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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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BNT疫苗購捐這整件事，台積電與鴻海這兩家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企業，以及慈濟這個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慈善組織，都配合蔡英文政府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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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理所當然的事。三、四十歲以上，親身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台灣的財經界與宗教界，其政治慣性都是偏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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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著這個慣性邏輯去走，在這次BNT事件中，本來就藍的郭台銘應該要旗幟鮮明地站在民進黨政府的反對面，毫不客氣地從中提取個人的政治紅利。而台積電也必然會置身事外，不可能響應政府的號召出來管這件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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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就是，台積電積極配合政府，做了超乎本份的努力。而郭台銘雖然偶爾跟府院唱唱對手戲，顯擺一下自己在兩岸之間的手腕，但實際作為上仍是以府院政策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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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衷心感謝台積電、鴻海與慈濟的急公好義。但，我還是不免俗地在思考，為什麼他們選擇與台灣政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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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期的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先生的訪談，提供了一個精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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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拉早個二十年，來到阿扁執政的時代。當時國民黨的基本人設，其實是「不以在野黨自居」，而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永久的執政黨看待。陳水扁只不過是個「暫時竊國」的民粹僭主，國民黨才能代表台灣的菁英階層，是唯一能扛起治國責任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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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國民黨在自嗨。當時社會上有很多人也是這樣想的。而且掌握經濟、學術、文化的中堅階層更是這麼想，也因此有所謂的「知識藍」、「經濟藍」這樣的說法：我們是有經濟頭腦、有文化、有教養的。民進黨是沒有錢、粗鄙無文的鄉民，就算暫時用民粹手段奪得了政權，負不了治理國家的重責大任。政權遲早還是要回到我們這些真正能管理國家的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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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不過二十年的時間，這個刻板印象已經幾乎要一百八十度顛倒過來了。當初國民黨「知識藍」、「經濟藍」罵民進黨的話，現在幾乎都應驗到自己頭上了，而且還足尺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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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現在的國民黨跟二十年前的民進黨相比，那簡直是ＸＸ比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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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民進黨，應該說是個想推動建國大業，但是志大才疏、力不從心的菜鳥執政黨。我們不能否認，當時的扁政府根本不足以駕馭深層政府（deep state），甚至也擺不平黨內的傾軋，照三餐爆發領導危機。但至少我們不會懷疑扁政府想搞好台灣這個國家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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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的國民黨，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不負責任胡亂攻擊的反對黨。它的邏輯、政策與行為，已經支離滅裂，談不上任何的建設性，更遑論回到它過去的人設：「以執政菁英自居，隨時都可以取回政權，把國家治理得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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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國民黨的心態，更像是「得不到你就要毀掉你」的自暴自棄的破壞份子。反正破罐子破摔，只要能夠對民進黨報仇，哪怕引共產黨清兵入關，連同整個國家一起毀滅下去，他們也是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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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這樣想，就離執政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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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居於國家經濟、學術、文化的中堅地位，而政治慣性偏藍的一群人；那些曾經被稱為「知識藍」、「經濟藍」（也許他們自己也這麼看待自己）的人們，也不可能對國民黨這樣的倒行逆施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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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階級本能與政治慣性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我身邊還是有很多這種「知識藍」、「經濟藍」，即使國民黨一爛到底，他們還是拉不下臉支持民進黨，有些成了韓粉，而更多是挺不下去只能故作中立姿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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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遲早他們會理解到，2021年的現在，民進黨才是那個能夠治國的政黨；繼續精神上跟隨國民黨，路只會愈走愈死。而且考慮到台灣在野黨的各種幼稚耍賴無能，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都必須接受民進黨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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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盡管自認為是社會菁英，但是並不能夠承擔長期跟國家政策疏離所付出的代價。這樣做會讓他們喪失自身的階級地位，因此他們必須跟現在的民進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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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次台積電、鴻海與慈濟都選擇配合蔡英文政府的領導。這不是蔡英文政府威脅他們就範，而是蔡英文政府已經牢牢地佔住了治國菁英的生態位。她穩健的執政表現，對比到國民黨與眾在野黨的幼稚無能，只要長了顆大腦的人，都知道要表態支持誰－無論是利益上、道義上還是理念路線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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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英文政府是符合統戰政權的所有定義的。所以，時間稍微長一點，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知識藍』和『經濟藍』就要變成歷史名詞，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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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劉仲敬用「統戰」這個詞眼來形容蔡英文政府。這個詞眼的含義，比較像是：「蔡英文政府是一個溫和派的、花很多力氣在擴大社會支持基礎（而不是死守著基本支持者）；以利誘之、以勢導之，讓加入其體系的人雨露均霑，而冥頑不靈者會遭到邊緣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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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1450的，常常會為了蔡英文政府的過度溫和而感到不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也正是蔡英文政權這種在治國上苦幹實幹、在政治上懷柔拉攏的特質，才能爭取到許多原本不是綠營的群眾與各階級領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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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某種程度上也是民進黨轉型為執政黨，甚至可說是「很長一段時間裡的永久執政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吧！現在這個民進黨也絕對不是沒有弱點的；尤其蔡英文「統戰政權」的特質，變成把很多當前應該壯士斷腕去解決的問題，例如認同問題，無限期地往後拖，這對台灣的長期發展將會是個巨大的隱憂。這又是一個值得長篇大論的議題了。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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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二里頭文化遺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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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築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佈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裡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儘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尸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讚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範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佈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佈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佈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蕩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二里頭，本是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和中國千千萬萬個村落名一樣，她樸素得不能再樸素。但就在她的身後，在綠油油的麥田下，卻隱藏著3000多年前華夏民族的一段輝煌的歷史，這段歷史也被其後人遺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進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視野，才從此躋身於中華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們也由此知道，在數千年華夏史前文化積澱的基礎上，這裡產生了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城市幹道網、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殿建築群（都邑與建築上的王權表徵）、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華夏青銅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讀著這些「最早」，自己難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國》。驅使自己一口氣讀完的是那份對史前中國求知的慾望，是這些「最早」背後先人們無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實物證明下作者敘述的自信，是撥開迷霧見晴空透亮的感覺。不知多少中國人陷於「知現在中國」而不知「史前中國」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進入學堂，手捧「國史」回溯泱泱中國，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記載的歷史總感覺沒有「商鼎漢罐」來得實在，也總感覺文字記載難以盡現泱泱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實物，讓我們不斷的剝離掉那一層層的歷史土層，一步步地去無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國」的源頭，去追尋早已遠去的祖先們的身影。
　　
首先，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就是當時的「中央之邦」；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化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給人騰空出世、異軍突起的感覺。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其次，二里頭的都邑所在的洛陽盆地「背邙面洛」。無論從交通、地理條件、自然氣候以及文化的「雜交」等方面，都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種堅實的物質基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區的劃分無不顯示出二里頭遺址是一個經過縝密規劃、佈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遺址的佈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來，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樂分貴賤，禮別尊卑」，是對禮儀之邦的一種詮釋，因此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鑰匙，作者以「禮制」的研究作為主線，從酒禮，祭祀和戰爭，禮樂器等方面細緻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這種闡釋不僅包括上層結構的「王權」和「禮制」，還包括下層結構的「生業（官營手工業）」和「生活」。作為禮器的青銅器、玉器等都是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徵，二里頭的青銅禮器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如作者中所言，「沒有作為『先祖』的二里頭青銅器，也就沒有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的洋洋大觀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渾霸氣，沒有其後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與輝煌！」
　　
第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里頭時代已經告別了「小國寡民」的「邦國」時代，經進入了王朝時代，天時，地利的優勢，使得二里頭文化接受四方衝擊的洗禮，在血與火中「涅槃」昇華；同時也得四方之賜，東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頭文化的強勢輻射，與其說是自二里頭文化積極地、有系統地向外進行信息傳送，不如說是以各地的接受方為主體，有選擇地加以吸收。
　　
同時，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中國考古學學術探索歷程的史學回顧，如二十世紀初的「古史辯」運動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三十年代殷墟的發掘、五十年代鄭州商城發現、以及半個世紀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從某種角度講，這些考古學史甚至本書都是中華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記。
　　
總之，許宏研究員憑藉極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寫實照片，將我們帶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頭龐大都邑，那個激動人心的最早的「中國」，進而掀開了那段中華民族不應忘卻的集體記憶。

原文載於：《最早的中國》，作者：許宏著，出版社：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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