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論壇全文照刊

最近臉書上蠻多人在談兒童福利聯盟因花3.7億元買樓爆退捐的爭議，其實NPO（指非營利組織）被房事困擾已經是很久的事實，也的確有其需要。但在我們爭論NPO能否買房的議題時，需要釐清的是這題並非是慈善或助人行為上的社會價值溝通，更不適合以社工專業人員勞動條件加以類比及推論支持。我們對大小組織的責信要求一定有不同標準，尤其是標榜以專業人員組成的大型組織，自然要有更高的標準來加以檢視。

更何況，一個年度預算執行率約60%，年度結餘以億元來計的大型明星組織，如果同溫層只將此次爭議變成指責捐款人退捐是不理性的慈善行為作祟，又拿中小型組織工作人員萬分辛苦的勞動條件差，來推論說應該支持大組織買優質辦公室，哈囉！我想我們是不是誤會了什麼？社工是不是專業和拿大家捐款的錢買房子是兩回事。目前除了中大型組織有能力買辦公室，哪一間NPO不是用租的來提供合用的辦公環境？買房只是增加基金會的資產，但如果用買房的錢來提升社工的薪資福利會不會更好？

充其量這題比較是組織經營上如何調控資源做合理配置的問題，前提是合理性與是否符合我國法規中關於非營利組織財務規劃的比例原則。此外，如果真的非常在意社工們的勞動環境，更該注意的是員工是否有被充分徵詢意見，還是只能由決策高層自行處理？畢竟辦公環境是員工每日的生活日常，交通通勤的遠近涉及到社工所能到達及提供勞務所能負荷的能力，光只是將決定權交給決策高層未與工會或勞資代表協商也未盡合理。

另外，以現金的市值來看待置產的財務規劃，也缺乏風險評估，萬一外部經濟大環境產生了巨大變化，致使募集資源調度產生了虧損，難道沒有捐款者埋單的疑慮？更不用說將資產高度集中化於特定區域，也實質違反了現今社會服務在地化與社區化的主流趨勢。兒盟是社福專業組織，應該更清楚箇中道理。

每當大型公益組織爆出爭議事件時，都是讓我們檢視公益勸募市場是否有資源過度集中化，造成排擠中小型組織發展的機會。依據過去學界與實務界研究，台灣公益勸募市場每年大約接近450億元至550億元之間，而這其中除超大型宗教團體或救災組織吸走了約70%-80%之外，剩下10%左右大概就是給前十大社福基金會，其餘約剩10%左右就是讓幾萬個NPO給搶著分食。而能排上前十大的組織除了募款能力真的要強，但其經營的議題屬性往往也關鍵性的決定了一個組織能否成功吸睛與吸金。

由於募款大餅有限，有人拿走大部分的經費自然就限縮了其他人取得資源運作經營議題與提供服務的機會，更何況越有資源的組織，往往越容易聲稱與透過行銷資源被看見自己的服務經費永遠不足夠。以兒盟這次買房爭議來看，重點並非是它為何可以買房或買了什麼房，或投資是否有效益，真正的重點是一個公益組織每年能剩餘平均1億元的結餘款，但其預算執行率卻比其他大型組織還要低，難怪捐款人會問是否募款超過所需？

健全的公民社會發展仰賴的是生物多樣性，有大有中也有小型組織，分享資源推動各種大眾或小眾權益議題，前提是要能夠共享與共好。個人認為公益勸募的價值在於共益與共善，尤其是取之社會資源最多的大型明星組織及專業團體，更應負起更大的責任透過分享資源，帶動各自專業領域的發展往共好的方向提升，將資源集中在自己身上並非好事。

舉例來說，勵馨基金會每年皆有撥付一定比例支持剛開始發展的弱小組織，因此扶植了包括台少盟、愛慈基金會、沙遊協會等組織的起始發展。另外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每年委託台少盟作為中介組織，透過圓愛計畫及受虐兒計畫，每年實質將資源分配到全台灣各角落認真推動社福工作卻缺乏資源的中小型組織，引導資源配置更加公平，也提供這些組織扮演小而美的角色，提供穩定服務品質給在地需要的弱勢族群。

募款的確是一門專業，但募得款項後，後續如何分配及運用，並如何向捐款者交代清楚更需要智慧。這點倒是我覺得台灣捐款人真正不夠理性之處，通常捐款人缺乏監督NPO如何運用經費的觀念，因此往往就需要仰賴NPO組織自己的責信倫理與自律。

站在專業自律的立場，公益資源的募集，應該要有合理性與共益的效果產生才會比較健康，而專業社群的價值在於自律與共好，NPO當然需要有錢才能運作，但有錢是一回事，有錢到能夠致富又是另一件事。而身為專業團體唯有自律，留點空間給更多團體發展，才能贏得更多尊敬。這是多年來台灣廣大的小額捐款人們教會我們的事！

【#沈旭暉隨緣家書 】「和理非後援基金」：區議會選舉後，如何結構性改變社區？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結果自然令人鼓舞，但也值得憂慮。選舉不應成為消耗民氣的工具，香港走到這一步，已是能否返回「真・一國兩制」初心、抵抗「全面管治權」的關鍵時刻，要是民間忘記了「五大訴求」，即功虧一貴。如何利用選後資源做到「和勇共同體」、配合國際線三線合一，早前不少朋友已有建議，例如新當選的區議員每人捐出薪金的五千元，協助前線朋友遇上的難關，即是其中例子，不贅。不成功不散水，政府若持續拖延則必須予以壓力，不要因應區選成敗而忘掉初心，這已是民間共識。

但與此同時，「和勇共同體」假如利用區議會資源建立，卻又會帶來另一挑戰。這批388位新當選的非建制派區議員，大多數十分年輕、沒有太多社區服務經驗，此刻又有義務聘請同樣沒有社區經驗的前線手足、其他青年，他們的強項在於改革區議會政治、釋放應有的地區潛能、打破昔日建制派壟斷地區的種種陋習，但在落地層面和昔日的區議員相比，卻容易出現落差。

理論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區議會改革未成功前，街坊始終對舊式服務有一定期望，加上建制派的蛇齋餅粽攻勢不會停，稍一不慎，四年後就會大敗，就像2003年之後的2007年區選那樣，屆時恐怕所有潛能也會輸掉，而且這次不同2007年，北京各種「全面管治」、「一國兩制3.0」方案已付諸實行，屆時各種高壓只會出現得更迅速。

怎樣避免這困境？這裏有另一個基金的構想。

我們先假定，假如這388個「黃區」，除了政府提供經費聘請的議員助理以外，另外還有每月額外二萬元，聘請另一名社區幹事，專門統籌真正落地的社區事務，則新當選議員就有資源兵分兩路，同時聘請前線或其他戰線手足、與及社區事務專才，既能拓展政治戰線，顧全運動倫理和士氣，又能兼顧社區服務。

那錢從何來？這次投票的和理非甚多，他們有經驗、有資源、有人脈、有國際視野、有心有力，而且絕不局限在年輕群組，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支持運動，貢獻香港。每月$20,000 x 388，總數是$7,760,000，一年不足一億，這就是match fund的基本概念。以香港和理非的財力，眾籌這個數目，等同於每名投了這批議員的選民（超過167萬人），平均每人每年捐出$55，也等同於二十個國際頭版廣告，只要統籌得宜，並非不可能，我們姑且當這是「和理非後援基金」。

對一些相對後方的和理非而言，要捐款直接支持前線，始終有一定心理關口；但支援新當選「黃營」議員鞏固地區服務，讓大家共同認同的理念植根社區，卻不會有任何猶豫。假如一批在社會有公信力、但並非議會政治直接stakeholders的素人賢達牽頭，先眾籌一年經費，看成效第二年再籌，到了這批議員正式上任時，說不定額外資源已經大致可用。

錢，還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批示，錢對建制派從不是問題（「錢，好商量」），就是這次大敗，往後依然其來自有方。「黃營」最寶貴的並非單是金錢，而是技能和視野。不少經驗、人脈豐富的前輩，其實很願意友誼價、甚至無償工作，只要工作有真正意義，因此這名以額外資源聘請的社區幹事，可以考慮聘請退休高官和公務員、退休社工、退休醫護人員、退休管理人員、退休教授等高端人才。他們人生經驗豐富，懂得如何和街坊、長者溝通，本來有錢也請不到，但在這大氣候賦予了額外意義，都會願意出山。

這批人才下海的潛在功能，還有很多。例如他們可能真的能帶領團隊，建立「黃色老人院」、「黃色服務社」，把價值觀植入社區服務之內，只要深耕細作，對鞏固未來票源、打破建制派對「老人院票」的壟斷，大有幫助，這是結構性杜絕「掌心雷」的唯一王道。

而且新當選的區議員，未有經驗申請林林種種的政府經費（這從來是建制獲派大量資源的暗黑遊戲），其深黃背景申請經費時，也可能在未來遇到政府某些部門阻撓；但假如他們辦事處都有一個「淺黃—中間—淺藍」光譜的資深專業人士坐鎮，用他們的知識、人脈和track record，申請不同經費，跟足政府官僚主義的遊戲規則，當局很難不依法批核。這又是一大批可用資源，足以根本扭轉建制派的壟斷。

假如上述方案原則上可探索，管理可以很簡單：找十名認同運動、但不捲入各門各派內鬥的社會賢達牽頭眾籌，成立一個基金會，除了籌款（黃營投票者每年每人$55），同時也負責招募一個符合上述標準的資深人才網絡。這十人就是基金會理事，負責提供資源和人才，所有區議員都可以申請一名社區幹事；為了社區發展，只要願意簽署約章共同爭取「五大訴求」、「光復香港」的藍區區議員，自然也可以申請。

然後基金會訂下最簡單的KPI，一年後評核成效，逐年續批；這也是對區議員提供一些公開透明的監督，避免要是他們的工作真的出了問題，在四年後才全面被選票懲罰，那時候被懲罰的就不只是他們本身，而是整個香港了。

以上想法相當初步、並不成熟，理應集思廣益，但有心人也要坐言起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選舉只是整個還原「真・一國兩制」運動持久戰的小插曲，漫漫長路，豈能鬆懈？

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8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 】「和理非後援基金」：區議會選舉後，如何結構性改變社區？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結果自然令人鼓舞，但也值得憂慮。選舉不應成為消耗民氣的工具，香港走到這一步，已是能否返回「真・一國兩制」初心、抵抗「全面管治權」的關鍵時刻，要是民間忘記了「五大訴求」，即功虧一貴。如何利用選後資源做到「和勇共同體」、配合國際線三線合一，早前不少朋友已有建議，例如新當選的區議員每人捐出薪金的五千元，協助前線朋友遇上的難關，即是其中例子，不贅。不成功不散水，政府若持續拖延則必須予以壓力，不要因應區選成敗而忘掉初心，這已是民間共識。

但與此同時，「和勇共同體」假如利用區議會資源建立，卻又會帶來另一挑戰。這批388位新當選的非建制派區議員，大多數十分年輕、沒有太多社區服務經驗，此刻又有義務聘請同樣沒有社區經驗的前線手足、其他青年，他們的強項在於改革區議會政治、釋放應有的地區潛能、打破昔日建制派壟斷地區的種種陋習，但在落地層面和昔日的區議員相比，卻容易出現落差。

理論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區議會改革未成功前，街坊始終對舊式服務有一定期望，加上建制派的蛇齋餅粽攻勢不會停，稍一不慎，四年後就會大敗，就像2003年之後的2007年區選那樣，屆時恐怕所有潛能也會輸掉，而且這次不同2007年，北京各種「全面管治」、「一國兩制3.0」方案已付諸實行，屆時各種高壓只會出現得更迅速。

怎樣避免這困境？這裏有另一個基金的構想。

我們先假定，假如這388個「黃區」，除了政府提供經費聘請的議員助理以外，另外還有每月額外二萬元，聘請另一名社區幹事，專門統籌真正落地的社區事務，則新當選議員就有資源兵分兩路，同時聘請前線或其他戰線手足、與及社區事務專才，既能拓展政治戰線，顧全運動倫理和士氣，又能兼顧社區服務。

那錢從何來？這次投票的和理非甚多，他們有經驗、有資源、有人脈、有國際視野、有心有力，而且絕不局限在年輕群組，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支持運動，貢獻香港。每月$20,000 x 388，總數是$7,760,000，一年不足一億，這就是match fund的基本概念。以香港和理非的財力，眾籌這個數目，等同於每名投了這批議員的選民（超過167萬人），平均每人每年捐出$55，也等同於二十個國際頭版廣告，只要統籌得宜，並非不可能，我們姑且當這是「和理非後援基金」。

對一些相對後方的和理非而言，要捐款直接支持前線，始終有一定心理關口；但支援新當選「黃營」議員鞏固地區服務，讓大家共同認同的理念植根社區，卻不會有任何猶豫。假如一批在社會有公信力、但並非議會政治直接stakeholders的素人賢達牽頭，先眾籌一年經費，看成效第二年再籌，到了這批議員正式上任時，說不定額外資源已經大致可用。

錢，還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批示，錢對建制派從不是問題（「錢，好商量」），就是這次大敗，往後依然其來自有方。「黃營」最寶貴的並非單是金錢，而是技能和視野。不少經驗、人脈豐富的前輩，其實很願意友誼價、甚至無償工作，只要工作有真正意義，因此這名以額外資源聘請的社區幹事，可以考慮聘請退休高官和公務員、退休社工、退休醫護人員、退休管理人員、退休教授等高端人才。他們人生經驗豐富，懂得如何和街坊、長者溝通，本來有錢也請不到，但在這大氣候賦予了額外意義，都會願意出山。

這批人才下海的潛在功能，還有很多。例如他們可能真的能帶領團隊，建立「黃色老人院」、「黃色服務社」，把價值觀植入社區服務之內，只要深耕細作，對鞏固未來票源、打破建制派對「老人院票」的壟斷，大有幫助，這是結構性杜絕「掌心雷」的唯一王道。

而且新當選的區議員，未有經驗申請林林種種的政府經費（這從來是建制獲派大量資源的暗黑遊戲），其深黃背景申請經費時，也可能在未來遇到政府某些部門阻撓；但假如他們辦事處都有一個「淺黃—中間—淺藍」光譜的資深專業人士坐鎮，用他們的知識、人脈和track record，申請不同經費，跟足政府官僚主義的遊戲規則，當局很難不依法批核。這又是一大批可用資源，足以根本扭轉建制派的壟斷。

假如上述方案原則上可探索，管理可以很簡單：找十名認同運動、但不捲入各門各派內鬥的社會賢達牽頭眾籌，成立一個基金會，除了籌款（黃營投票者每年每人$55），同時也負責招募一個符合上述標準的資深人才網絡。這十人就是基金會理事，負責提供資源和人才，所有區議員都可以申請一名社區幹事；為了社區發展，只要願意簽署約章共同爭取「五大訴求」、「光復香港」的藍區區議員，自然也可以申請。

然後基金會訂下最簡單的KPI，一年後評核成效，逐年續批；這也是對區議員提供一些公開透明的監督，避免要是他們的工作真的出了問題，在四年後才全面被選票懲罰，那時候被懲罰的就不只是他們本身，而是整個香港了。

以上想法相當初步、並不成熟，理應集思廣益，但有心人也要坐言起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選舉只是整個還原「真・一國兩制」運動持久戰的小插曲，漫漫長路，豈能鬆懈？

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