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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各位：
井症鼠和糕剪鼠官癌末期高官們手拉著手一起搞出來的專案績效又要來啦！

現在各地開始上演「搶檢察官」保（官）位戰。
各位準備好大拜拜了嗎？

學法律沒有什麼好「塊陶」的，但是所有的司法人員看到這個訊息才要快逃！

《扭曲的正義》書中第二部場景（ 參見：https://linkingunitas.com/B184634 第二部內容），又即將在現實社會中傾情上映，各位準備好爆米花了嗎？

「所謂的檢警關係，是指在案件偵查中，檢察官（偵查主體）與司法警察（偵查輔助機關）應該坦誠相對，共同為案件的發展而努力，一同合作透過程序正義來發現實體正義。檢警關係是檢察學理論與實務的大哉問，然而在政治、媒體與輿論壓力、升官因素等錯綜複雜的現實環境中，實務運作與理論往往漸行漸遠。臺灣的「檢警關係」，不知從何時開始變得扭曲，導致許多虛與委蛇、互相隱瞞或欺騙的情況發生，而在民意之手肆意試探伸入偵查程序予以干涉的常態下，檢察官需要花最多苦心面對的壓力，其實是來自檢警體系外部和高層的力量，要說是這兩股力量把檢警關係擠壓得變形也不為過。」
-《#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P.179-180

但這場大戲的背後主導者，是誰呢？
難道只是警政署高官嗎？
不，不是的，還有一些久不讀書、也不辦案，忝居高位幻想作秀權力慾望的檢察高層，跟著警政高層一起作怪，把本來立意良好的「毒品溯源」，硬生生搞成了「群鴿亂舞」、「比賽爭奪檢察官」、癱瘓偵查資源的年度大戲。

而這些檢察高層又是誰呢？
他們是檢察官，十幾、幾十年前，也曾經坐在法學院的教室中，跟大家一樣曾經有過發光發亮的夢想。

「我在進入司法官學院前的學生生涯時，和多數法律學院研究生一樣，意氣風發的批判實務見解，例如批評最高法院決議與某些判決僵化的見解、批評實務上證據排除法則一面倒的傾向檢警、批評實務見解沒有照顧到人權公約、批評刑事程序僵化而缺少人性關懷……這些我過去曾經在課堂上和同學們同聲一氣的批評，想必現在正在法學院上課的學弟妹們都不陌生。

然而，身為學生的我們，在批評的過程中忽略了一件事。那些我們批判的「實務見解」是誰生出來的？不就是那些跟我們一樣，當年曾經意氣風發坐在教室裡高談闊論，倡議法律理論與理想的學長姊嗎？為什麼他們進入體制後，會變成那種被我們批判的樣子？

直到我進入實務，進入那個鐵板一塊的體系中（我行我素的）闖蕩一遭後，終於深刻體悟到，問題不是「法律見解／解釋」這麼簡單，而是在於文化與結構的病灶。#人性中追求慾望與軟弱的一面、#愈形扭曲的制度交互作用下，使得體系與社會問題積重難返，這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充滿理想、學了好多新進理論的年輕法律系學子們一己之力所能處理的了。」
-《#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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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律有興趣，唸個法律沒有什麼好「塊陶」的。只要以後進入職場記得勿忘初衷，不要滿腦子只有買車買（好幾棟）房，為了升官發財發財不擇手段就好。
那些跑去飲宴、收襯衫的「老前輩」們，或許也是做著這種隨便發財的夢，所以才會忘記初衷吧。
當然，如果在學生時代不願意踏實地把基本功（法學方法）練好，反而把發大財當成人生唯一目的，或是幻想著「隨隨便便賺好幾棟房子」，那還真的不適合唸法律。

▍追伸：
〈正義何以被扭曲？法律人「信念與實踐的距離」〉：https://bit.ly/39Ra6xU

「 正如我在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06集與管中祥教授談話時，談到學校教育和實務倫理之間的落差，正如警察學校不可能教學生為了績效而違法、傳播學院不可能教學生為了獨家與點閱率而與公務體系相互為用或為不實報導，法律學院也不可能教育學生為了升官而跟風作秀、不擇手段。實務上的各種荒腔走板現象，往往不是學校沒教，而是在人們進入實務工作後，在人性慾望下所「產生」出來的理論之外的產物。

在學術殿堂之上、試卷報告之中，人們永遠可以侃侃而談發光發熱的道理；但進入社會的染缸，沾上體系的醬缸之氣後，能不能實踐理論，又是另一回事。說穿了，不是不懂道理，而是對於許多人而言，在 #個人利益與職涯前途的考量下，「知行合一」好像變得很難。」

「......在檢察官生涯之中，不同的人生態度，決定了不同的高度。而這個高度，不是以權力、薪水、階層來區分，而是在人的一生走到終點之後，歷史會蓋棺論定。

我在檢察實務體系打滾一圈後的真實感想是——人在體制中都是會變的。知道理論是一回事，但能不能實踐又是一回事。「體制／文化」與「人」之間的問題糾結難解。人創造了體制與文化，但體制與文化卻又如影隨形的影響著我們，背後在於人性本有貪欲的弱點。我們只能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看破權力遊戲背後的迷霧，體悟到人的生命有限，權位與財富終究帶不走，並思考生而為人的價值，堅持不忘初心。」

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表示，蔡政府粗暴關中天，是官逼民反，是加速第四權的滅亡，接下來如果換其他政黨全面執政，是不是也要關掉「三民自」？中天新聞台若真是叛國，請依《國安法》處理，否則若依此論定為紅媒就是太沉重。
施正鋒說，過去40年他為獨立建國努力，目的是為了捍衛自由，政府必須體認，有些事大家立場不一樣，若不願意傾聽，就算建國成功，也會像北愛爾蘭一樣分裂，「要這樣的國家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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