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陳惠萍：什麼是理想中的美好城市？從大城小鎮的永續實踐一窺究竟.....（12/23/2020 天下雜誌CSR@天下）

作者：陳惠萍

城市是人們居住、打拼的地方，「永續城市」則可被定義為滿足經濟、社會與環境共好，並且「具包容性、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你心中的理想城市是什麼樣貌？

一座美好的城市會是何種樣貌？有許多學者都提出了想像。

最早可追溯自1898年伊比尼澤．霍華（Ebenezer Howard）所提出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概念，針對英國都市問題提出一種平衡人工與自然區域比例的都市空間規畫，也開啟在城市實踐人類發展與自然共生的啟蒙思潮。

美國城市生態學者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於1987 年出版《Ecocity Berkeley：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一書，提出「生態城市」（Ecocity）概念，強調尋找人類與自然的平衡原則，是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標準。

生態城市可自行供應所需的能源與食物，並且降低居民的生態足跡。這樣的城市將對環境更加友善、減少污染、土地利用與全球暖化;此一概念也被視為永續城市的雛形。

近年，對於永續城市的構想藍圖還有：智慧城市、綠色城市、循環城市、韌性城市等，亦可被視為兼顧人類文明發展與環境生態共榮的城市烏托邦。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下，「永續城市」則可被定義為滿足經濟、社會與環境共好，並且「具包容性、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永續城市的探索起點：自願性地方檢視報告

為了在城市治理中導入永續發展思維，國際上有許多城市開始採用「自願性地方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VLR），透過系統性的檢驗架構強化市政發展與SDGs指標的連結，進而提出地區戰略、接軌全球永續行動。

VLR可視為在地城市與全球銜接對話的重要工具，不只幫助地方政府分享實踐SDG的本地化經驗，也可透過數據監測、系統性地檢驗成果。依據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IGES）所發佈的《State of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s 2020》，我們可以看見全球各城市的自願檢視報告重點及其所回應的SDG目標。

紐約市是第一個在施政計劃中納入SDGs的城市先驅，同時也提出全球第一份VLR。

截至2020年2月，全球已有15個領先城市提出VLR，其中包含兩個台灣城市：新北市、台北市，9月時桃園市成為台灣第三個提出自願性地方檢視報告的城市。

永續城市的模樣：全球與台灣的大城小鎮故事

2018年國際氣候發展智庫（ICDI）、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KCC）和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CA）共同發表一份「2019年全球智慧解決方案報告：城市挑戰與創新」，其中介紹了20 個城市案例，說明不同地區的城市如何透過創新解決方案回應城市永續發展的挑戰。

於此，本文希望帶領大家從大城小鎮的案例出發，更進一步窺見永續城市的可能樣貌。

（1）連結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大數據（Big Data），成為更聰明的智慧城市：

以2019年獲得全球智慧城市獎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為例，其透過12項智慧城市解決方案「GrowSmarter Project」，解決城市人口、住房、交通及能源等基礎設施等問題，藉此推進城市永續發展。

然而，居住在最聰明的城市，人們將擁有怎樣的生活？在這本《歡迎來到世界上最聰明的城市》手冊中，呈現2040年斯德哥爾摩的城市日常，映照我們對未來城市的想像。

在這座智慧之城，除了便捷且低碳的公共運輸，還可透過密集的感測網絡確保交通一路順暢。此外，城市中的數據中心與網路服務，將可遠距提供完善的學校教育、居住／工作空間與高齡照護服務。

更饒富趣味的是，在這座網路無遠弗屆的未來城市裡，還將保留專屬的「離線區域」（Offline Zones），所有VR、臉部辨識及數據廣告等都將被屏蔽，成為這座科技喧囂的城市中能夠暫時「離線而居」的空間結界。

智慧城市結合物聯網科技不只解決各種問題，也可幫助市民參與城市管理。

例如，巴西里約熱內盧透過發起「資料群眾外包」（data crowdsourcing）計劃，鼓勵貧民區青少年，製作社區衛星（將數位相機綁在風箏上，並加上簡易配件），俯照城市街景。

此外，城市營運中心也鼓勵居民透過智慧型手機標示所遭遇的城市問題，如街道照明故障、蚊蟲孳生的垃圾堆等，不僅可減少緊急事件的通報時程，協助市民快速取得各項訊息，亦可以作為城市管理與規劃方向的基礎。

除此之外，智慧城市的發展核心更在於如何透過科技應用服務弱勢對象。以智慧城市常見的自駕車科技為例，我們可以看見其如何幫助偏鄉銀髮族、身障人士及一般民眾，共享自由、安全且便利的暖心運具，藉此紓解高齡化社會下的各種問題（例如：日漸凋零的高齡駕駛、偏鄉大眾運輸因路線成本而遭裁撤）。

日本軟銀自駕車概念影片「バスがまた、通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ら」：

https://youtu.be/g4f_HEplM5A

（2）以人為本，讓所有人都幸福的城市：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讓城市變得更好的時候，你必須要把生活在其中的人都納入考量」！因此，一座幸福宜居的理想城市，也必須讓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民都能感受美好。

日本橫濱的未來城市計劃中，便以「A Community for All」為目標回應高齡化社會的各種挑戰。

過去，橫濱市曾是日本最繁華的港口城市，同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如今，橫濱市因為人口老化、低出生率的影響，不只讓橫濱成為嚴重高齡化城市，也導致當前城市體系運作的隱憂。

為此，橫濱市採取公私協力方式打造實現滿足各年齡需求的全民社區。其中包含：住房多樣性、智慧能源管理、環保減碳等設計。例如，依照人口統計及家庭收入設計住房區域，滿足不同居住需求。

其中，城市住房示範計劃也與電信、能源管理、保全公司合作，打造可視化及用戶友善系統，並且透過能源管理系統以優化能源供需，實現具有節能環保、循環利用且具防災功能的智慧住宅。更重要的是，在實現全民社區的願景過程中，橫濱市十分強調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協作，方能真正落實全齡友善的城市設計。

由此可知，以人為本的精神將是永續城市的重要核心。如同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丹麥哥本哈根在其政府都市計劃書中所強調：「城市是大家的，市民不論貧富、種族、階級都能平等的享受哥本哈根的城市生活」。

於此，我們也看見所有人共好的理想城市，其核心並非全然現代主義的高科技追尋，而是蘊藏於城市設計當中的民主精神，以及回應SDGs不遺落所有人的理念，才能打造出讓每一個人都幸福快樂的城市。

（3）綠色低碳，百分百再生能源的城市：

城市是人口聚居之地，高樓林立的都會叢林往往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重大來源。為了邁向永續發展，近年許多城市已積極承諾使用再生能源並減少碳排放。參考CDP發布的「再生能源城市地圖」可以窺見，目前全球已有超過百座城市的電力七成以上來自再生能源。

此外，百分百再生能源也成為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例如，英國有80多個市鎮組成UK1oo，承諾於2050 年達到百分百再生能源。美國亦有58個城市加入環保團體的「Mayors For 100 Percent Clean Energy」計劃，宣示2035年達成10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地方能源革命不只在城市興起，更在鄉村城鎮展開。在德國有70多個小鎮已經實現百分百再生能源的夢想。以德國知名的能源村Wildpoldsried為例，在這個人口僅有2500人的小村莊，自1998年起即由市府結合公民參與投入發展生質能、水力、風力及太陽能等發展，如今已成為100%使用再生能源、享譽國際的綠色能源村。

人口老化凋零的農村社區，轉型綠能不只創造地方經濟，更可帶來更多就業機會、支持青年回鄉。德國綠色小鎮的故事，不僅讓我們看見再生能源發展如何結合經濟與環境共榮，此外過程中亦可落實公民參與及社區共享精神，像是2017年曾訪台的Wildpoldsried副市長君特．穆格雷（Günter Mögele）自身也參與其中。其在住家屋頂裝設太陽能，並將電力賣給當地社區市民。

在台灣，也有原鄉部落期盼轉型綠能與生態共好。2020年由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與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共同發起的「點亮比亞外」部落綠能公益計劃，即是希望邀請全民一起關注台灣偏鄉部落的電力需求，用綠能點亮比亞外長老教會、支持部落能源自主。

未來這座自發自用搭配儲能設備的太陽能電廠將不只為教會節省電費支出，還可幫助提供老人共餐服務、溫暖更多獨居長者。更重要的，使用再生能源也將支持比亞外成為與自然和諧共生、守護藍腹鷴的綠色生態部落。

幸福不在他方：城市烏托邦的永續追尋

城市是全球永續戰役的關鍵節點。換言之，所有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都是在地的（All SDGs are Local）。因此，這場從全球到台灣的城市轉型浪潮中，我們必須透過SDGs的「在地化」（Localization），方能實現更多兼顧社會、經濟與環境共好的永續城市。

然而，未來永續城市的輪廓並非固著不變的。伴隨時空流變，不同階段的城市發展也將面臨迥異的人口與環境挑戰。因此，追尋幸福的城市烏托邦或許將是一場無止盡的追尋。而在這條持續前行的道路上，我們可藉由SDGs指引方向，並且納入所有人的參與，一起走向共同想要的未來！

（本次主題「城市SDG」共分上下篇，上篇為：「城市」，是全球永續發展的關鍵戰役！；下篇為：永續城市的在地實踐：大城小鎮的故事）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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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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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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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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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這傢伙是白癡嗎？被吹捧到飄飄然忘記自己是誰？台灣現在還在防堵的階段，沒爆發社區感染，就直接跳最後一步？有備無患？這是在製造恐慌吧？
　
封城２１日，全民直接在家禁足？是嫌之前衛生紙和囤貨之亂不夠亂是不是？你一個新北市長說禁足就禁足？這什麼威權思想？之前限制出國跳針沒有法律的律師大大們，怎麼不出來譴責一下？法源在哪？事實根據為何？侯友宜現在要搶當指揮官嗎？
　
封城的意義是什麼，侯友宜懂嗎？是要吊米送到新北的高樓大廈，還是要在蘆洲的社區裝鐵鍊，看到有人外出警察直接打回去？要各縣市區域封鎖，互相攔截物資，江子翠和萬板大橋封起來，在台北工作的回不去，警察和人民大打出手，還是萬華分局和海山分局對幹？你新北的醫院和醫療資源夠嗎？有沒有準備應付大逃亡潮？　
　
火車是要繞過新北嗎？捷運是要開到江子翠倒回去還是全部停駛？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全都一起封城，首都全封城是何等大事，商業行為限制，工作停擺，造成的經濟損失預估了沒？這些縣市有本錢封嗎？台灣承受得起嗎？要外縣市繼續工作養藍白首都嗎？還沒停課就先封城，直接跳過專業和法律程序，跟議會討論溝通了沒？這符合民主程序嗎？
　
「每周限３次外出、身分證為通行證，１３歲以上民眾才可外出購物，且不能結伴」、「若有民眾擅自外出且無法查證身份，警方可帶回勤務所查詢，不得逾３小時」，你侯友宜怎麼不先自己ｔｒｙ　ｔｒｙ看一周３次外出？你當新北市民家家都有後花園是不是？兒子女兒關在小套房裡面，不哭不鬧？超商能不能開？去樓下７－１１買關東煮會不會被抓起來？口罩呢？怎麼配發？身分證弄丟怎麼辦？沒帶身分證就要被逮捕？你這只是想遂行臨檢的慾望而已吧，當新北人是塑膠做的膩？
　　
你新北城鄉差距大，社區發展不均，偏鄉和都會區根本兩個世界，都會區擁擠，偏鄉貧窮，交通不發達，你封城以後，中永和一堆鐵皮屋，不會住到得憂鬱症？烏來平溪要靠什麼收入？你新北一堆北漂青年，封到一半會不會回不了家？封了會不會丟了工作？山區的物資足夠嗎？你選舉時講啥安居樂業，現在沒事大喊封城，是不是只會出一張嘴？　
　
這是超前部署還是在演超時空英雄傳說？是有備無患還是引起恐慌？是在防疫還是作秀？
　
這些泛統泛藍整天喊拚經濟，現在封城搶第一？有腦嗎？侯友宜到底有沒有讀書？
　
１９８９年以來，還是一副死樣子，威權腦袋，只會想到要封鎖和限制他人自由，是把新北市民當罪犯？接下來是要準備攻堅，來一場不完美的救援？
　
一個整天想封鎖，一個嚷嚷著要自焚去河濱公園，西藏喇嘛自焚造成中共困擾，真是哥倆好，寶一對．
　
以前是「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檢方再發一次拘票，我還是要去執行」現在是完全不管時空背景，也不用拘票，就直接開始演練封鎖４０１萬人了，還找其他首都跟進，奉勸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首都市長真的要好好選，不要把台灣的命脈，全部交給泛藍泛統人士，一群飯桶草包身上，整天幻想台灣淪陷，平時就是又老又窮，發大財拚經濟．當初疫調還有政府徵用媒體宣導，就是為了減少民眾恐慌，指揮中心和中央政府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謹言慎行，當時陳時中不過說溜了嘴，林口長庚，就急著要大家忽略，北部２４例，台北市長鬧公開透明，你新北惴惴不安，人人為了一兩例公布不公布區域，爭個破頭，深怕散佈恐慌，造成縣市汙名化，標籤化，影響經濟和城市形象，現在好了，一次被一個腦袋裝糨糊的鴿子破壞光了，市長直接講要封城兵推，這不是等同於宣布新北是危城嗎？
　
疫情擴大，你演練封城，才叫有備無患，疫情趨緩，你在模擬禁足，這叫恐嚇人民，徒生事端，唯恐天下不亂．
　
侯友宜、盧秀燕、韓國瑜，你們這三個鴿子、燕子、禿子，縣市長不好好當，卻跑去當封城三俠．
　
恁係憨頭嗎？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ｔｕｐｉｄ？
　
侯友宜，你還是滾回去當警察吧，當首都市長，你沒那個屁股，也沒那個腦袋，你只適合管監獄，不適合管新北，你不知防疫為何物，也不知自由為何物，ｂｒｏｔｈｅｒ．

廈門中山路始建於1925年，位於廈門島西南部。中山路是廈門街市馬路“四縱七橫”中的“七橫”之一，自開街以來，一直是廈門的商業龍頭、經濟中心。中山路是廈門目前保留較完整的展現近代歷史風貌的舊城街區，擁有小走馬路、陳化成故居、中華第一聖堂等眾多人文古跡。中山路也是目前全國唯一一條直通大海的商業街，成片的南洋騎樓建築、流光溢彩的LED夜景、琳琅滿目的各色閩台特色小吃和迴響在小巷街坊間的古老南音，構成其與眾不同的風格特色。中山路現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5處，市級涉台文物古跡1處，歷史遺址、古跡10餘處，還有南音等非物質文化遺產。2012年6月，廈門中山路榮獲“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稱號。
六大特色:
中山路保存下來的騎樓街道歷史文化遺址和閩南街市風情，見證了廈門城市歷史發展的過程，留存了城市寶貴的文化記憶。如今的中山路，經過近百年來的培育和打造，已經成為一條歷史積澱深厚、經營品類齊全、名店名品雲集、人流物流集中的歷史文化名街。
（一）文化優勢：廈門城牆，新街禮拜堂，江夏堂……中山路片區保留了眾多的文物古跡，孕育了眾多的廈門文化名人，堪稱廈門的文脈。這裡還有著名民族英雄陳化成、著名書法家歐陽楨、詩人虞愚、著名書法金石家呂世宜等名人的故居；著名的民盟早期領導人李公樸和作家郁達夫下榻過的天仙旅社；中國科學院前院長盧嘉錫的童年，也是在這裡度過的。中山路不但有豐富的文物古跡，而且有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南音、歌仔戲、中秋博餅等在中山路都有著悠久不斷的傳承。
（二）建築優勢：騎樓建築盡顯南洋風情,中山路主要由華僑投資興建，並由成片的騎樓組成，兩旁帶著濃郁南洋風情的騎樓建築映襯著中山路“南洋風情商業街”的雅號。位於中山路輪渡路口的華僑銀行，是當年廈門人與南洋華僑之間血脈緊緊相連的歷史見證。南洋風情的騎樓，加上了閩南傳統的綠琉璃門樓屋頂，騎樓的門柱上又加上富有中國特色的廻雲紋裝飾，為中山路騎樓添上了中國氣派和閩南色彩。中西合璧，開放包容，有人說這就是中山路最具特色的歷史文化風貌。
（三）對台優勢：台商紛紛開店經營,位於海峽西岸的中山路，與臺灣僅一海之隔，聯繫甚密，淵源深厚，有“中國閩台風情第一街”之稱。福建、臺灣的各行業眾多品牌在這裡彙集；眾多的閩商、台商在此開店、經營，並經常舉辦與臺灣有關的臺灣特色商品展、鄭成功文化節風俗展演和歌仔戲、南音等具閩台特色的各項活動，是對台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視窗之一。中山路上有古城東路“閩台特色食品街”。3月18日，位於古城東路的“老台南劍獅美食文化園”也正式對外開放，廈門市民能在此零距離感受台南獨特的地方文化。
（四）交通優勢：地處市中心交通便捷,中山路地處廈門城市中心，在早期，中山路更是廈門城市的代表，當時的廈門就是指中山路周圍。中山路與“海上花園”鼓浪嶼遙遙相對，緊鄰廈門城市快速幹道—環島路、成功大道，緊挨碼頭、長途汽車站，就是到到最遠的機場也不足30分鐘。
（五）環境優勢：商業街直通大海,中山路是一條直通大海的商業街。走在街上，便有陣陣海風吹來，讓人感覺愜意無比。閒暇之餘，你還可走到街盡頭的海邊，遙望“海上花園”鼓浪嶼，聽濤聲浪曲，觀千帆飛渡、萬舸迸發。全國首創，廣告採用統一板材和底框，以歐式的鐵藝雕花來突出騎樓的優美，實施LED夜景工程，使藝術照明與建築景觀融於一體……近年來中山路的兩次大規模改造，既有效地保持了原有商業街的建築風貌、歷史印跡，又進一步突出了廈門的本土文化、南洋文化和閩台文化，提升整體景觀的內涵與品位，使中山路成為廈門的一大遊覽勝地，成為市民休閒的好去處。
（六）品牌優勢：老字型大小特產成“金字招牌”
中山路著力找准文化與商貿產業發展的契合點，不斷提升文化內涵、豐富文化業態，形成高、中、低端業態有機搭配，國際名品、老字型大小品牌主導的特色商業街區。在短短1200米的中山路上彙集了200多種國際一、二線知名品牌。眾多國內知名品牌，也是巧借中山路的人氣和影響力，在此設旗艦店，作為其品牌宣傳的排頭兵。中山路更是本土品牌的集散地，金鷺首飾、光華藥店、好清香大酒樓、黃則和花生湯、佳味再添小吃、葉氏麻糍、大同鴨肉粥等廈門老字型大小本土特產，成為中山路上永不褪色的“金字招牌”。
廈門大學由陳嘉庚於1921年創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重點大學，由教育部、福建省和廈門市共建，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水準大學，入選「111計劃」、「珠峰計劃」、「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國家建設高水準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是全國31所副部級中管高校。同時也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大學」，並曾有「東南最高學府」之譽。廈門大學亦為第一間擁有海外分校的中國大學，該分校區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
胡里山炮台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所屬的廈門島的東南端海濱，是一座建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古炮台。炮台中存有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製造的280毫米海岸炮，為世界現存最大的海岸炮。胡里山炮台於1996年列入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被編入金氏世界紀錄，2009年被評為中國國家4A級旅遊景區。「胡里炮王」是廈門市政府於1997年評定的廈門名景新二十景之一。胡里山自從明代時就設有炮臺，並派兵駐守。鴉片戰爭期間，廈門島被英軍攻陷，石壁炮臺被毀。現存胡裡山炮台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的產物，由當時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及閩浙總督卞寶第題奏獲准建造。工期兩年八個月，完工時的閩浙總督為楊歧珍。炮臺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達7萬多平方米，其中城堡面積1.3萬多平方米。炮臺分為戰坪、兵營和後山三個區，內有暗道、護牆、護城壕、彈藥庫、兵房、觀哨台、官廳等。台基由烏樟樹汁和紅糖、糯米、砂土、石灰等攪拌而成，十分堅固。胡裡山炮台選址海島東南端海岬突出部，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臺，攔阻敵艦於水道外。南面則和對岸（今漳州龍海）嶼仔尾炮臺隔海相對，交叉封鎖航道。向西則可協助距離約5000米的磐石炮臺，一同追擊廈門港內敵艦。向北也可支援島內陸軍陣營。胡裡山炮台裝備先進，直至民國時期仍在海岸戰爭中處於優勢。最近翻查廠家資料,原來中國先後曾進口十門巨炮,但現存只有胡里山這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