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亂象】
前幾年聽講座時，一位反動物園的講者在講台上用道聽塗說的「證據」試圖引導聽眾認為動物園是舊時代的遺毒。其中評論動物表演的部分，大致內容為，她在網路上看到了一篇由遛小孩的媽媽撰寫的塔隆加動物園遊記，內文無非就是她覺得看到海獅秀很傷心云云，因此講者認為動物表演的糟糕沒有任何討論餘地。

我當下就愣了，因為光是youtube上就有許多相關的表演片段，隨便花五分鐘點一部來看都能明白塔隆加的「表演」跟她口中描述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但就是這樣一個自詡研究動物園多年的「專業學者」卻能藉由演講在臺灣各地向民眾佈達動物園在她腦袋中的落後、殘忍，甚至還在大學裡開班授課。只能說難怪臺灣社會對動物園的理解停留在上世紀中的水準，成天只會拿感情來說嘴，絲毫沒有推動進步的意圖。

今天看到了一則讓我想起這件事的講述塔隆加動物園轉變的報導（連結在留言處），從最開始完全以娛樂為目標到現在重視動物福利、科學研究以及思忖自己在原住民權益方面的職責、起身改變現狀．．．這座動物園經歷、付出了許多才爬到當今的位置。

以下簡單翻譯其中關於海獅表演的段落，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點進去看看這篇用心的報導
－－－－－－－－－－－－－－－－－－－－－
直到今天，海獅和飛禽表演仍然是塔龍加動物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們與古老的馬戲團有著巨大的差異——取決於「表演者」的狀態，每天的表演都是全新體驗。在這裡，海獅表演作為保育教育的平台而存在——主要贊助商則是海洋管理委員會（MSC），一個訂定永續捕撈標準的非營利組織。在表演過程中，除了主持人會鼓勵觀眾購買持有MSC認證的水產，當一隻海獅藉由拉動繩索引出 MSC 橫幅時，不僅引起觀眾的驚嘆、成為表演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環，還使得海獅本身直接為動物園的永續發展campaign做出了貢獻。

與過去相比，當今節目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對動物福利的極度重視。我還記得坐在水洩不通的觀眾席上，屏住呼吸，等待著名的扭動、跳躍和翻筋斗的那天，其中一隻海獅確認了自己今天沒有表演的心情，轉而選擇頑皮地沿著水缸滑行。主持人笑著解釋說現在是交配季節，所以馬力（海獅的名字）有點被旁邊的女性同伴分散了注意力。我們不但沒有感到失望，反而對這些動物不會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表演感到鬆一口氣。這種善解人意的方法在為客人創造愉快和教育體驗之間取得平衡，同時確保不會以犧牲動物的健康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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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異國料理小教室】又來啦
你知道台北人有多喜歡吃豬腳飯嗎？可以為了豬腳飯排隊排一個小時？！
今天就來帶大家吃一間位在民權西路站的豬腳飯
到底有哪裡厲害的地方
今天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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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工泛指於晚清時，前赴海外工作的華人勞工以至苦力，通常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或漁民（特別是廣東五邑地區），被招工館等仲介公司欺騙或詐騙至海外謀生，他們會收到首期的預付薪酬，但是需要扣除一筆介紹費用、交通費用和傭金（這種做法被廣東人稱為「賣豬仔」，而招工館則又被稱為「豬仔館」。他們當中不少人因為無法返回中國，而且得不到僑居地的公民權利、無法獲得移民資格而客死異鄉。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由於這些出國的勞工都會簽約，稱為契約華工，俗稱為賣豬仔。販運、交易豬仔的地方名為招工館，俗稱為豬仔館，葡話叫Barracoon（音譯名巴拉坑）。澳門在19世紀時期是人口販賣中心。聖安多尼教堂與大三巴牌坊之間是豬仔館林立的地方。2006年，加拿大總理哈珀以廣州話就百多年前政府向華工徵收人頭稅道歉，並且宣佈賠償方案。在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開拓南亞殖民地之後，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開採殖民地的資源，從非洲引進黑奴。1800年代初，英國等殖民者禁止非洲奴隸貿易後，轉從印度和中國引進豬仔。賣豬仔一詞，是中國人的自嘲之稱，西方人稱「苦力」Coolie Labor。最早的「豬仔」是去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地）。豬仔的本質上是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契約（合同）載明工作期限和工資待遇。期限一般有三年、五年和十年等三種。待遇根據合同長短而定。十年期的「豬仔」預付安家費二十銀元，五年的十五元，三年的十三元，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1849年之前，美國華人人數很少，只有區區325人，他們大多是官員，商人，也有少量學生和馬戲演員。1848年1月，美國舊金山（舊金山）發現金礦，同年3月小道消息傳開，各地淘金者蜂擁而至。1849年消息傳到中國，隨即有323個廣東人前往淘金。1849年又有450人達到舊金山，1852年有兩萬人到達。他們主要來自於廣東臺山、開平和恩平地區，比如1854年寧陽會館就接待臺山籍人8349人。雖然金礦在法律上歸美國聯邦政府所有，但當時民間金礦開採通行規矩是打樁劃界，誰有效開發，歸誰所有。1850年加州政府開始徵收每月20美元的開礦稅。1852年改徵每月3美元/人的外籍礦工稅。到1860年代，河床表面金礦大部分被淘走，唯有實力大公司才有能力繼續開採，當時礦工工資在1-3美元/天之間。淘金發財機會大大減少，一些中國人打道回府，一些人轉道去澳大利亞或加拿大溫哥華繼續淘金，一些人轉行開洗衣店和中餐館，還有一些人去修鐵路。1863年開工的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工程開工，吸引了大量華工。鐵路華工月薪為30美元，食宿基本自理，鐵路公司也會提供一些生活幫助。和歐洲移民攜全家定居不同，華工前往美洲的目的是賺錢回鄉買田置產，所以85%以上為單身青壯年文盲男性，少量女性基本上作為性服務提供者存在。1862年《反苦力法》生效，不鼓勵外籍勞工入境，並向外籍勞工徵收每月2.5美元的「人頭稅」。到1870年，雖然中國人佔加州總人口比例只有8.6%，但佔勞動力的比例高達25%。到1880年，舊金山地區，華工佔總勞動力的1/3。19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主義傳入美國，美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活動此起彼伏。但每當歐洲移民勞工罷工，華工就「乘虛而入」。歐洲白人移民將勞工工資大幅下降歸咎於中國「苦力」，針對華工的暴行屢有發生。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任何華工入境（但官員、商人、學者和學生等其他人員不受影響），而且規定已經在美的中國「苦力」需要在離境前事先申請「回美證」才能返回美國，意圖減少中國「豬仔」的數量。在1900年前，到達加州的中國人高達30萬人，留下來的大約為10.7萬人。1862年美國《反苦力法》生效後，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又譯合同工）獲得自由，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僱主。但舊金山中國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中華總會的前身）宣稱，他們早在1853年就停止輸入契約勞工，改用「信用票」制度（Credit-ticket System）。當時，從香港到美國加州需要2-3個月的海上航行時間，中途可能遭遇海盜和風暴，風險極大。而且勞務公司（中國六大公司）一般需要替赴美華工預支三筆費用：給華工父母的寬慰金（20美元左右，一般家庭選擇不要），船票（40-50美元）和路途開銷（20美元）左右。運送一名華工，成本在60-90美元之間。華工可以自由選擇僱主，只要按照合同每月償還這筆「貸款」就行。這樣的系統理論上符合美國法律。但中國放貸公司為了盡快收回成本，常會和華工的工頭勾結，讓他們每月代扣工資用於還貸，還會對華工本人和其在中國的家人採取威脅手段，脅迫盡快還貸。還款總額依還貸期的長短而不同，一般來說，華工需要為他們的美國之行付出200-300美元的代價。一些華工，選擇向親友借錢，或等待哥哥從美國寄錢回來成行。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有的村莊幾乎家家有人出洋謀生，比如1877年有200多人跟隨海宴沙欄村華工李仍去了美國。

九華徑Kau Wa Kang位於香港新界葵青區，原名為狗爬徑，因舊時山路極爲陡斜，村民及野狗上山時都似爬行模樣而得名，後來因名稱不雅而改作「九華徑」。九華徑位於下葵涌東南面，範圍包括九華徑村、九華徑新村、九華徑長坑村、南面的荔灣花園和華豐園以及位於荔園舊址的住宅華荔邨和荔欣苑。南面的呈祥道為深水埗區及葵青區的分界，所以該區屬於葵青區。但清麗苑及盈暉臺是屬於深水埗區。據報載，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出生時，曾在九華徑村居住（其母秦厚修女士則在荔園售票）；與此同時，不少左派文化人士，包括國畫大師黃永玉、作家端木蕻良及妻子蕭紅、樓適夷、詩人臧克家等等三十多人在香港避難時，也住在九華徑村。藝人曾華倩也出生在九華徑村。擁有三百年歷史的九華徑，舊村以曾姓族人為主，保留著本身的祖祠和點燈風俗。村內有三座祠堂，其中饒公祠（地址：九華徑舊村26號A）建於1905年前，是族人祭祖及舉行宗族會議的地方。九華徑舊村一系列建築，大都超過八十年歷史，展現了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西洋平房的建築風格；全村只有一座未曾改動的村屋，採用傳統中式建築風格。先祖在康熙八年撤銷遷海令時移居香港，並扎根於此。村民享有新界原居民權利，以姓曾為主，曾氏跟陳氏和鄧氏是葵青區三大客家姓族，村內有三座祠堂，仍然保留點燈傳統。九華徑村曾經有個小街市，就在「養正學校」對下一個大水井旁，村子有豬肉檔、菜檔、魚檔、粥麵腸粉檔、可訂火水石油氣的糧油雜貨舖、文具店等等，十分興旺，卻在九十年代初逐漸消失。今天入村，觸目所見盡是閉鎖的店舖鐵閘、剩下一根石柱的藥行，較諸薄扶林村和茶果嶺村更顯荒涼，那唯一的茶檔，現已變成村子唯一的士多，舊村與新村之間的農田變成燒烤場。客家人本以耕田捕魚維生，六十年代的九華徑仍見漫山農田，據《葵青──舊貌新顏．傳承與突破》記載，香港二十年代曾大量招聘中國人上蒸汽船當船員，先是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招人，後來不招人了，村民便轉赴荷蘭及英國等地的輪船工作，有些甚至當了海軍。航海生活讓村民見過世面，小部份人在異鄉落地生根，大部份海員都會回鄉，把多年積蓄用來修建西洋平房，以示衣錦還鄉，變相把當時西方國家最先進事物帶回舊村，令村民大開眼界。這批海員亦為教育出力，清末民初舊村有家卜卜齋名「養正家塾」，屬家族學堂，教授四書五經，1921年，養正家塾改名「養正學校」，便是由海員支援辦學的，並招收海員子弟讀書，1922年成為首批教授英語的津校，至七十年代學生漸多故興建新校舍，至1992年被殺校。在抗日期間，著名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指揮官曾生，曾在養正任教，所以不難明白，何解舊村村民組成的游擊隊，大部份都是接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海員。
荔園於1949年開業的荔園遊樂場曾是香港規模最大的遊樂場，設施包括各類劇場、機動遊戲、攤位遊戲、水上遊戲及動物園等。1961年邱德根購入荔園並增設「宋城」景點。海洋公園於1977年落成後，荔園入場人數下跌。荔園動物園首先於1993年關閉；1997年，荔園與「宋城」一同結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