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0 黃偉民易經講堂

林鄭月娥是淚眼煞星。

見到淚影，便是動了殺機。

每到關鍵時刻，好打得的林鄭，就會找到機會，流下兩行清淚。

是她發勁前的身影。

居則武曲，動則貪狼。

美帝步步進逼，竟敢制裁中聯辦七名副主任。

中聯辦是北京駐香港的聯絡辦事處。角色是協助北京和特區政府的聯繫。指揮的是中央，執行的是香港特區政府，今次美帝shoot the messenger,是否暗示中聯辦違反《基本法》，背後干政，在幕後指揮香港特區政府，這兩年的異行麼？

歐洲那邊，法國康城影展竟然施突襲，在完結的篇章，播出了香港導演周冠威兩小時的紀錄片的《時代革命》。

香港兩年來的苦難，黑衣、鮮血、火光、青春、激情……為今屆的康城影展留下了裊裊餘音。

特朗普之後，美歐又走在一起，就因為香港的苦難？

北京措手不及，不懂反應。這時林鄭提槍上馬，單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批評布林肯對香港《國安法》的聲明，以偏概全，毫無事實根據，公然干預中國內政，肆意踐踏法治，亦再次突顯美方的雙重標準等等。她強調，特區政府不能對此等錯誤言論坐視不理。

犀利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指責美國國務卿，干預中共內政。威風八面，震驚全球。經此一役，林鄭躍身成為世界級政治領袖，響哂朵。

咪住！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不是列明，外交和軍事，屬於中央權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下，行政長官負責香港特區的行政事務。

布林肯是現任美國政府的國務卿，等同於中共的外交部長王毅。

回應布林肯謬論，干預中國內政的，應該是外交部長王毅。其上還有專責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

這才是國際外交的規矩，儒家稱之為禮。

布林肯也批評過新疆和西藏的人權狀況，但未見新疆、西藏的省委書記駁斥美帝謬論。因為中共仍有外交部，和他們的戰狼群。

林鄭的勇猛，打亂了政治倫理。

家庭有家庭的倫理，社會有社會的倫理，國家有國家的倫理，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會大亂，人民便無法安居樂業了。

對於香港的《國安法》，美帝的布林肯固然以偏概全，雙重標準；其實，林鄭、鄭若驊，和因揼邪骨仍未復職的國安處處長蔡SIR,都言語不詳，市民大都對《國安法》的紅線不甚了了。但經過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詮釋，市民終於掌握到國安法的精神和標準了。

何議員說：
ViuTV最近的同性喜劇《大叔的愛》，是鼓勵無孩家庭，與中央推動的三孩政策，背道而馳，違反了《國安法》，如糖衣大麻，要追究處理。

嗱，這便是專業了！

何議員是執業律師，肆業於英國，掌握了香港《國安法》的神髓。經他生活感的在地引伸，市民對會否觸犯這新成立的《國安法》，起碼有個概括的認知。出色的男人，真的好像黑夜的螢火蟲，躲也躲不了。

認識了《國安法》愈多，趕往機場離境的香港人就愈多。

車轔轔，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宵。
…………………
…………………
這個畫面我見過，我真的見過，在啟德機場。

我在八零踏足社會，在報界工作。

戴卓爾夫人八二年訪華，跟著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自然地，我的工作便和香港前途掛上勾，直到現在。

在北京，記得有記者問，當時的中共總理趙紫陽，香港人怕九七後的改變，趙反問：怕什麼？

八九年，趙紫陽自己的遭遇，回答了他自己當年的問題。

八三年，我在北京採訪中英會談，外交界傳出會談進展不順利。香港惶恐，美元兌港元，跌到1：9.6, 市民趕到超市搶米搶廁紙，這是黑色星期六。

星期一，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上午九時宣佈，港幣和美元掛勾，一錘定音兌換7.8元。

這個聯繫匯率，便維持到今日。

八三年，是玄空風水下元六運最後一年，健行實幹的乾卦二十年走完了，八四年開始，便是靠嘴巴討人開心為主流的兌卦開始，兌為悅，為口，為羊，為少女，為巫，為妾，為毀折。

就這樣過了紙醉金迷二十年，至二零零三年沙士，完結七運，走入八運艮卦。艮為土，為尊。

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籠，保證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鄧小平亦再三公開承諾，九七後，除了換一支旗，什麼都不會變。

然後，開始草擬《基本法》。

香港人，有條件的，便開始收拾細軟，舉家上路，開始處處無家處處家了。

每日的啟德機場，哭聲震天，一家離港，三五十人送行，這畫面到八九六四後，攀上高峰。

人人都說，香港人功利、實際，醒目主義。但去到最後，也不外乎孝其老，慈其功，大家都只希望能夠供養父母，照顧兒女而已。

四十年過去，我見到的畫面又再出現，由啟德機場，轉到赤鱲角機場。當年是我們這一代離港，現在是我們下一代離港。

鄧小平out了，大陸不再提起他，他當年的承諾，也只是一時權宜；《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這些法律文件也不靠譜了，用到的部分說兩句，唔啱駛的，又唔提了。

講了幾十年的「港人治港」，今年靜靜的改了字，叫「愛國者治港」。香港人，為了家庭，又要上路了。一切一切，都因為政治倫理出了問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論語》二十篇，第二篇是《為政》，說的是為政之道。

是中華文化裡的政治智慧，也是作為政治領袖的責任和道德的標準，也可以說是儒家的領袖修養學。

《論語》第一篇是《學而篇》，說什麼是學問，如何做好一個人的內在修養；第二篇《為政》，則是說學問的外用。

為政的精神，政治領袖的本質，不是權力，是教化。

教，是教育；化，是感化。

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政，就是為政者，如何以身作則教化百姓。

孔子身處春秋亂世，似今日香港，官僚只重視權力鬥爭，社會秩序混亂，文化衰敗，人民無法安居樂業。

孔子認為，歷史沒有偶爾，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政的成敗，不在權力，在領袖本人的德行。

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業在事功。再低級那些，霸業也沒有，只是權謀竊國，或是陰謀亂政。

《為政篇》第一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由始至終，孔子認為，為政，管理眾人的工作，權力是沒有用的，只能用德。

政治領袖，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出來外在的行為，才能無懈可擊。像北斗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有一套價值信念。在領袖，以身作則，下邊的人，天下人自然會圍繞你而旋轉。

所以，你自己清廉，不用費勁來打貪。你勤力，不用怕員工偷懶。你不假公濟私，社會上就不會鬼鬼怪怪了。

為政第一信念，就是以身作則。

第二章：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司馬遷總結孔子一生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孔子刪詩書，整理詩三百篇的標準在那裡？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

人不可能沒有思想，只要思想正，不能歪邪。

但為什麼將這個編輯《詩經》的標準，放在《為政篇》，這個領袖學問的範圍內呢？

孔子認為，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就是思想問題。

只要思想正，什麼問題都自然解決了。

孔子告訴我們，為政的人，無論政治領袖或官僚，第一要務，就是思想要正，不能走邪路。

社會紛亂，人民舉家奔逃，就是因為官僚思想出了問題，人民生活不了，走了邪路。

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單靠政治體制，再加以刑法來管理，齊之以刑，想大家不犯法。結果，人的聰明機巧出現，各式專業人士因有需求而提供意見。民免而無恥，大家會爭相走法律罅，走後門，搵人事，鑽漏洞，逃避了法律責任，還會無恥的自鳴得意，「咁犯唔犯法先」，認為你奈不了他何！

但如果用道德來領導，官僚和領袖，以身作則，整個社會都有一套價值觀，不再發錢寒，人人都尊重自己。再齊之以禮，不是用法律，用規矩，大家接受的規矩來教化。人人自動自覺，不會破壞公物，不會偷雞摸狗攞著數，錯了，識得慚愧，有恥且格，只要人民有羞恥心，就達到為政的目的了。

第四章：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出身貧困，三歲喪父，孔母帶他移居山東曲阜闕里。他如何用七十三年時間，成為中國第一聖人呢？這一章記述他一生求學的歷程。

孔子說，我十五歲時，就立志一生做學問，因此，到了三十歲，就能確立自我，知道自己在時代的責任和使命。

進一步鑽研學問，到四十歲，就擁有堅定不移的自信，對人世間的遭遇，起伏高低，不會感到迷惑。

貫徹這個生活方式到五十歲，就清楚宇宙的運作規律，上天賦與我的使命。乘願而來，這個宿願，究竟是什麼？我這時明白了。

累積經驗到六十歲，就明白世間人事的錯綜複雜，不會有什麼違逆不快了。

這樣，到了七十，不是實數，是指生命的終極追求，即使權力大得可以隨心所欲，但我的行為，都不會超出作為一個人的社會規範。

孔子提示了，我們終身學習，最終即使任性而為，完全為所欲為，也不會令身邊的人，造成困擾。

問題來了，《論語》的編輯，為什麼將孔子一生求學的歷程，放在《為政》這章，政治領袖的責任和修養的篇幅內呢？

凡亂世人人都追求權力，以為權力就是為所欲為。

孔子透過他一生的學習經驗，告訴我們，人生的成就，即使可以隨心所欲，但仍不踰矩。

這是整篇《為政篇》的軸心，政治領袖的成敗，並非決定於權力，成敗全因個人的道德。

《為政篇》共二十四章，是領袖學，從政者必讀的中華心法。點出了治亂的原則，為政的修養和責任。無論從政，官僚，企業主管，或家庭生活的處理，都應細讀。

首四章，是為政四大原則，也是香港亂局的根本病灶所在。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一場6.2兆與1.8兆的貿易戰爭，正式開打！美國祭出2000億的關稅脅迫中國不准反擊，但習近平絲毫沒有在理會川普，一樣以600億美元的關稅回敬，已經打到第二輪的中美貿易戰，到底還會怎麼走下去呢？而阿里巴巴的董事長馬雲，竟然宣布要退休了？年僅54歲的他，為何會下如此重大的決定？有人直指，跟現在中國的「私營國有化」有關？不想與「王健一樣的下場」，讓馬雲出此下策？到底貿易戰傷到陸經濟有多深？而貿易戰以外的中美軍武亮劍，雙方實力又存在著哪些差距呢？《風云軍事》獨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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