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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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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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

Wong Wai Man
大陸爆發豬瘟疫。這類疫情，在中國大陸，會蔓延得很快。因為大陸人連地溝油都賣，怎會浪費死豬？

最初出現在東北，幾日間，已經傳到廣東了。

豬肉，是華人主糧食，從南到北，東到西，除了回教教眾，都慣以豬肉配不同食材。所以，這一輪恐慌可以預期。

貿易戰的影響，在民生開始浮現了。

十四億人口，大陸的糧食生產供應，不足以應付需求。

主要都要靠入口。

對付美國對中國貨品的懲罰性關稅，習近平聲稱以牙還牙，但中共手上的「牙」不多，另類報復，靠大陸的官僚刁難絕藝出動了。

對於美國貨，中共的海關都盡力極仔細的檢驗。不是抽樣檢查，是每箱每箱的開箱檢查。

尤其是食物。

任由新鮮變壞，反正排隊，讓美帝見識中國大陸官員的認真嚴謹。

官僚手段在華人世界熟能生巧，但市場仍是有需求。大陸人，面對市場又以靈活走位見稱。

美國豬肉不好買，也引來官僚系統的刁難，那便入口俄羅斯豬肉，以應需求。

俄羅斯豬肉，因年前有瘟疫而禁止進口大陸，今次因應中美貿易戰，不買美國豬肉，便破禁向俄入口豬肉。

對於貿易戰，大陸人的態度一向這樣，不買美國大豆，可以向巴西買，向阿根廷買；不買美國豬肉，難道俄羅斯沒有豬肉？有錢，怎會買不到東西？

今次的「非洲豬瘟」，隨著俄羅斯豬肉進入東北，很快便南下廣東了。

中美的戰爭，由貿易開始，但不是只局限於關稅層面，你罰我的貨品，我罰回你的貨品，奉陪到底這麼簡單。

上周末（24日），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名為「中國的海外統戰工作」報告，確認董建華為共諜，在美國搞統戰工作。

對香港人來說，這其實不是新聞。老董搞這麼多的基金會、智庫，難道只是聯誼感情麼？不過，經由美國國會出報告，點名老董那些什麼「中美交流基金會」的活動，實屬罕見的。

那些為老董奔走的一大堆香港名流，開始想想自己的處境了。何志平仍在紐約拘留，尚算安全；像黃桂芬這樣下場的，幫共產黨做事的人，應聽過不少吧！

老董身邊，那一大群有頭有面的人，本身衣食豐足，兒孫齊整的，為什麼仍走這樣的渾水？

這種聯繫海外華人勢力，配合強國崛起，影響世界的，還有惡名昭著的「孔子學院」。

老董的基金會、智庫，向一般人派錢。所以你見到那些反共幾十年，未到九七，急急移民的名人，近年都一百八十度晚年親共，大讚習主席和黨中央。因為親共有著數，華人晚年一般又貪錢。

孔子學院派錢的對象，是大陸留學生和學者。

孔子學院和孔子無關，就像「日本財務」和日本無關，「巴黎毛冷」和巴黎無關一樣。但孔子的名稱好用，因為劉曉波，北京自己搞了個孔子和平獎，對沖諾貝爾和平獎。

「孔子學院」最初騙了外國人，批准他們在大學校內設立，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由大陸留學生申請。

漸漸大學方面發現，這些「孔子學院」不是研究四書五經，也不會研習什麼論語、繫傳。他們派錢給大陸學者，收了錢便用他們的方法盜竊大學同事的研究成果。

特朗普早前說，基本上每一個在美的大陸留學生，都是間諜，原來是基於這份報告作依據。

這些大陸學者學生，有幸去到外國名牌大學，文明社會，面對知識的薰陶，民主自由的吸引，卻寧願收中共錢，為虎作倀！

老董八十多歲，賣了家族公司，拿了三百多億，有子有孫，不安享晚年，卻日夜奔波，為禍香港，為禍人間！

為什麼？

孔子死後，幾位高弟，繼承了孔子的志願，開班授徒，承傳孔門學問和精神。

但每人性格不同，背景各異，雖說都是發揮孔子智慧，但往往演繹不同。

子夏說：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對學生說，大原則不能超出界限，要堅持，不能隨便更改；至於一般的小毛病，人人都有，不要過份苛求了。

子游聽到子夏上課這樣說，便譏諷說：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以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說，子夏咁教學生，做些基本生活需要就OK. 但這些只是末節而已，根本的大道理未教啊，怎麼辦？

他是譏笑子夏沒有教學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

我們留意子游說，基本教育那六個字：洒掃、應對、進退。

表面看，這六個字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它就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生活教育，人格教育。

如何做一個人，先從這六個字做起。

未識字前，先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十歲八歲才學認字，到十八歲，才學大人之學。

將來無論是王侯將相，名商巨賈，販夫走卒，都要生活。

所以，先學做人的知識，培養做一個人，然後再學高深的修養，這便是大學之道。

今日我們只重視功能性的知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鋼琴、小提琴、色士風、各式樂器，三五個學位、碩士MBA，去過天涯海角旅行，住過不同的酒店，吃過各地美食……

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洒掃、應對、進退，小時沒有學，大時學不了。

沒有這些做人的基本，政府出事了，企業出事了，社會出事了，家庭出事了，整個時代都出事了。

共產摧毀了中華文化，中共又摧毀了人的基本價值和人格，所以，大陸無論什麼階層，什麼學歷，有錢沒錢，一概不懂得這幾個生活的基本要求：洒掃、應對、進退。

北京要香港盡快融入大陸，大灣區要模糊香港的存在，曾鈺成要求基本法賦與中聯辦的地位和角色。

你要保留香港的價值？

像陳浩天這樣，說說港獨是沒有用的。

從一個人的基本做起，訓練自己從「洒掃、應對、進退」做起吧！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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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 #豬瘟 #孔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