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請看清楚囉～～～

魔鬼藏在細節中。..... 在同一時段、同樣的天候下，在同一地理區域中，離岸風力發電的發電效率，就是會比陸域風力發電來的優異一大截。

台灣目前總共擁有840.2MW規模已經正式商轉併聯發電的風力發電機組（其中712.2MW為陸域風力機組，128MW為離岸風力機組），目前正在進行施工中的風力機組，光是離岸風電機組，今年的數量就超過805MW規模，預計今年夏季可以有兩座合併規模達557MW。

以今天05/16/2021 晚間10:50PM時段的台灣風力發電即時發電狀態為例。

當時全台灣的風力機組總共發出94.20MW的電力，當時所有風力機組的平均發電效率為11.21%。

但是當我們仔細檢視苗栗縣境內的風力發電機組的實際運轉狀態時，卻可以發現，目前台灣第一座正式商轉併聯發電的離岸風場，上緯海洋竹南離岸風場的僅僅22座離岸風力機組（4MW機組x2再加上6MW機組x20），就發出了41.2MW的電力，平均機組的發電效率達到32.19%，遠遠高於當時段的全台灣風力機組的平均發電效率11.2%。在該時段總共風力發電的94.20MW電力產出當中，就佔了43.7367%的發電量佔比。

那幾乎是22座離岸風力機組發電量等同於超過300座陸域風力機組總發電量的意思呢！

相較之下，同樣位於苗栗縣的沿海海岸線上，陸域風力機組的發電實績相形就遜色不少。我們由北到南一陸域風場所處區域來看看當時段的運轉績效：

崎威崎頂風場發出0.9MW電力，運轉效率13.04%
苗栗竹南風場發出1.0MW電力，運轉效率12.82%
苗栗大鵬風場發出6.5MW電力，運轉效率15.48%
龍威後龍風場發出5.9MW電力，運轉效率13.36%
東鋼龍港風場發出3.1MW電力，運轉效率26.96%
苗栗通苑風場發出3.2MW電力，運轉效率8.18%

再來看一次，同樣位於苗栗縣竟，距離海岸線2~4公里處近海海域的海洋竹南離岸風場在當時段的實績：

海洋竹南風場發出41.2MW電力，運轉效率32.19%

此外，這是 2021-05-17 0100AM 苗栗地區離岸風電 VS. 陸域風電的即時發電狀態。在這個當陸域風力機組普遍使不太上力的時段，離岸風力機組的發電效能優勢，就更加的明顯了。提供大家做進一步的參考。

在2021-05-17 0100AM時段，位於苗栗縣境內的風力各場域發電機組的實際運轉狀態：

當時全台灣的風力機組總共發出133.40MW的電力，當時所有風力機組的平均發電效率為15.88%。

但是當我們仔細檢視苗栗縣境內的風力發電機組的實際運轉狀態時，卻可以發現，目前台灣第一座正式商轉併聯發電的離岸風場，上緯海洋竹南離岸風場的僅僅22座離岸風力機組，就發出了73.7MW的電力，平均機組的發電效率達到57.58%，遠遠高於當時段的全台灣風力機組的平均發電效率15.88%。在該時段總共風力發電的133.40MW電力產出當中，就佔了55.2473%的發電量佔比。

那基本上就是22座離岸風力機組發電量等同於超過台灣目前現有的300多座陸域風力機組總發電量的意思呢！

相較之下，同樣位於苗栗縣的沿海海岸線上，陸域風力機組的發電實績相形就遜色不少。我們由北到南一陸域風場所處區域來看看當時段的運轉績效：

崎威崎頂風場發出0.4MW電力，運轉效率5.8%%
苗栗竹南風場發出0.6MW電力，運轉效率7.69%
苗栗大鵬風場發出6.2MW電力，運轉效率14.76%
龍威後龍風場發出6.8MW電力，運轉效率15.42%
東鋼龍港風場發出1.8MW電力，運轉效率15.65%
苗栗通苑風場發出2.7MW電力，運轉效率6.91%

再來看一次，同樣位於苗栗縣竟，距離海岸線2~4公里處近海海域的海洋竹南離岸風場在當時段的實績：

海洋竹南風場發出73.7MW電力，運轉效率57.58%

其實，當風況良好的季節中，例如每年10月份至隔年的三、四月份，無論離岸風機或是陸域風機，都可以發好發滿，是風力發電的旺季。

但是在每年五至九月份的這段風況微弱或者是普通的傳統風力發電的淡季中，在一般風速達到每秒三公尺的最低啟動風速之後，離岸風力機組的發電效率，就明顯的優於處於同一區域中的陸域風力機組。

此外，離海岸線越遠，風況通常越佳。風力機組裝置容量越大，發電效率越佳。

以目前海洋竹南離岸風場所採用的離岸機組的款式，分別是4MW x2 再加上 6MW x20。

今年正在興建中的離岸風場，除了109.2MW規模的台電離岸一期風場，採用5.2MW級距的風力機組，發電功率應該略等同於海洋竹南的6MW級距機組。其餘的離岸風場所採用的風力機組，基本上都升級到8MW級距的離岸風機了。

根據西門子原廠的計算，安裝在同樣的風場中，其8MW等級離岸風力機組的年發電量，會比前一代6MW級距的離岸風力機組的年發電量，高出20%!

2022年開始的台灣離岸風場，將會出現10MW級距的離岸風力機組。按照西門子原廠的測試數據顯示，10ＭＷ級距的機組的年發電量，又會比8MW級距機組高出達40%之多！

2024年開始的台灣離岸風場，將會跨入到14MW級距的離岸風力機組的天下，西門子原廠的數據指出，14ＭＷ級距機組的年發電量，又將會比其前身11MW級距機組的年發電量高出25%之多！

就是因為這樣微妙的運轉效率差異性，在今年開始，當離岸風力機組逐年大量的加入並網商轉發電之後，台灣風力發電將呈現截然不同的的樣貌。往後的日子中，每年離岸風電都平均以1GW~1.5GW規模的速度，持續的成長，引此，連帶的，台灣的風力發電的發電量以及發電量佔比勢必呈現巨幅的成長。

PS. 目前最新的資料顯示，台灣每發出一度電力，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0.509公斤。因此，只要增加一度再生能源發電（水力、風力、太陽能光電、地熱發電、海洋能發電等等不同型態的再生能源都是）我們就可以幫台灣，以及我們的地球減少0.509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期間也完全不會產生任何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也不會有任何有害廢氣的產生。

此外，高度仰賴國際貿易為經濟主軸的台灣產業界，目前紛紛在各大供應鏈體系的督促下，宣示要逐步達成整格生產營運所需用電，都要轉換成100%以再生能源綠電來供應。而這裡所講的再生能源綠電的定義非常明確的就是風力發電、太陽能光電、地熱發電、海洋能發電等狹義的再生能源發電，有些嚴苛的標準中，甚至連再生能源項目中的水力發電，都不被認可符合「綠電（Green Power）」的標準。（【台積電與華碩敲響警鐘】百家台廠無綠電可用，政府在等什麼？：https://tw.appledaily.com/....../E6GYNFIYAZFCHDVDA5WSIEEK4E）

另一方面，核電會產生輻射污染以及各種放射性輻射廢棄物，在處理上極度困難，動輒需要採用地底深層掩埋的方式，與外部環境隔離貯放上數萬年的時間，一般來說，人類無法保障任何人造物件的安全貯放能撐得過萬年之久，坦白說，人類自有文字歷史紀錄以來的時間，也還沒有超過一萬年，目前可考的，大約都在5千年上下。此外，更重要的是，台灣本身的地質條件很特殊，台灣島本身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以及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擠壓隱沒帶正上方，另外也同時處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之上，終年大小地震不斷，根本不適合發展核電。世界上唯一有類似台灣這樣處於地震不斷的地質條件上興建核電廠的國家，就是日本，而人家在2011年已經發生過311福島核災，至今十年過去了，核災善後情況如何，已經豁了多少核災善後費用，大家心知肚明，就不用提了。

就不用提，核電廠還有高溫廢水排放造成水體以及環境熱汙染的生態負面影響。萬一出事，就像日本福島核災的現況那樣，放射性輻射廢水的處理也是非常棘手難你妥善解決的難題。

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已經不是工業革命之前的17、18世紀農業時代的環境了，在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過度開發，我們在21世紀所面臨到的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問題，讓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用新的視野、新的方式來找出最即時也最適用的解決方案，以便讓我們在整個地球生態環境還來得及被拯救回來的關鍵緊要生死關頭。

目前台灣正在積極地推動各種型態的再生能源發電，但同時，整府也制定了一整套審核機制，與民間的環境保護組織、在地社區、公民團體一起監督、管制再生能源開發不致於影響到重要農地、漁場的完整性。目前光電准許開發的場域，都集中在不利耕種、地層下陷的地帶，或者是農牧設施屋頂，養殖漁業用地的多功能運用等等範疇。至於離岸風電的後續開發，經濟部也剛剛公佈的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的草案，已經展開與漁業族群、環保團體、在地社區、開發商、本土產業供應鏈、相關產業界、學界與政府跨部會單位等等相關領域的滾動式對話、協商與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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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長文但非常值得讀一讀。
#學常識是常識吧

以下是我（張達明）剛在梁振英面書的留言：

梁先生，首先多謝你繼續容許我在你的面書上留言。近日留意到你因為鍾劍華博士所寫的評論文章(https://bit.ly/2MWz1Gk)，已連續向他發出兩封律師信，更於日前正式入稟控告他及立場新聞誹謗，你的舉動令我深感不安。

早前我接受「天下為公 Wolf-Hunting」(https://bit.ly/2NgSWfH ) 的訪問，就你收取UGL合共400萬英磅報酬一事提出質疑及作出評論，就此事你亦曾經於三個月前(即2018年5月18日及21日)向我發出了兩封律師信。我一直沒有回應你的律師信或公開這件事，在這期間我亦沒有合適的機會再就UGL事件作出任何公開評論，雖然我並沒有按照你的要求而撤回有關評論，但你亦沒有再進一步控告我誹謗。

我深感不安是因為我擔心會不會是因為我的沉默而令你認為發法律信這招數奏效，可以令學者噤聲? 當鍾劍華博士無畏無懼地公開反駁你的律師信時，會否因此而令你向他窮追猛打，不惜透過民事訴訟控告他誹謗? 我絕對不希望因為我的沉默而連累鍾劍華博士及立場新聞。

我現在選擇公開事件，向你直言進諫，因為我知道作為法律學者，面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衝擊時，我是責無旁貸。

我仍然未有機會看到相關的訴訟文件，但我看過你的律師在律師行網頁上所公開於2018年8月14日向鍾劍華博士及立場新聞發出的律師信 (https://bit.ly/2wd7AhT; https://bit.ly/2w9AVd4)，我不知道你所獲得的法律意見是什麼，但似乎你並不清楚香港誹謗法律就「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的規定。容許我在此向你清楚解釋，希望你明白之後，可以停止不必要的無理訴訟及節省出律師信的金錢。

以下是終審法院就 鄭經翰及林旭華 對 謝偉俊一案在2000年就「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所頒下的權威案例(https://bit.ly/2NjwGCe)的重要內容：

1. 終審法院清楚強調：

「言論自由（或發表自由）是一項對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極其重要的自由，並獲《基本法》（第27條）給予憲法保證。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則是言論自由的一項最重要元素。

在一個極度重視言論自由並藉憲法保證保障言論自由的社會中，法庭在考慮和推進普通法原則的發展時不應按照狹義處理“公允評論”抗辯：見案例Eastern Express Publisher Ltd v. Mo Man Ching (1999) 2 HKCFAR 264第278頁。法庭應採取寬鬆的方法，以協助全面體現對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

2. 終審法院解釋「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背後的理念在於「保護及促進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均有自由對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作出評論，不管他們的動機為何。」 因為「不受約束地談論公共事務及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士，是針對不負責任的政治權力的基本保障。」

3. 終審法院清楚指出，就「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信念是否誠實，乃是關鍵所在。受到怨恨、敵意、損害他人的意圖、製造爭端的意圖或其他動機（不管是何動機，亦即使它是主要或唯一動機）驅使，本身不會使此項抗辯無效。」

4. 終審法院舉例說，「一名政客或記者真正相信一名部長不值得信任及不適宜擔任部長一職，且亦有事實足以令一名誠實的人持有該看法。該名政客或記者基於私人恩怨（源自過往一次真實或想像中的侮辱）而說出其看法，意圖損害該名部長。」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亦「絕不認同有關法律應容許該名部長獲得補償。」

5. 終審法院亦指出，「公允評論」容許「批評者在譴責其所反對的事情時，無須拐彎抹角，他有權以辛辣的筆觸作出合法的批評。」

6. 故此，即使有關評論是帶有誹謗性，只要是「建基於事實的、是在其讀者可自行判斷其內容是否正確的情況下作出的」，以及「是可由一名誠實的人持有的，不管該人可能如何偏頗及其看法如何誇張或固執」，除非原告人能夠證明被告人並非真正相信其所表達的意見，否則便不會構成誹謗。

7. 雖然普通法的案例傳統上選用了「公允評論」(fair comment)這名稱，但更為準確的法律表述，應該是「真誠評論」 (honest comment)，因為關鍵並不在於該誹謗性評論是否合理或公允，而是在於評論者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表達的評論。

8. 在終審法院所引述的另一英國上議院權威案例Horrocks v. Lowe [1975] AC 135，Diplock 勳爵就評論者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表達的評論有以下的論述:

“In ordinary life it is rare indeed for people to form their beliefs by a process of logical deduction from facts ascertained by a rigorous search for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nd a judicious assessment of its probative value. In greater or in less degree according to their temperaments, their training, their intelligence, they are swayed by prejudice, rely on intuition instead of reasoning, leap to conclusions on inadequate evidence and fail to recognise the cogency of material which might cast doubt on the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s they reach. But despite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mental process by which the belief is arrived at it may still be ‘honest’, that is, a positive belief that the conclusions they have reached are true. The law demands no more.”

此外，終審法院在Eastern Express Publisher Ltd v. Mo Man Ching一案的裁決(https://bit.ly/2Pa2JVN )，亦清楚體現「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的具體應用。該案涉及毛孟靜於香港電台節目「傳媒春秋」說出以下這句話: 「咁但係吓吓人地即嘅係咁倚提到吓你，你都話好唔滿意，話要告你，咁即係好似想嚇人叫人收聲咁喎。」原審法官基於上文下理裁定這句話是針對原告人東方報業集團，並且帶有誹謗性，大致上的意思是，每當有人負面地提及原告人，原告人不單會動輒恐嚇採取法律行動，而且原告人希望藉此令人害怕，以致噤聲 ("was not only that the Plaintiff was prone to threaten legal proceedings whenever it was mentioned, even incidentally, but also that the Plaintiff wanted to frighten people into keeping their mouths shut")。但原審法官仍然基於「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而裁定原訴人敗訴，需要支付被告人的訴訟費，而最後終審法院亦確立原審法官的裁決。

你的律師於2018年8月14日向鍾博士發出的律師信指控他誹謗的一個主要基礎，是你及相關人士當時已經即時公開駁斥其他人就「小桃園飯局」事件對你提出的類似指控，故此你認為鍾博士仍然故意重複這些指控是錯誤及惡意地誹謗你。(“Despite the fact that Mr Leung, other related parties and the Government, had immediately and publicly refuted similar allegations made by others at the time, you deliberately repeatedly those wrongful allegations in your Article.”)

梁先生，恕我直言，似乎你並不明白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法律與內地有別，香港的法律並不是政府或領導人「說了算」，若市民不接受政府或領導人的解釋而繼續提出反對或質疑，便會被抓、被告。香港法律是保障言論及思想自由，市民絕對有權不接受政府或領導人的片面之詞，繼續提出有事實根據的評論及質疑，並不會因此便構成誹謗。

事實上，你發給我的兩封律師信似乎也是同出一轍。你似乎認為只要你不斷重複你過往公開的聲明，片面及選擇性地披露一些資料或引用一些媒體報道，便足以證明我沒有任何理由就你收取UGL合共400萬英磅報酬一事繼續提出質疑及作出評論，否則便是惡意誹謗你，令你受到傷害 (註：你的律師聲稱我的言論令你受到傷害 “Your above assertions have injured Mr Leung”)。事實上，你從未具體回應我於去年五月向你提出的質疑（見 https://bit.ly/2BLoklx ; https://bit.ly/2NmtPbp ），你亦一直拒絕披露相關的文件，亦不願意到立法會作出公開解釋。

我不想在此多費篇幅具體回應你給我的兩封律師信，但我鼓勵市民親自觀看你指控我誹謗你的香港01的公開報導(https://bit.ly/2MEWTOu)及約7分鐘的公開短片(https://bit.ly/2NgSWfH)，我相信市民絕對有能力判斷究竟我的言論是否構成誹謗及是否符合「公允評論」這抗辯理由。根據香港的制度，被告人有權在民事誹謗的訴訟中選擇交由陪審團審理案件，充分展現「公道自在人心」。市民亦可以看看我及其他媒體過往提出而現時仍是公開讓人參閱的相關質疑及報道（例如：https://bit.ly/2BLoklx ; https://bit.ly/2NmtPbp ; https://bit.ly/2N1OH7N; https://ti.me/1ngCgGw; https://bit.ly/2MHWt9Q ; https://bit.ly/2nNU5QW ; https://bit.ly/2L7GEo0）

若你認為我或其他人對你的評論並不公允或不正確，歡迎你公開作出具體回應及提供相關資料。在UGL事件，我亦建議你具體回應我於去年及今年5月向你提出的質疑（見 https://bit.ly/2BLoklx ; https://bit.ly/2NmtPbp ; https://bit.ly/2NgSWfH），最好是到立法會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公開交代相關資料及文件，並接受質詢，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最後，你應該明白，你已經不再是香港的特首，而是貴為國家領導人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在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上指點江山，以避免特區政府為難及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不要再為香港的言論自由設下紅線。我懇請你願意身體力行，落實國家憲法第4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協助國家全面落實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1月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