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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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早晨超長文一讀（讀完可能已經放lunch），對於理解現時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很好的洞見。

[#沈旭暉隨緣家書📖：極長文慎入]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1.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2.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3.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衛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衛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與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著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越來越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1.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鉤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與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著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越來越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2.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青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份「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3.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漫，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鉤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越來越「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4.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5.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與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無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夕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欷歔。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6. Uberization與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衛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角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衛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衛物質世界，去捍衛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7.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分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越來越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如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越來越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恆？

8.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粽」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衛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9.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甚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十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越來越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10.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甚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撃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試想假如十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份，得到越來越紮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侷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物質世代 Vs 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十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 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5日-16日

https://simonshen.blog/2019/07/14/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

[#沈旭暉隨緣家書📖：極長文慎入]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1.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2.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3.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衛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衛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與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著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越來越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1.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鉤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與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著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越來越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2.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青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份「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3.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漫，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鉤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越來越「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4.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5.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與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無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夕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欷歔。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6. Uberization與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衛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角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衛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衛物質世界，去捍衛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7.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分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越來越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如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越來越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恆？

8.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粽」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衛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9.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甚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十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越來越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10.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甚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撃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試想假如十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份，得到越來越紮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侷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物質世代 Vs 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十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 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5日-16日

https://simonshen.blog/2019/07/14/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