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人類學以田野工作作為研究方法的Malinowski指出，不同社會具有當地特有的社會秩序與約束力運作方式與邏輯，必須以方方面面的蒐集當地各種民族誌材料所建構的全貌觀來認識與理解，才能看到當地人如何形塑與體現該文化的世界觀。法律人類學即是從跨文化的視角，關注社會共同體中各種社會規範、秩序與控制的議題。國家制定的法律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事實上，法律制度不只是約束與規範個人行為準則的依據，也是一套維繫社會運作的秩序控制系統。國家法律的制定如何顧及或保障不同族群的權益？我們來透過 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紐約時報中文網 的這篇報導，從台灣原住民狩獵文化議題來思考國家法律與族群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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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來，台灣的原住民狩獵和捕魚活動極少受到干擾。後來，大約四百年前，來自中國大陸、歐洲以及後來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定居者浪潮開始到來，導致頻繁的暴力衝突。最終，原住民被迫削減其狩獵傳統，在文化和語言上被同化，並放棄其土地權。
如今，台灣大約有58萬原住民，約佔絕大部分為漢族的台灣人口的2％。
為了應對長期以來的經濟和社會邊緣化，近幾十年來在這裡出現了原住民權利運動。隨著台灣——北京宣稱為其領土一部分的自治島嶼——日益尋求樹立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獨特身份，這一運動得到了普及。2016年，台灣總統蔡英文正式向島上的原住民道歉，以示百年來他們遭受的「痛苦與不公正待遇」，她是首位這樣做的領導人。
一樁被廣泛報導的與傳統狩獵有關的法院案件，將對原住民權利的呼籲推到聚光燈下。
台灣憲法法庭正在審理一起案件，涉及一名布農男子因使用非法槍枝狩獵受保護的動物而於2015年被判處三年半監禁。Talum Suqluman又名Tama Talum（漢名：王光祿），他說他是在遵循部落習俗，在為慣於吃野味的病中母親狩獵。由於已對判決提出上訴，Talum尚未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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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到了現在，原住民狩獵文化受到一系列複雜的禁忌和儀式的限制。傳統上，只有男人才能打獵。在布農人群中，放屁和打噴嚏是許多可能導致男人取消狩獵的不祥之兆。如果獵人做了噩夢也是如此。
在布農文化中，在春季禁止獵殺雌鹿，因為牠們很可能懷著孕。也不鼓勵獵殺被視為朋友的黑熊。
在其他群體中，例如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狩獵文化同樣受到長期奉行的習俗的限制，這些習俗的核心是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基本平衡。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10413/taiwan-indigenous-hunters/zh-hant/?fbclid=IwAR3Mp-1at9X1Tw49xHKyjjLABmriG0MKYZogk2sgQJG2Sw8w4enoiSYEpb8

地基主

地基主的拜拜早在漳州、泉州就有，金門、澎湖也有，但這些地方都沒有平埔族。

地基主拜拜產生的地點是漢民族開墾荒地，建造房舍時，認爲該地點可能早已住有不知名的亡魂，概用閩南語通稱為「地基主」，必須拜拜，以求不受干擾。

台灣島原本處處是荒地，中國漢族抵達台灣島開墾，就把拜地基主的習俗帶來台灣島，這個習俗跟平埔族無關。漢族初期雖認為台灣島這些不知名的亡魂可能大都是平埔族，但平埔族反而沒有這種信仰習俗。有人說台灣的本省人拜地基主是在拜平埔族的「番仔祖」，像子孫在拜祖先，這是百分之百在鬼扯！

中國人在1621年後才來台灣島開墾，但人數很少，前前後後不到三千人。荷蘭人在1640年用免稅獎勵中國女人來台，1649年就開始課徵中國婦女人頭稅，所以「沒有唐山嬤」的說法是以訛傳訛的不實謠言。

1662年鄭成功攻佔台灣島，仍把軍隊留在大陸打仗，把女眷遷到台灣島。有人認為鄭成功此舉是避免軍隊投降清朝，卻造成台灣島女多男少的局面。直到三藩之亂結束，鄭經把軍隊撤退來台，台灣島上的中國人才又變成男多女少。因此，鄭經曾大量從福建買女人走私到台灣島，賣給鄭軍士兵。但沒多久，鄭經死亡，鄭克塽繼位，不到三年就兵敗澎湖，投降清朝，這時台灣島的中國人有15萬人。

清朝接手統治台灣島，命令鄭成功的官員和軍隊全部解編遣回大陸，台灣島的中國人的人口數遽減，只剩六萬人。男女比例1比0.85，就一個中國的邊疆新墾地，這個男女比例不算失衡。

康熙皇帝大舉開放「良民」移民台灣島，疏解福建的人口壓力，「良民」簡單講就是跟鄭成功無關的人。清朝從來沒有「渡台三限制」，這是日本人伊能嘉矩沒有根據的胡說八道，台灣人被日本人殖民慣了，不加查證也跟著胡說八道。現在還丟人現眼的寫入教科書，公然欺騙下一代，就可以看出那些自稱「台灣史學者」有多麼可恥與墮落。

康熙的開放政策造成台灣島漢族人口暴增，漢族侵奪平埔族土地的事件層出不窮。因爲平埔族男獵女耕，再加上母系社會的習慣，農耕地就由女性繼承。漢人見有機可乘，以娶平埔族女性爲由，奪取土地。

雍正和乾隆皇帝有見於此，五度下令漢人未經官府同意不准娶「番婦」，以確保平埔族土地不被漢族侵奪。最有名的例子是林豐正的祖先林秀俊是開墾板橋的大功臣，但娶擺接社頭目的女兒作三姨太，被抓去北京關了三年。

所以禁娶「番婦」雖無法完全禁絕，但比例大幅降低。清朝來台傳教一輩子的馬偕博士在回憶錄上就提及，他從未見過漢族與平埔族嫁娶的情形。這表示「番漢通婚」少之又少，少到馬偕都沒看到過。

清朝時很多來台開墾的男人雖未在台灣島娶老婆，但大都賺錢回福建廣東娶老婆，再舉家移民台灣島，造成台灣島以福建、廣東的親族鄉里爲核心聚居的村落，也帶來福建、廣東村落之間分類械鬥的惡習，但這也是中國婦女大舉移民台灣島的原因和結果。

從荷蘭人離開台灣島到日本人統治台灣，平埔族人口只從三萬增加到四萬。三萬人口能生育的女人不到五千人，即使全部嫁給漢族，也不可能讓漢族從清朝初年的六萬人增加至馬關條約時的三百萬人。所以沒有唐山嬤的說法是百分之百「鬼扯」！

日本人在1904年普查台灣島人口，發現閩南人的家庭有與原住民聯姻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客家人的家庭雖比例較高，但也只有千分之五，這個比例比現在台灣有外籍配偶的家庭高達8%的比例，相較之下低太多，而且不表示這些千分之一或五的閩南和客家的家庭裡的女人全都是平埔族。更別提1949年二百萬被稱爲「外省人」的中國人移民台灣島，更是跟平埔族不搭嘎的「新的中國台灣人」。

台灣人有平埔族血統的比例等於在1000cc的咖啡加入1cc的牛奶，根本吃不出牛奶味道。台灣人身上的咖啡味道還是99%的中國咖啡，即使想搞台獨，要認爲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也無法否定台灣人99%沒有平埔族血統，99%都是中國人的子孫的客觀事實。

《蘋果》梁啟智：當農曆新年變成「中國年」17/2/21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新年來臨本應是喜慶之時。可惜在今天的中國，就連過年也被政治化。扭開電視，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主持人反覆強調大家是在「過中國年」。把農曆新年稱之為「中國年」，細想之下其實相當不嚴謹。當中的問題，中國官媒不可能不知道。硬要反覆強調，恐怕又是一個效忠先行的政治操作。

為甚麼說「中國年」不是一個嚴謹的說法？首先，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天慶祝新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劃分的56個民族當中，不少都不在同一天慶祝新年。例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就按伊斯蘭曆慶祝節日。曾經有香港親中政治人物聲稱「不認同中國人就勿收利是」，好像忘記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只是漢族才是中國人，他對過年習俗的要求恐怕已有分裂國家之嫌。

中國境內文化多元，如果漢族按農曆曆法過年就稱之為「過中國年」，那麼同屬56個民族當中的俄羅斯族按東正教曆法過聖誕節又該不該稱為「過中國聖誕」？這個表面上荒謬滑稽的說法，後面其實要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中國《憲法》規定「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把農曆新年稱之為「中國年」的說法是否過於抬高漢族，有違國策？

或者有人會問：農曆新年源於中國，和上面說的伊斯蘭或東正教節慶不一樣，不是外來傳入的。那麼西藏的藏曆新年和貴州水族的水曆新年又如何？西藏和貴州總不能稱之為外來傳入吧？他們的新年為何又不算是「中國年」呢？

說起來，如果我們真的要以外來與否為標準，亦會陷入何謂「外來傳入」的定義困難。首先，慶祝新年是世界各地都有的節日，不是中國獨有。按農曆曆法來慶祝新年，則得先問一問這個曆法本身從何而來。原來現在使用得農曆緣於明朝崇禎年的《時憲曆》，本身也是舶來品。在此之前，明朝所用的曆書是元朝的《授時曆》，但因年代久遠而誤差漸大。禮部侍郎徐光啟找來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繙譯哥伯尼、伽利略和克卜勒等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成為中國曆法的藍本。換句話說，所謂「中國年」的日期原來也是通過外來定義而來。

本來中國人自己要怎樣稱謂中國境內慶祝的節日，後面有怎樣的邏輯，外人不必過於介意。不幸的是近年中國出現一個怪現象，連別人過年該怎樣叫也要管一下。事源農曆新年並不只在中國被慶祝，東亞地區以至世界各地都有在同一天慶祝新年的習慣，如何稱呼這個節日就成為政治問題。

早前有韓國網民向谷歌搜尋引擎投訴，說搜尋「農曆新年」的時候會彈出的日期是以「中國新年」為標示。谷歌隨即更正，卻又引來中國網民不滿，紛紛譴責韓國人要盜取中國的文化承傳云云。兩個地方在同一天慶祝新年，慶祝方式不一樣，外國網站採取一個相對中立的說法來描述這個日期是自然不過，但在中國網民眼中卻成了問題。

過中國年是國族主義政治工程

中國、韓國和越南等地都在同一天過年，相互之間也有文化連結，但我們總不能因為中國人多就硬要別人把這天稱為「中國年」吧。正如很多歐美國家都會慶祝聖誕節，但我們不會因為美國慶祝聖誕節的人數眾多，產出的聖誕節文化內涵最有影響力，就把「美國」冠在聖誕節的前面，稱之為「美國聖誕」吧。

我對「過中國年」的說法感到困惑，是因為農曆新年作為一個文化傳承，本身和國族觀念並不完全對等；中國之外有很多地方過農曆新年，中國之內又有很多地方不過農曆新年。強行把農曆新年稱之為「過中國年」，未免太顯得是個國族主義的政治工程。把文化和政治畫上等號，可以方便為政治提供正當性。國族主義需要敵人，前面說到「韓國施壓谷歌」就成為上佳的政治宣傳題目。

活在香港，當然明白文化和政治相關但不相等。很多香港人對中國文化有感情，卻對中國政治十分警惕。正如一個英國人可以認同有件事情叫「歐洲文化」，甚至認同自己是「歐洲人」，卻又可以在脫歐公投當中投贊成票，本身並無必然衝突。無奈近年中國政府的國族主義政治工程變本加厲，把漢文化、中國身份認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綑綁在一起，為求營造內聚力而無視常識，並且理所當然地向下一代灌輸，實非中國之福。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

雖然各界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受到各種迫害指證歷歷，連中國最喜歡拿出來說嘴的聯合國專家，都已經表示中國秘密囚禁百萬以上的維族人，不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前的新疆工作座談會絲毫不為所動，他強調新疆「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治疆方略「完全正確，必須長期堅持」。現在又有新的研究發現，新疆人還在繼續受到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壓，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最新的爭議。

最新的研究來自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這份關於中國壓迫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報告發現，新疆有數千座清真寺在短短三年內遭到破壞或摧毀，從北京宣傳的24000多座，銳減到15000座，其中有一半以上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清真寺數量來到文革以來最少。

其實這個「宗教中國化」，是習近平在2015年就開始推動的計畫，之後就發生很多宗教迫害的事，像是江西省政府去年下令天主教堂掛五星旗、聖母畫像換成習近平像，新疆喀什的一座清真寺，有一座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門樓，也被強迫蓋上「愛黨愛國」標語，看了都很令人傻眼。

ASPI他們利用衛星圖和搜集大量當地的資料，發現新疆大有約三分之二的清真寺受到影響，一半受保護文化遺址遭到破壞或摧毀，包括可追溯到10世紀的聖殿朝聖古址Ordam mazar還是被完全摧毀。破壞的方式像是拆除尖塔或圓頂等建築特徵，被夷平的大部分還是空地，但有些變成道路和停車場，或是改作農業用途。這些大多是發生在地廣人稀的地方，像是有大量遊客的地區，像是首都烏魯木齊和喀什市，大多數清真寺都被掛鎖或被改作其他用途。

之前中國政府面對外界指控說有再教育營也說是造謠啊，結果到最後還是承認了，只不過換個名稱叫做「教育培訓中心」，而且一度還找外媒去拍攝不是嗎？結果出來的影片都超詭異的，一堆人刻意唱歌跳舞，還說我現在都沒有極端思想了，嚇死人。根本越描越黑。

這次ASPI的報告裡也發現，雖然中國政府說，教培中心的學員已經全部結業，但是新疆當局其實從去年以來一直在擴大各種類型的拘禁設施，認為很有可能許多在押人員並沒有獲釋，而是可能被送進監獄或其他設施。

很多親友被關的海外維族人一直想要尋找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已經回家了，但是發現有些人一度獲釋，但又被判刑關進監獄，也有的被安排去工廠強迫勞動，所以現在也有很多人呼籲不要在新疆設工廠或是使用新疆出口的產品像是棉花。

雖然北京反覆重申不存在所謂的拘留營，也不透露到底被關押的人數有多少。但是ASPI的研究人員找到大約380個疑似拘禁營的地點。最新的衛星圖像顯示，其中至少有61個在2019年7月至今年7月這段時間裡擴大了規模，其中14個仍在擴建中。分成四種安全級別來關押。
我去年在看《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就說，新疆的法院在2017年和2018年總共判處了23萬人監禁或其他懲罰，遠遠超過自治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些被關起來的人到底犯了什麼罪？

很多人因為分裂國家或試圖顛覆政權這種模糊不清的罪名被關，像是新疆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就因為堅持新疆自治，還有要求中國政府正視新疆人的不滿情緒而被判了終身監禁。像我們德國之聲之前找到四名逃出再教育營的人，他們很多都是莫名其妙被捕，然後到了再教育營裡面，再從70幾個跟宗教有關的罪名挑一個。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甚至說新疆有餐廳被有關當局改成喝酒培訓基地。飲酒在伊斯蘭教的戒律當中是不允許的，但是在新疆，不喝酒卻被視為極端主義的一種象徵。為了給不喝酒的人培養出他們喝酒的習慣，改變他們的習俗。海外穆斯林稱，中國當局想借此滅絕少數民族文化習俗。之前他們也曾經報導過，新疆政府在漢族農曆新年期間以「幫助貧困少數民族」為名，向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穆斯林派發豬肉，又要求他們喝酒、跳漢族人舞蹈。當局威脅穆斯林，如拒絕按漢族傳統過春節，就會把他們送入「再教育營」。

這麼誇張的事情，跟新疆同一個族群跟語系的土耳其，之前他們也有出來譴責，土耳其的強人總統厄多安在2009年就曾經譴責中國對維族人進行種族屠殺，因為當時有很多維吾爾人逃亡土耳其避難。不過後來土耳其因為經濟陷入困難，又包了中國一帶一路的工程，說話自然就越來越小聲。目前最大力聲援的反而是法國總統馬克宏在聯合國大會上要求派遣調查團去調查。

每次中國不都說歡迎大家到新疆來看看，那就趕快讓聯合國小組還有媒體記者去調查，大家也應該持續關心。不然就像德國神學家的二戰懺悔文，當他們抓別人的時候，我們都保持沈默，最後當他們來抓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有人站起來為我們說話。你對這個議題還有什麼想法，歡迎和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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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世界都在看」單元錄影時，土耳其執政黨尚未發表聲明批評新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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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是一個小小的漁村及農村時，居住人口較少，未被殖民的香港開埠初期前，有三個族群早在香港生活。
1.香港圍村（圍頭）人，早在唐宋時已開始在香港新界定居，是新界原居民。2.客家人，11世紀時，他們移居華南，17世紀時從廣東山區移居新界。3.蜑家（水上人／漁民）估計是遠古百越族的越人遺裔，和珠三角的漢族同化，早已在香港水域內、外生活、定居、捕魚，是香港最早期的原居民，英語的「Hong Kong」即譯自蜑家話。各族群皆有自己的語言，如圍頭人講圍頭話；水上人講蜑家話；客家人講客家話。其中，圍頭話和蜑家話都是粵語的分支，與當今香港的主要語言廣州話，同屬於粵語，基本相通。由於新界於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前，與九龍、新九龍、紅香爐島（香港島）同屬大清廣東新安縣管理（唐前曾名「寶安」，民國以後復用「寶安」）。「香港」、「新界」並非此地之原有名稱。除此之外，新安縣界域包含今天香港及深圳大部分地區。因此，新界原居民的籍貫順理成章寫作「廣東寶安」，與現在深圳原居民所寫的籍貫相同。客家人有編修族譜的習性，在追本溯源查客家人的姓氏族譜中，可以發現客家人源於漢族，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活動範圍約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間。經語言學家考證，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韻，其社會宗法制度、文化生活習俗、服飾衣著、信仰崇拜、風水迷信等方面類於舊中原。說到水上人，香港開埠以前有多少水上人，至今已很難稽考。一九四九年以前，珠江內河上的漁家都是過「水流柴」的生活，就是到處漂泊；開埠以前的艚船、渡船、鹽船是大船，一般漁船實屬珠海江水流柴一類的小艇。順治十八年 (一六六一年) 八月頒佈「遷海令」，命沿岸居民內遷，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粵沿海居民盡入內地，香港居民無一幸免。直到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正月頒令才容許沿海遷民遷回故土。由此可知，今天的香港水上人應該是康熙頒令後才從珠江三角洲一帶遷來香港。至於鶴佬人，鶴佬原稱福佬 (因「福」字的鶴佬方言發音近似粵語的「鶴」字)，先輩源自福建，其後聚居於粵東，即潮汕、海陸豐 (即汕尾) 和今日的惠洲縣區。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有不少鶴佬人已移居香港，大部分從事捕魚工作，亦有以農為業。現今除了一些由鶴佬人興建的廟宇外，其歷史遺跡留下不多。最容易讓人想起的，就是九龍城的福佬村道和長洲的學佬巷，而長洲的太平清醮也是以鶴佬人為主導的祭祀活動。客家嫁娶中的迎親俗，別具情趣。出嫁之日，新娘被打扮一新，與家人 同桌吃“告別餐”。飯後，新娘祭拜祖宗，拜別雙親，站在畫有八封太極圖的“米篩”上“過米篩”，換上新鞋，接著由父兄或長輩將她背上花轎（如今多是轎車），潑上一碗水，意為嫁出去的女兒如同潑出去的水，暗示夫妻要白頭偕老。這時新娘放聲大哭，以示不忘父母養育之恩。舊日，新嫁女都是坐花轎出嫁的，除了花轎，還有其他人員組成的迎親隊伍。迎親隊伍的最前頭，後面跟著媒人轎，樂隊，由兩個小孩坐的燈轎，然後是新娘的坐轎，最後是嫁妝隊，整個隊伍浩浩蕩蕩，引來大批看熱鬧的人群，更增添了熱鬧氣氛。傳說最早時曾有一迎親花轎過未剪綵的新橋，守橋人不讓通過，聰明的新娘下轎對守橋人說：“新人過新橋，百年夫妻萬年橋。”這話感動了守橋人，破格讓迎親花轎通過，後成了習俗，一直流傳下來。海陸豐鶴佬民系（閩南民系）傳統婚禮時，前往迎娶新娘的一個儀式是陸上扒龍船。昔日福佬人在嫁娶時，男家的女性親屬每以「扒龍船」迎親，但原本居於漁船的水上人近年陸續搬到公共屋邨，因已移居陸上，划艇迎親的風俗改由跳「龍船舞」代替。也會在其他喜慶活動如太平清醮、神誕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