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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9 0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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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 漏開發票刑法 在 徐永明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18-05-15 09: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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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肅貪法治 立法別再蹉跎」

    時代力量黨團於今(5/15)早召開「健全肅貪法治 立法別再蹉跎」黨團會後記者會,推出《政府採購法》、《貪污治罪條例》兩個修正草案,並對於本會期將屆,提出延會繼續處理各項法案,不要以臨時會限定議題。

    立委高潞以用說,《政府採購法》是鑑於現行政府採購法就不肖廠商之處罰、追償與禁止參與採購之相關規範,存在規範不全之漏洞,導致出現若干廠商在出現嚴重違法行為後,仍能不斷取得政府高額標案之荒謬結果,不僅有損公共採購與工程的品質,更深刻傷害政府採購程序之公正性與廉潔性,為強化政府採購之公正、廉潔與品質,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方面確保外部評選委員之獨立性,一方面加重違約之處罰、命廠商負責人負連帶清償責任,並設計「防賄條款」與「三振條款」,以有效追懲不肖廠商,並禁止其日後參與政府採購。《貪污治罪條例》則是有鑑於我國雖已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負有積極將公約內國法化的義務,但現行反貪腐之形式法規,卻仍存在重大缺漏,導致在許多司法案件中,針對公務員的反貪腐行為,屢屢發生無法定罪科刑的現象,為了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並強化對公務員不法貪腐行為的事先抑制與事後處罰,時代力量版本增設「不法餽贈罪」,意即對公務員進行與職務行為具有原因關係之賄賂;以及「不法關說罪」,也就是公務員收取賄賂而濫用其影響力進行關說,並提高違反本法而受徒刑執行之假釋門檻。
    此外,這次會期即將結束,時代力量也主動呼籲透過延會方式審查許多尚在審查中的法案,包括《財團法人法》、《醫療法》、《私立學校法》以及《礦業法》等。其中,《私立學校》從2016年第一會期開始時代力量就努力推動,但是到現在都沒有結果,希望私校的弊端能藉由修法解決。至於《財團法人法》已經過一次協商,協商期也將在5月23日到期,這些法案都希望透過延會方式審查。

    關於《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委黃國昌說明,我國作為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的國家,今年三月公布了反貪腐的國家報告,接下來必須接受國際專家的審查。我國反貪腐的法治在過去這麼長時間的實踐結果,會發現非常荒謬的現象:第一,定罪率非常低。去年行政院在施政報告中所揭示貪腐罪定罪率的目標是達到73%,今年公布的反貪腐國家報告中去年的定罪率創下歷史新低,只有62%。第二,我國貪腐案中呈現的情形是訴訟拖延時間極久,超過十年的案子比比皆是且越判越輕。第三,判刑且確定的權貴入監服刑後沒多久先到外役監且很快假釋出獄。整個制度運作下來的結果,清楚呈現我國肅貪法治出現嚴重漏洞。因此,過去這個會期,在司法法制委員會中,時代力量不斷要求司法院與法務部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回應人民司改的期待。然而,法務部長對自己的業務不熟悉、對於主管的法令可以胡扯、對於改革完全無法展現一個法務部長應該有的魄力。不知道在兩年前520就職時提到司法改革獲得現場最大掌聲的蔡英文總統,在今年520要交出什麼樣的成績單。

    黃國昌表示,之前已鄭重呼籲過請蔡總統提出在今年520提出司法改革中間報告,告訴國人提出什麼具體的改革措施。非常令人失望的是,目前為止連要強化淘汰不適任法官與檢察官的法官法修正案都還提不出來。黃國昌質疑,這是新政府司法改革兩年給全台灣人民的交代嗎?

    黃國昌並說明《貪污治罪條例》的三個修正重點:第一、增設不法餽贈罪。在目前公務員貪腐的案子中,最難證明同時也是法院審判時往往形成貪污被告逃生門的,就是有關於賄賂與職務上特定行為的對價關係,因此清楚凸顯出我國目前肅貪法治的不完備。如果參考美國有關於事務官法治分為兩種脈絡,其一是基本受賄款,也就是此次所提出的不法餽贈罪,當公務人員收受賄賂或不正當利益,與職務上特定作為或不作為具有原因關係時就應該成罪,如果進一步提升到因此而導致他為職務上的特定行為或不行為的對價關係時必須加重處罰。問題是,我國目前對於公務人員受賄罪只要求加重款的對價關係,導致對價關係難以證明時成為貪污被告無罪判決的逃生門。因此,過去曾經發生有個女科員收了四千萬被高院改判無罪,以及之前在南部有官員遭受廠商不法招待被判無罪,這一個個案子都在傷害我國人民對司法改革的信心,也嚴重傷害公務體系對廉潔的要求。因此在《貪污治罪條例》的第五條之一,仿造了外國立法例增設不法餽贈罪,這也是過去長時間,刑法學者、檢察官,乃至於法官共同呼籲的修法訴求。最近,不管是台大法律系的林鈺雄老師或者台北地檢署的林達檢察官曾重話提出,立法院看到這麼嚴重的立法疏漏,如果還不趕快積極採取行動的話,難道國會也要成為貪污放縱放的共放嗎?

    第二,增設不法關說罪,也就是公務人員為了影響其他公務員的行使或不行使,而收受特定賄賂,針對這種不法關說的行為,不管在美國、日本、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中,都有相同的立法例,但在我國長久以來進行違法關說收受賄賂竟都無法科以適當刑責,因此此次修法增設了不法關說罪。

    第三,是改正有權有勢的人進監獄系統後可享受其他受刑人沒有的寬典,沒關多久就釋放的荒謬現象。因此,此次修正案針對貪汙犯提高假釋門檻,違反本法受徒刑之執行的假釋門檻從二分之一提升為三分之二,如果是累犯則從三分之二提升為四分之三。

    《政府採購法》與《貪污治罪條例》兩者相關的原因是,桃園敬鵬大火讓寶貴消防弟兄不幸犧牲殉職後,內政部消防署告訴大家「我們沒有錢讓弟兄有基本配備」,現實是過去消防署浪費好幾億的預算添購前消防署長介入貪污的採購案中,造成國家巨大損失,結果這些案件在監察院都已清楚認定後,消防署對國家損失可以說是無關緊要,沒有採取具體追償作為,導致當時涉入整個消防署採購弊案的不肖廠商,不僅沒有在該案件中進行賠償,在接下來幾年還繼續在採購系統中取得高達20億的標案。黃國昌質疑,這到底是什麼樣腐敗的制度可以縱容這樣不肖廠商繼續吸取民脂民膏?時代力量強烈主張,政府採購法修正中必須杜絕不肖廠商。因此,第一,針對廠商違約的處罰除了本來的押標金之外,另外科以五倍以下懲罰性的賠償,且要求公司負責人負連帶的清償責任。第二,設計了防賄條款與三振條款,如果涉及賄絡的要求、期約、收受不正當利益而取得標案的話,將禁止廠商參與投標期間從目前的最長一年大幅提升為兩年,因違法導致禁止投標的次數達三次以上的部分設計了三振條款,永久禁止參與政府標案,才可以有效追懲不肖廠商。
    第三,處理深澳電廠爭議時發現,深澳電廠的環差在2015年台電已招標出去,得標的廠商是長期與台電具有緊密利害關係的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泰興當初用限制性招標得標,結果評選委員不是台電官員就是經濟部官員,問題是這種限制性招標在政府採購法規定,外部專家學者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名額,怎麼會在有關於深澳電廠還差案當初招標決定給泰興得標的評選名單中,全都是台電官員和經濟部官員呢?目前台電提出的解釋是,經濟部官員算是外部學者專家不算是台電人員,黃國昌批,這不是笑話嗎?這不是挑戰一般國民的基本智識程度嗎?台電與經濟部所擁有的上下從屬指揮命令關係,竟把經濟部官員當作是外部專家,欺騙社會到這種程度。

    為了避免行政部門繼續透過濫行解釋的方式,此次《政府採購法》修正案明定,所謂外部專家除了機關所屬的人員以外,與機關具有上下指揮監督關係的機關人員也必須全部排除在外。希望此次修法中,不管是對於不肖廠商的責任追究,或者防止在違法行為後還能從政府取得高額標案,乃至外部學者專家的獨立性確保,希望最後都能得到其他黨團委員的支持完成立法。

    立委徐永明說,執政黨團已經放話要開臨時會。時代力量的立場是,如果開臨時會時處理解凍案也要開委員會,雖理解軍改有一個月的冷凍期,可是正常會期無法處理,臨時會又要開委員會,那麼乾脆延會處理。財團法人法、醫療法、私校法都已經出委員會可以處理,呼籲執政黨不要再浮濫的開臨時會。作為執政黨團確實可控制議程,但如果延會可以將其他黨團增列、變更議程的法案、以及在委員會進行中的繼續往下走,這就要用延會處理。此外,520將屆,希望蔡總統的司法改革中間報告能有清楚方向向大眾宣示。

    立委高潞以用補充,2016年齊柏林導演不幸過世時,民間有21萬人連署修正礦業法惡法。然而,修了兩年發現,一直被行政院經濟部王美花次長打回票,從沒看過只要次長提出不同意見、法條就全部保留的情況出現,比如說3月25日蔡總統指示亞泥案要進行三方會談,希望能藉此達成知情同意,高潞以用提出了修正動議47條將三方會談納入條文,這也是依據蔡總統提出三方會談的美意,也就是知情同意前也應有準備程序。整個知情同意權在國際上叫做FPIC,自由與事前情況下讓當事人得到同意與知道所有的開發狀況,如果知情同意權沒有FP這兩個程序那真的是違反整個國際上對於原住民族知情開發的道德。結果,沒想到王美花次長竟說這項條文放進47條依法無據,然而這在原住民基本法就有。不只是知情同意權,環評還有其他相關程序在這兩年的修法幾乎沒有一個是民間共識的版本,而是按照行政院版本,不知道經濟委員會召委、行政院、經濟部與王美花次長達到什麼樣的討論共識,為什麼修出來的版本完全沒有達到民間的要求?既然修法就要修好而不是越修越退步,希望延會時,時代力量重視的礦業法也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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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02 18: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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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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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8分鐘申論||
    主持人、朱主席,蔡主席,各位觀眾,各位鄉親大家好,新年快樂!大家好(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今天是我們總統候選人,在這邊向全國人民來表達我們政見主張,第一階段談到申論,而不是辯論,我必須要說,我們今天參選中華民國總統出任領導人,領導人要做什麼?領導人就是要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讓人民感覺到有希望!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八年,國民黨也執政八年,但是看到他們的執政把台灣帶到今天,叫做兩個八,把台灣打到趴。

    我們要重新找回人民希望,那就是這個國家領導人,他有三個非常重要任務:
    (1)他要對未來國家方向和政策,提出高瞻遠矚的主張和見解。
    (2)他能夠善用資源,公平合理、有效的分配
    (3)他會用人 適才適用,組成大聯合政府替台灣人民服務,解決目前困難,開創未來我們下一代的願景。

    我在幾次的談話當中,特別提到,宋楚瑜將來所組合的執政團隊,將在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下,「國土整體規劃」,以及如何把我們「產業經濟帶起來」,在這兩方向,我要提出我們未來規劃的願景,也就是我剛所說的,總統最重要的,是要提出方向和未來計劃。

    我在上一次已經提到,我們今天在台灣,必須要善用三個非常重要的優勢,我們在地理上的優勢;我們在人文上的優勢,我們是三種文化—中華文化、東洋文化、西洋文化洗禮所孕育出來的內涵;我們是一個華人世界唯一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宋楚瑜當選之後,將從我們整體國土規劃以及經濟發展提出《三叉戟計劃》,這個三叉戟就是海神的trident,真正發揮我們海洋的優勢。

    在整體國土規劃上,我們將把台灣經濟發展分成六大區塊
    ★北北基—台灣的紐約、上海、首爾
    ★桃竹苗—台灣的科技矽谷
    ★中彰投—離大陸最近的口岸確保精密機械及其他優良傳統產業優勢
    ★雲嘉南—精緻農業與創意文化
    ★高屏—南進窗口,屏東發展為東北亞的夏威夷
    ★中央山脈以東及離島(澎湖花東宜蘭)—農業生技、海洋觀光、樂活慢遊、多元文創

    這個「三叉戟計劃」,就是打造北、中、南三個「新加坡」,我們要師法新加坡,它能善用它的地理位置,學習新加坡的長處—(1)廉能(2)效能(3)務實

    開放我們三個非常重要的空港、海港:
    ★台北港、基隆港結合桃園機場,成立「北部自貿區」,著重發展雲端網路跟電子商務、設計類文創產業。
    ★台中港結合清泉崗機場,成立「中部自貿區」,著重發展精密機械、傳統產業。
    ★高雄港聯結小港機場,結合「南星計劃」,成立「南部自貿區」,著重發展綠能產業帶。

    我們將由宋楚瑜所領導的團隊,整合中央部會、整合地方政府。各位鄉親,在過去我們看到了,國民黨不但在內部,部會不成部會,只成部落,中央和地方又不合作。我是唯一一個有紀錄,能夠整合不同單位,我有這個能力!而且我將來帶領的團隊,一定能幫大家,「說到做到」!

    而重點在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在台灣總共135萬家,佔了整體企業97.6%;同時我們就業人口是 866 萬 9 千人,占全國就業人數 78.3%。宋楚瑜執政後將把中小企業的瓶頸,那就是很多人批評中小企業的瓶頸是:「一流的技術、二流的行銷、三流的管理、四流的財務、不入流的企劃」,我們不能夠再在那邊旁觀。

    宋楚瑜執政後,一定會多多協助我們中小企業,不讓他們自生自滅、自求多福。因此未來宋楚瑜朝四個方向來幫助我們中小企業
    (1)提升生產及管理技術
    (2)協助廠家來取得資金
    (3)改進市場通路,協助他們行銷世界
    (4)提升員工素質與擴大勞力來源

    我們在四年內,提升中小企業出口額由1兆5,000億元,增加3,000億元,成為1兆8,000億元。出口額比重由14.62%提升為18%。

    在這個四個上面,我分別有很多很多列舉,今天是網路時代,宋楚瑜的細節很多項目,都會在網路上面一一看到。各位親愛的鄉親,重點是,我們不能讓中小企業自生自滅!中小企業是台灣真正的基礎,是我們的命根子,但這當中的勞資問題,政府要出來,我們要讓中小企業了解,勞工是命根子,我們企業是勞工的衣食父母。只有把勞工、企業、產銷一起大家合作,把事情做好,我們才能把台灣的經濟實力找回來。

    宋楚瑜有這個能力,宋楚瑜有這個經驗,只有把我們中小企業許許多多問題,我們把它去做好,重新組合政府團隊。成為幫他們推銷,而不是只有管外交。讓我們政府整體發揮,成為推動經濟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③號宋楚瑜,說到做到!

    ||第二階段公民提問||
    【公民提問一】:請問總統候選人是否同意由國家來推廣上網免費,讓全民皆有速度夠 快的上網品質,解決數位落差的問題,扶植網路產業行銷台灣?

    宋主席:
    我已向鄉親報告,宋楚瑜當選總統後,2030「超韓追星」經濟發展計 劃中,已將上網速度列為重大建設之一。我要將ADSL全面升級為光纖寬頻,四年內上網速度希望達世界前十名。今天台灣則是33名。網路設備要維護保養,不可能免費,但收費可以降低到人人可輕鬆負擔的程度。政府也要重視資訊流通的隱私安全保障。政府可以補貼偏鄉學校學生,補貼偏遠地區居民。
    另外,政府本身作業就要全面條碼化、無紙化、網路化、雲端化、行動通訊化。政府如果不能跟得上時代,就會變成效率的瓶頸。扶植網路產業是必然的趨勢,台灣必須用網路與世界連結,金流、物流、資訊流,都要接上工業4.0的腳步,否則就會遠遠的被拋在後面。像銀行公會阻擋「第三方支付」十幾年,使得本來比大陸早發展的台灣電子商務,現在遠遠落在大陸後面,這種事宋楚瑜執政不允許再發生。
    我這次選舉,就在實驗全面化網路作業,我的工作人員都在LINE上群組討論,我的某些競選廣告與配樂是在彰化、高雄、台中等地作業的,動畫是在紐約的台灣留學生製作,然後在台北的辦公室裡整合。

    【公民提問二】:司法是正義的最後防線,台灣的司法給予法官非常大自由心證的空間,再加上法官終身職的保障促使法官有恃無恐,請問總統候選人有改革司法的對策,讓人民感受有被保護、正義可以伸張?

    宋主席: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防線,台灣的司法給予法官非常大自由心證的空間,再加上法官終身職的保障促使法官有恃無恐,請問總統候選人有改革司法的對策,讓人民感受有被保護、正義可以伸張?

    司法改革有兩個重要的基本面要注意。那就是它必須由總統就五院的高度,去注意這個問題,它不只有司法院要負責任,也不是行政院底下的法務部有問題。監察院的陳情案裡面,超過五成以上是針對司法不公在陳情。 再說,人民對監察院也感到很無力,被判有罪的檢察總長,在監察院彈劾兩次都沒辦法通過。立法院立的法,如果不周延、不可行,也要負責任。因此,五院都要由總統的高度來為大家解決司法改革的問題。我當選之後,我會善盡職責,來協調五院,重視這個問題。

    全國一盤棋,我們看到司法改革,擴大參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不能每次司法改革會議,只由法官、律師跟學者,一定要擴大參與。所以,司法改革一定要注意兩件事情:第一,這是國家、總統高度的問題。由總統根據憲法的規定來協調五院,來做好這件事情。
    我主張推動人民的陪審制,而不是現在半調子的觀審制。我也覺得包括我們司法院對於法官的養成,檢察官的訓練培養, 甚至挑選,應該要善盡職責。否則,我們看到法院作出不符合事實與人民期待的裁定。因此,我們才會看到頂新的案子。我們讓人民也可以參與,同時上下法院法官的判決南轅北轍,我們也可以避免。

    【公民提問三】: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超過100%,國家負債日益嚴重,請問總統候選人如何解決國人每人平均背負超過100萬元國債的財政困境、以及18%存廢問題?
    宋主席:
    ●國家負債嚴重,並不全是軍公教人員造成的,而是領導人常常亂花錢,苗栗之所以破產是因為借債去放煙火,不是去付18趴。宋楚瑜執政之後不會讓這種事情再發生。

    早年退休的軍公教,當時他們的薪水一個月只有幾千塊,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不要去汙名化他們叫他們米蟲,對這問題要好好的仔細去清算。宋楚瑜認為過去我們的總統、執政當局忽視了這個問題,我自信只有宋楚瑜當總統我會認真耐心去為軍公教人員好好解決。不是去有能力務實來處理。退休金不是要去讓他們吃香喝辣,替代率要訂定天花板,但是對於低收入戶的公務人員,也要替他們訂一個地板。要在這個當中去調和,量入為出國家財政情況。

    ●對於國債,我有幾個重要概念::
    1. 通過《財政紀律法》,約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非必要支出。
    2. 每年舉債成長率必須低於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一以上,以逐年降低公債佔GDP的比率
    3. 修正《預算法》。
    4. 修正《公共債務法》。
    把這些缺口去擋了之後,認真讓有經驗的人去處理,肯負責的人去處理,這個事情才能夠解決。

    【公民提問四】:貨幣政策長期失衡讓台灣陷入結構性經濟困境,而多重政策任務則是讓中央銀行失去應有的獨立與政策長期失衡的主因。請問三位總統候選人,是否願意支持改革建立一個更透明獨立的中央銀行運作機制?

    宋主席:提問人,您剛剛提問的問題或許是一個過度簡化的問題,台灣經濟陷入結構性經濟困境,這不全然都是中央銀行的問題。台灣很小,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沒有美國大;而且台灣進出口相當平衡,為了出口來打低新台幣,馬上原料價格就上漲,維持穩定才是比較好的方法。

    我追隨蔣經國先生,他接見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的學者。我在旁邊做翻譯,我只聽過蔣經國先生說一句話,那就是做一個國家領導人,他不僅要注意經濟發展,他更要注意物價的穩定還有人民生活的安定。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央銀行透明獨立是應該的,但台灣不是美國,美國它聯準會的影響力是沒有那麼大的。

    台灣經濟陷入了目前經濟困境,主要原因是政治掛帥。
    該要西進時候不西進,該去南進時候不南進。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未來開發中成長的市場,才是我們最大利潤所在。基本上,經濟應該想辦法解決我們未來的時機和相關。這就是我對朱主席曾經提的「三弓四箭」。你除了有弓有箭,你還要有射手。這個射手還要會看風向,如果不會看風向,亂射的話一定是不準的,而且還把箭射得完全掉在那裡,也許還傷了你自己。有一個好的射手,他還會草船借箭,那就是我們應該好好重視這整體問題,彭總裁做得不錯,我們應該給他一些鼓勵,給他一些加油。

    【公民提問五】:勞基法實行多年卻未完全具體落實,尤其是中小企業,有些聘僱的勞工根本沒勞健保,這些勞工都是弱勢,現行法令已無法有效遏止,請問總統候選人有何改善對策?

    宋主席:
    這題的一個重要時弊就是派遣工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制度。許多單位,包括政府和銀行,大量使用派遣工,結果派遣公司用低工資標到,再回頭苛扣勞工勞健保及管銷費用,形成雙重壓榨。我做總統後,會先檢討整個派遣制度的現況,而且就從政府部門與公營事業改起。政府不可以帶頭鑽法律漏洞。

    其次,各地黑工問題,也要好好查緝,我們現在勞基法設計時是管理工廠勞工的時代,但是時代變了,現在還用這種思維去處理會有很大問題,企業跟勞工不是對立的,企業是勞工的衣食父母,勞工是企業的命根子,是夥伴關係,而不是對立。政府要制定好適當的遊戲規則,負責做仲裁,我不能把企業當做政府社會福利的提款機,也不能再縱容血汗工廠壓榨勞工。因此,對於弱勢勞工的照顧,當選之後,我會對於勞工付不出學貸、勞健保問題,月薪不到兩萬塊的五十三萬人,全額補助,讓他們子弟可以受到公平教育,這是我未來施政重點。

    ||第三輪交叉詰問||
    【朱主席提問一】:美豬問題

    宋主席:
    謝謝朱主席,我在其他場合已經談過了,對於瘦肉精,會影響到我們國人的健康問題,是全民最關心的食安問題,宋楚瑜執政後,不會容忍任何在食安上的問題輕作任何讓步,和讓這些黑心、或有問題的食品再進到台灣市場。這是我非常堅定而明確的主張。

    但這問題上面,牽涉到我們所關心的,這會不會是美國給我們的壓力?讓我們將來在加入TPP會有一些影響?我必須引用美國駐台協會代表,他也向我們提醒過,我們要加入TPP,不純然只是美國人答應後,我們就可以順利過關。因此這問題不全然只是瘦肉精的問題。這就是上次我為什麼用「強烈保留」來說,那就是我在參選的時候,我用的LOGO,一個方的、一個圓的。方的,是我們要有我們的立場,圓的是要圓融去討論事情,而方圓交集起來,就是台灣的形狀。我們為了台灣的利益,我們不能縱容這樣的事情。

    我提出一個見解,在交涉過程當中,我將來會請我們的代表去說,如果將來你們一定要進瘦肉精豬肉到台灣,你們能不能同意,台灣把它製成美國人最喜歡吃的jerky豬肉乾?
    我們再回送到美國去,好不好?如果他們同意,我們也是一個辦法。因為如果連他們自己都不願意接受,那就表示,這是有問題的。你們先吃吃看,吃吃看以後,證明這是安全的,我們再來做,也不遲吧。

    但問題真正關鍵在食安,台灣看到頂新食安問題產生很大憂慮,我們這些好的豬肉,我們一年真正需要的豬油超過六萬噸,但是我們台糖只能產五千噸,這就是很大的差距。那就是要從量上面、從源頭上面,幫我們去解決。歐洲有好多很好的豬油、豬肉,為什麼我們不把它進口?所以開源節流,做管制,積極去推動這事情,宋楚瑜沒有財團的包袱,一定願意做這些事情!

    【宋主席提問一】:
    近十年來,兩岸交流中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雖然民進黨始終質疑台灣的經貿向中國大陸傾斜,但是務實地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台灣的經貿不可能自外於大陸。

    兩岸的政治制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這也造成在兩岸經貿往來中,確實產生了兩大問題,(1)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權益能不能確保。(2)兩岸交流的經貿紅利,會部會被少數買辦所壟斷。

    請問朱主席、蔡主席,您們是否同意宣示,在您主政下的政府包括政黨,特別是負責兩岸事務的官員及黨職人員,其三等親內之親戚及重要幕僚,不會假公濟私?再請教兩位主席,您們如何保護台商在大陸經商,不需要依附特定買辦,更不會受到不公平地待遇?

    【蔡主席提問一】:賄選風氣問題

    宋主席:
    這個問題點出台灣今天走向一個真正民主當中所發生一個很大問題,那就是金錢介入選舉。過去民進黨總是認為國民黨有黨產,因此,有錢能去做金錢上遊戲,用錢去換權。我們也看到民進黨走過非常艱辛的過程,如今民進黨也變成有產階級。蔡主席,您看看您在這次的選舉中有好多小豬,都已經有好幾億,還不夠,還要繼續來加碼。

    這就說明今天台灣的選舉為什麼讓能幹有能力的人老是出不了頭。他沒有政黨奧援,沒有金錢資助。我們看到台灣的選舉,真正的問題不是又看到他們兩個又在吵來吵去。你指著我,我指著你,而是今天台灣要真正把台灣的民族重新昇華和進步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要通過一個選舉公平法。就是不能再讓財團用錢來買權,然後用權再來換錢,這才是真正民主未來的方向。因此,將來選舉公平法,不只要制止這些用金錢賄選的事情,更要制止這些做假民調的人。嚴格講起來,如果讓這些假民調誤導我們台灣的民眾,諸位看到西方的制度,引進到我們台灣,這些辛苦的過程有很多的差池。

    我們與其去抱怨過去,不如要能看到未來。國民黨必須要把黨產問題向國民做個交代,特別有很多日產(當年日本政府戰敗,在台灣留下很多資產都由國民黨接收),那是國產,必須要歸還給人民。但是蔡主席,我必須說,民進黨現在的競選經費,絕對比宋楚瑜大大有餘,現在到處看到你們的看板,到處看到你們的造勢。嚴格說起來,宋楚瑜比較吃力,但是我不需要抱怨因為我也走過以前的那個時代。那時我在國民黨的時候,民進黨也向我抱怨過 。所以我也不能說我對過去的事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要放下過去的恩恩怨怨,你們兩個不要再吵了。我們好好的從制度上面,找回台灣人對民主的信任,把真正選賢與能的風氣做好。與其談「賄選」,還不如談「會做」。

    【朱主席提問二】:對於基本工資,以及維護勞工基本生活尊嚴需要的基本工資有何看法?

    宋主席答:聽到他們兩位講的話,好像我們選舉就是變成基本工資叫賣場,大家在喊價,我們必須要了解一點,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到底是甚麼,剛剛蔡主席也講過,全世界沒有國家可以用加薪就可以堆動經濟發展,我們乾脆天就訂下基本工資一個月五十萬不是更好?今天政府不能夠把新資低的責任全部推給企業界,不能夠把社會福利變成提款機,政府有政府的責任,企業有企業的責任。政府責任是在政策上擴大內需,政策上面如改善經濟體質,最重意的擴充經濟和貿易上的發展,這是政府政策層面上應該做的。而不是強迫我們的企業界要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到我們的勞工,月薪兩萬塊以下的五十三萬人,約薪三萬塊不到的一百八十多萬人,在這樣情況之下,連基本的生活都不能過。從政府層面來講,這是我從蔣經國先生那裡學到的,對於貧窮的基層勞工社會福利部分,政府、一部分由政府幫企業界處裡,經濟發展不好,難道政府沒責任嗎?

    我們跟勞、資的關係要好好去調,而不要全然僅用調薪的辦法。最近大陸上面也產生同樣的問題,提高工資是人民的要求,但相對的經濟上也受到很大影響。把世界工廠的機會轉到台灣,讓我們好好搶這個機會,提升我們的工資。

    【宋主席提問二】:
    蔡主席,當民進黨越來越國民黨化,變成了有產階級,您可知道,民進黨離本土已經越來越遠?朱主席,當淡水阿嬤勸進您要出來參選時,您可知道有多少的國民黨從政黨員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選前之夜會不會有淡水阿嬤突然冒出來?

    今天我再一次以上次辯論時自由時報鄒景雯女士的提問,再來請教兩位主席,因為上次辯論時,您們兩位都沒有面對問題回答!您們都提出了許多願景,
    也都提出了許多華麗的政策支票,就像貴黨之前當選的總統各自執政了八年,但是勝選卻不能勝任,以四年為期,您們如何保證能夠兌現,證明不會成為總統2.0?

    【蔡主席提問二】:黨產問題

    宋主席答:我這次參選感受最深的就是沒有包袱,我們有黨產的包袱、沒有執政的包袱,我沒有那些大老恩恩怨怨還要繼續跟他們吵架的包袱,我放下了!坦白講,我完全同意在選舉之後,國民黨必須對過去黨產問題向人民有一個交代,特別是還有日產問題,那是國產,必須要還給人民。
    我隨便講一件事情,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是在我任內時大家都詬病,說你怎麼可以侵占國家財產,那時候還是陳水扁當市長,那時候經過協調,就乾脆把它買下來。但是國民黨買下來之後,土地使用規則又變掉了。
    蔡主席,你也有黨產、我也有黨產,你曉得嗎?國民黨有的是金錢上的黨產,民進黨有的是黨先進當年為基層民眾發聲,為台灣民主本土化努力的精神,但是你們好像不太重視。國民黨黨產最好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讓平均地權、主權在民、天下為公的做法,國民黨你們丟了之後,我很願意把它變成親民黨的黨產,這個黨產是無形的黨產。李白有首詩:千金散盡還復來。金錢不重要,但是真正政黨的基本主張,真正能傳之久遠。親民黨是理性中道真正優質的,把人民的小事當成政府的大事,我們願意把這兩個對立的政黨找回來,因為那才是民眾真正在乎的價值。民主的價值是我們應該珍惜的。

    ||結論||
    主持人,蔡主席、朱主席,各位親愛的鄉親,站在這邊,聽到他們兩位總統候選人的談話,內心有無限的感慨。剛剛蔡主席特別提到,台灣走出戒嚴的那段時期,我是身歷其境的人。我這一生在台灣從政超過四十年的人,可用八個字來形容:「走出戒嚴,走向民主」。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可以說付出很多,我不為個人的毀譽,也不計個人的利害。我們今天台灣有總統的直選,還可以把萬年國會終止,讓全民可以選我們自己的國會議員。更重要的,把台灣刑法一百條廢止(應為修正)以後,台灣終於不可以再用所謂的意識形態去抓人,這就是終止政治犯。(使得彭明敏教授,也是我大學的老師等人,因此,可以從海外返回台灣,在這過程我不但參與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走出戒嚴, 走向民主,宋楚瑜曾經奮鬥過。蔡主席剛剛談到,齊柏林先生所看見台灣,在直升飛機上面看台灣,看到台灣千瘡百孔,我坐過直升飛機三百多趟,我不僅看見台灣大好的河川,更重要的,我也看到以下這些事情需要去做,我在過去這十六年以來,不只是看到台灣土地、國土的千瘡百孔,我更看到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千瘡百孔, 需要好好的拿出魄力,放下包袱,好好的為人民來服務。

    蔡主席剛剛特別提到,每當要團結的時候,國民黨也說要團結,民進黨也說要團結,團結的藍軍對付團結的綠軍打成一團。為什麼老是要大家團結,因為大家一團心結,簡稱團結。如果我們真正要講的話, 要解開心裡面的那個結,台灣才能真正放下藍綠之爭。我參選省長的時候,最大的障礙是有人說,外省人如果當選省長,會不會出賣台灣。但是今天台灣人一定曉得,台灣才是台灣這個地方的主人。沒有任何人能夠出賣台灣,我們真正要點醒台灣,而不是只有點亮。點亮之前,先點醒我們台灣,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面臨國內的百孔千瘡,面對我們未來要走的路,還有好多這些的升斗小民,那些低收入戶的人,我可以跟你們說,宋楚瑜當選之後,跟您們保證,對您們的生老病死,我立刻可以解決,您家裡出生的孩子, 百分百我幫您照顧,您生病的時候,我會先修改健保法,讓貧病的、孤苦的,七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會在那邊沒有醫療。

    真正講起來,那些貧窮的人, 生病了,政府百分之百的給他們照顧, 但是更重要的,他們希望屍骨埋台灣,或者留在台灣,我也會用中央政府的能力幫他們做靈骨塔,不要讓他們離開台灣。各位親愛的鄉親,台灣是個可愛的地方,這次出來參選,我沒有了最好的助手--陳萬水;我沒有什麼包袱,但是我們看到藍綠還在那裡對決,我們真的應該放下藍綠的對決,重新整合起來,只有宋楚瑜能做得到,那就是我過去的紀錄,可以跟民進黨來改革國會,改革我們的萬年國會,我也可以跟民進黨的縣市長一起共同合作。因為我們雖然有著不同的過去,我們卻有共同的未來。各位敬愛的鄉親,最後幾個字,我可以跟大家說,藍的加綠的還不如讓那個三號,是因為他們一加二還小於三,如何讓這樣的一個選擇,放下藍綠。我願意向諸位說,

    我沒有包袱,我什麼都不缺,我只缺一個權力,什麼權力?在民主政治上,叫作執政權。我有能力、我有經驗,但是我不能執政,我有抱負,卻不能伸展。我已經年過七十,我不放棄對台灣的理想,我們一起共同為台灣的未來打拚,好好找回台灣人的自信光榮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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